王向远

摘要：泰戈尔在关于“东方西方”的思考中，体现了鲜明的“印度本位”意识。为了应对“西方文化”的迫临，他意识到东方各国文化的分散性而提出了“东方文化”整合论，强调：印度具有强大的宗教文化影响力和多文化融合的特性，因而有条件成为东方文化的中心。他还提出了“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这两个对蹠的概念，先是主张两者的融合，进而主张用前者来克服、矫正后者，但他并非一般地反对或否定西方物质文明，而是通过弘扬“东方文化”来强调代表了东方文化的印度文化在道义上的优越，体现出了殖民统治下印度人的一种文化防卫意识。

关键词：东方学；泰戈尔；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I35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7）05-0090-08

“东方学”既是一门研究亚洲的学问，也是一种关于“东方”及“东方西方”问题的思想形态。从东方学即东方学思想史的角度看，印度现代诗人、19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的“东方西方”观及对“东方文化”的思考很有个性和代表性，也较为复杂，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说透。泰戈尔的“东方文化”究竟何所指？“东方文化”与“印度文化”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最初承认西方具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认为“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可以融合，但后来却强调两者的对立，其中矛盾性与逻辑性何在？其东方观与东方文化观的本质是什么？对这些问题都有进一步解析的必要。

一、 “东方文化”的整合论

泰戈尔作为一个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人，面对的是作为殖民者的英国人，但所面对的文化却不只是英国文化，而是英国人所代表的“西方文化”或“西方文明”。与“西方文化”相对，就自然会提出“东方文化”。但是，当泰戈尔把“东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审视的时候，他发现东方各国文化之间存在严重的差异，他在1929年发表的《论合作》的演讲中说道：

如果拿印度教同西亚闪族文明来做比较，那么就会发现许多严重的差异，无论我们注意它们的外部形式或内部实质……由于历史的撞击，有些地方多多少少肯定有交流，但是亚洲精神没有采取一种形式。所以当我们使用“东方文明”这几个字时，我们的目光便投向各自的文化之上。①

他指出：“我们常常说‘东方文化，但是这种文化并不是建立在亚洲各国家精神合作的基础之上的。它的知识是无限的——这种文明‘不是欧洲的，可以这么说，在阿拉伯和中国的学术中间是没有任何一致的——而且二者在许多问题上是对立的。”②也就是说，所谓“东方文化”并不是一个亚洲各国文化统一性的概括称谓，因为东方文化的形成并不是建立在亚洲各国的“精神合作”的基础上的，它的知识是“无限的”，其中内部的差异性很大，正如阿拉伯与中国的差异一样，但东方文化或东方文明，作为西方文明的参照者，却又肯定“不是欧洲的”。

因此，泰戈尔认为，相比于西方文化的“统一的文化”“合作的文化”而言，东方文化是“分散的文化”。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不同的文化形态，是因为“欧洲大陆的各个国家互相靠得很近。它们的自然边界不是不可逾越的，欧洲国家没有被大漠或高山所阻隔。除此之外，在欧洲，所有的国家只信奉一种宗教，而且长期以来这个宗教只有一个中心，即罗马”。但东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印]泰戈尔：《论合作》，见《泰戈尔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05页。。他在《一所东方大学》一文中又指出：“有一段时间，亚洲的伟大国家，每一个伟大国家，必须个别地在比较隔绝的状态下培养自己的文化。”正因为亚洲文化具有不同于欧洲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倘若要以“亚洲欧洲”或“东方西方”的文化两相对蹠，亚洲或东方就必须首先做文化上的整合。对此，泰戈尔写道：

亚洲在处于与欧洲文化合作的地位之前，她必须把她自身的结构建立在她所有的一切不同文化的综合的基础上。她一旦采取这样一种文化立场转向西方，便会以精神上独立自主的自信感觉，并根据自身有利的地位，坚持自己真实的见解，还将向世界展示新的思想远景。否则，她将容许自己珍贵的遗产化为尘埃，并试图以拙笨地、无效地模仿西方来代替……如果全世界最后都成为一个扩大的西方，那么这样一种无限地笨拙地模拟的现代世界将死去，在自己的荒诞下倾覆。③⑥[印]泰戈尔：《诗人的宗教·一所东方大学》，见《泰戈尔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82页；第289页；第292页。

这段话包含着关于“东方西方”的深刻思考。也就是說，在没有“西方”这一方存在之前，“东方”这一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天然的整体，因为东方各国历史文化是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东方各国固然也有着一定的交流，但这种交流远远没有达到西方各民族那样的全面深刻的程度。东方各国，尤其是像印度、阿拉伯、中国这样的文明大国，具有各自独立的文明。如今在面对一个整体的“西方”世界的时候，东方各国必须加以“文化的综合”，否则无以单个地、孤立地面对那个“西方”，就会在与“西方”的不对称中取消自我，而最终会被西方文化所蚕食，变成一个“扩大的西方”的一部分。那样的话，就失去了东方的特性，也失去了各自的民族特性，就意味着自身固有文明的“倾覆”。换言之，要使“东方西方”文明融合起来，必须先将东方各国文明综合起来、整合起来，使相对孤立的、散在的东方各国、东方各民族文化都融入“东方”即东方文化，才能以这样的“东方”去对应“西方”。

东方文化既然实际上是呈分散状态的，要整合它，必然要有一个凝聚者，要围绕一个中心。何者可以成为这个凝聚者和中心呢？在泰戈尔看来，当然非印度莫属。不过，他也意识到，就印度而言，国内众多民族的文化整合本身就颇成问题，因为印度自身就是一个不同民族与种族、不同言语、不同宗教并存的国家，对此泰戈尔承认：“印度不像任何一个欧洲的伟大国家，她们有各自不同的语言文字，印度倒有点像分成有多重语言文字的不同民族的欧洲自身。”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认为：“由于印度存在许多不同的语言文字这一事实，要在印度实现知识界的协调一致，其困难近于不可能”。③同时，印度作为一个国家，政治上历来缺乏统一性，国家观念较为淡漠，政府的行政力相当薄弱。在题为《本国社会》的演讲里，泰戈尔论述了印度传统社会的这些特点，他指出：“在我国，政府同社会没有任何联系。它是在社会之外的。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它做点什么，只有在付出自由的代价以后才能实现。”⑤[印]泰戈尔：《本国社会》，见《泰戈尔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8页；第95页。但是，政府的行政能力薄弱所造成的涣散，又以宗教势力的强大作为补偿。泰戈尔认为：“在我国，国家权力从来没有被认为是最高的财富，它从来没有控制住国内人民的心。对我们来说没有它向来不是致命的匮乏。但是婆罗门的权力——知识、宗教和苦行的权力——向来是社会实际生命的基础。”⑤关于宗教的力量，泰戈尔指出：“印度文化主流分成四股支流——吠陀、往世书、佛教和耆那教。它是印度意识高峰的源泉。”此外还有伊斯兰教等支流。⑥换言之，宗教可以成为印度文化的整合力量。但是，在印度毕竟存在多种宗教，而且有的宗教在信仰和教义与教规上是有矛盾冲突的。对此，泰戈尔便试图以印度教最高神——“梵”加以整合和统一。从根本上说，泰戈尔的世界观是以宗教为中心的世界观，他信仰的最高神就是“梵”。“梵就是梵，它是无限完美的观念。”[印]泰戈尔：《人生的亲证》，宫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88页。追求与“梵”的合一，是人生的根本目的。泰戈尔对“梵”的理解又是开放的、包容的，“梵”不排斥甚至可以包容印度其他教派乃至其他宗教。他看来，“梵”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与灵魂，也是人的精神灵魂之所在，“梵”不但能够整合印度，也能整合东西方文化。“梵”是无限的，是宇宙的灵魂，又存在于无数有限的具体的事物中，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因为“梵”既是印度教的，也是佛教等印度一切宗教的，甚至可以包容其他民族的宗教。于是，在泰戈尔眼里，“梵”就成为印度乃至东方宗教的中心或凝聚点，而具有“梵”性的印度也是东方文明的灵魂中心与凝聚点。他在《一所东方大学》一文中写道：endprint

一切伟大的国家都有充满活力的生活中心。那里保持着高度的学术水平，那里自然而然地吸引人们的心灵。他们在那里感受到欢愉的气氛，能在那里表现自己的价值，为国家的文化提供自己的贡献。因此他们在国土上的祭坛上点燃能把神圣的智慧之光远播的伟大祭火。

雅典就是希腊这样的中心，罗马是意大利的中心，巴黎是今天法国的中心。贝拿勒斯曾经是并依然是我们梵语文化的中心……现在，在我们印度的学术中心，我们必须对所有这些不同的文化——吠陀的、往世书的、耆那教的、伊斯兰教、锡克教的、祆教的——提供同等的学习。还必须加上中国的、日本的，因为，在过去，印度不是孤立在她自己的境界之内。所以，为了学习她是什么样子，她和整个亚洲大陆的关系，这些文化也必须研究。[印]泰戈尔：《诗人的宗教·一所东方大学》，见《泰戈尔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292293页。

泰戈尔强调文化“中心”对文化的价值与作用，而这正是他在印度创办“国际大学”的思想动机，他要在印度建立这样的一个文化中心，不仅仅是研究印度文化的中心，更是东方文化的研究中心。显然“中心”是印度文化，亦即印度所具有的各种宗教。同时，他补充说：“还必须加上中国的、日本的”。而“加上”的中国与日本显然只是延伸的部分，不是中心。国际大学的研究就是要以印度宗教文化为中心，加上东亚的中国和日本，目的是要弄清印度“和整个亚洲大陆的关系”，这似乎就是当时的泰戈尔由重构印度的整体性，到建构“东方”或“亚洲”的整体性的一个思路。作为一个诗人、教育家，他的“印度”与“东方”建构是充满浪漫主义理想的，主要是诗性的；作为一个教育家，他的主要的途径与方式也只能是教育与学术。

二、 印度何以能够成为“东方文化”的“中心”

印度何以能够成为“东方文化”的中心呢？在泰戈尔看来，印度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印度的宗教；二是印度文化的包容性、容忍性、融合性。

关于印度宗教，如上文所说，是印度文化的核心，也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泰戈尔显然意识到了，印度要成为东方文化的中心，不可能是国际政治意义上的，更不可能是国际经济意义上的，而只能是宗教意义上的。从历史上看，在国际政治的意义上说，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印度；在国际经济的意义上说，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印度及其他国家；而在宗教意义上，印度的影响却也远远大于东方其他民族及国家。因此，泰戈尔特别强调佛教的东传对中国文化的意义。1924年他在中国的多场演讲中都强调这一点，例如在济南的一次演讲中，他强调：“中印之间，文化上有一种很深的关系，佛教之传入中国，即为印度文明传入中国之一大关键。”[印]泰戈尔：《在济南各界欢迎会上的露天演讲》，见孙宜学编著：《泰戈尔与中国》，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6页。版本下同。在杭州的演讲中，他又说：“我在灵岩寺飞来峰上，看见两个雕像，就是唐朝时，印度有两个大师，把我国的宗教宣传到中国。我想这两个大师，出来的时候，见到这样的湖山，也感到自然界到处都是一样，但是他们的本意，不是来玩赏湖山，是传导相互的爱，因此印度文化有许多到中国了。如同中国的几个大师，到印度去，也是同样的用意。这点真诚，是永远不会磨灭的。”[印]泰戈尔：《在杭州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讲》，见孙宜学编著：《泰戈尔与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0页。在上海的演讲中说：“印度和中国本来有极深的关系，佛教便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印度将佛教当作一件自己文化的礼品，赠给中国，中国也乐于接受它，便取得了一种牺牲和博爱的精神，作为两国文化互换的机缘。也许，在地理上、人种上的关系说，还有别的国家比中国更为密切，但是在思想的关系上，要算印度与中国最密切了。”[印]泰戈尔：《东方文明的危机——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讲》，见孙宜学编著：《泰戈尔与中国》，第172页。在北京的演讲中，他又说：“我想继续印度以前到中国来的大师所未尽之事业……印度所带给中国的，都是大爱与和平，与西洋之政治商品，完全不同。”[印]泰戈尔：《在北京法源寺的演讲》，见孙宜学编著：《泰戈尔与中国》，第181页。泰戈尔反复强调佛教与中国的关系，强调印度宗教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就是强调印度文化的影响力，强调宗教在文明中的核心位置。不过，泰戈尔也知道，中国的文化不同于印度文化，中国文化本质上属于世俗文化，并不是以宗教为中心的。对于这一点，泰戈尔也有所知晓，但他不表示认同，在中国的一次谈话中他曾明确表示：“有人告诉我，中国不需要宗教，我觉得难以置信。人们总是用自己的狭隘的宗教教派的定义，去判断他们邻居的宗教。我敢肯定，如果我有幸在中国多住一些时日，我就能够理解中国内心深处拨动的心弦。”[印]泰戈尔：《在中国的谈话》，见沈益洪编：《泰戈尔谈中国》，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415页。版本下同。对“中国不需要宗教”这一点，泰戈尔明言“难以置信”。他不相信这一点，是由他的宗教世界观所决定的。在他眼里，中国文化本质上也应该是宗教的，尽管不是“狭隘的宗教教派的定义”的那种宗教。泰戈尔如此强调中国文化的宗教性，至少具有两个意义：第一，中国的宗教是受印度影响的，而在这一点上，印度是处在中心位置的；第二，如果连中国文化这样的以世俗伦理为中心的文化也具有宗教特性，那么整个东方文化都具有了宗教特性。这两点显然都是泰戈尔所要表达的。概言之，只要承认东方文化是以宗教为核心的文化，那么印度文化就是东方文化的中心。这一判断在泰戈尔的著作里虽然并没有明言，但综观他的关于“东方”的言论与思想，这一层意思却是显而易见的。

印度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东方文化”中心的另一个理由，是泰戈尔反复强调印度的另一个特性，就是融合性、容忍性，包括种族、民族的融合与政治的包容，他断言：“印度一开始就容忍这种种族的差别，而且这种容忍精神贯穿于它的全部历史。”而“印度的种姓制度是这种容忍精神的产物”。[印]泰戈尔：《印度的民族主义》，谭仁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61页。他认为，只有从这种融合中才能确认“印度”的身份特征，否则的话，“印度”是什么，印度是何人的印度，就成为难以回答的问题了。泰戈尔在《东方和西方》一文中，就提出了什么是“印度”这一身份的追问。他问道：“我们是幅员辽阔的印度的什么人？这是我们的印度？那个‘我们是谁？孟加拉人？马拉提人？还是旁遮普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又说：“印度是属于我们的，还是你们的？是属于印度教徒的，还是伊斯兰教徒的？别的民族会不会跑到这里来建立霸权？……印度既不属于印度教徒，也不属于伊斯兰教徒或英国人。”因为历史上揭开印度历史新篇章的人是白种的雅利安人，但是，“雅利安人不能说，印度是属于他们的”。泰戈尔从超越民族与种族、超越国家界限的“人类”的视野来给“印度”的身份加以定位，认为印度本来就是多民族、多宗教融合的地方，“在印度，人类的历史将是一部记载着人类丰功伟绩的历史，这部历史将全面展示人类是如何执着地追求尽善尽美的境界的”。他的结论是：“这个印度是全人类的印度”。因此，现代的印度也要接纳侵入印度的英国人，甚至说：“我们哪有权力在不适当的时候把英国人撵走！”“西方已经闯进印度，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抵制西方的侵入，我们只能设法让西方与我们的力量融合在一起。”而且认为，倘若印度人“不与英国人和西方人来往，印度社会是一个不完整的社会”。[印]泰戈尔：《东方和西方》，见《泰戈尔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40148页。在《论东方和西方》一文中，泰戈尔认为接受英国文化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不管我们接受多少西方文化，也绝不可能使我们自己彻底改变。英国文化只可能送来一些思想观点，但不可能送来有利于它的环境。我们可以得到英国的文学，可英国我们如何能弄到手呢？我们可以弄到英国的植物的种子，但总不能将英国的土地也搬到我们国家来吧”。因此，“我们不会成为英国人，但我们会变得强大、进步、充满活力！”[印]泰戈尔：《论东方和西方》，见《泰戈尔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231233页。也就是说，当初作为外来入侵者的雅利安人闯入印度，印度没有赶走他们，却让他们在这里形成了印度的文明；后来穆斯林侵入北印度，印度没有赶走它，让它形成了印度穆斯林社会；再后来蒙古人侵入了印度，印度也没有赶走他们，让他们建立了莫卧儿王朝。现在英国人又来了，情况还是一样，印度人不能赶走他们，只有与他们融合，才能形成現代的印度社会。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激进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看来，简直就是“卖国”的言论了。事实上，泰戈尔因为这样的观点，也曾在国内遭到了激进爱国主义者的攻击。但是，实际上，泰戈尔并不是缺乏民族与国家的立场，恰恰相反，当他强调印度的“融合”特征的时候，他是在强调印度文化上的一个“优势”。在他看来，在东方各国，只有印度具有这样“融合”的历史、融合的现实，因而在文化上具有了兼收并蓄的优势。这样一来，从民族主义立场来看，历史与现实中那一段段屈辱的历史，就被翻转过来，成为一种人类的、多元文化的、超越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的文化融合的历史、文化协调的历史，这反而可以使现在的印度引以为傲。在《本国社会》一文中，泰戈尔这样写道：endprint

于众多中取得团结，于多样性中建立团结——这便是印度内涵的特性。印度不认为差异是对立，不认为外人是敌人。它不想消灭任何人而在一个巨大的体系里给所有的人以地位。它接受一切教派。它能看到每一个教派在各自位置上的伟大。

印度正是有着这样的优点，所以我们不会把任何社会当作是自己的反对者而害怕。由于每一次新的打击最后使我们希望自己发展。印度教徒、佛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不会战死在印度的土地上，他们会在那里找到协调。那种协调不是非印度人的，而特别是印度人的。它的每一部分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但是它的生命、它的灵魂将是印度的。[印]泰戈尔：《本国社会》，见《泰戈尔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97页。

如此，当泰戈尔在宣扬“东方文化”的时候，在凝聚东方精神的时候，这样的富有“融合”性的印度，这样的以宗教文化为核心并富有宗教传播力与影响力的印度，就自然地成为一种可以代表“东方文化”的中心国家，成为一种可以彰显、可以弘扬的文化的“优越感”。

三、 “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从融合到冲突的矛盾与逻辑

我们在阅读泰戈尔作品的时候，在从东方学的视角考察泰戈尔关于“东方西方”思想构造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前后矛盾：在前期，泰戈尔认为东方文化具有相通性，极力宣扬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或印度文化与英国文化的融合，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看到西方的物欲横流、人道沦丧的现实后，他又极力鼓吹“东方的精神文明”与“西方的物质文明”的冲突与相克，最终则主张以东方的精神文明来克服西方的物质文明。

让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泰戈尔这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在《东方和西方》中，泰戈尔表示赞赏拉姆莫罕·罗易从人性论角度出发将印度融入世界的观点，“在不放弃东方文明的前提下接受了西方的文明”；接着他又称赞哲学家辨喜“既不偏袒东方，也不偏袒西方。不左不右，走的是一条中间道路”；还认为孟加拉作家“班吉姆·查特吉之所以伟大，不仅因为他曾写了许多文学作品，更在于他将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功地实现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学交流。东西方文学互相结合的理论从此扎根于孟加拉文学，提高了文学家们的创造能力”。他的结论是：“在现代印度，凡是充分展现人的高尚情操，善于创造新世纪的人，他们都有一种天生的博大情怀，他们生活中看不到东西方互相对立的迹象。东西方之间的结合在他们当中得到充分体现。”[印]泰戈尔：《东方和西方》，见《泰戈尔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44146页。在《水域与陆地》一文中，泰戈尔又谈到了东方西方的相对性。“作为一个完整的真理，哪部分都不能偏废。东与西合不到一起，那么东就不成其为东，西也不成其为西。……承认这两者的结合就是真理。”[印]泰戈尔：《水域与陆地》，见《泰戈尔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45页。在《整体》一文中，泰戈尔从自然（自然世界）与精神的关系谈到了东方与西方的关系。他认为：“正如地球是由东西两半球组成，自然和精神也是同一整体中的两个不同方面。抛弃任何一方都是破坏整体的罪过，并必将因此受到惩罚。”他认为，东方与西方的不同，在于东方过分关注精神领域，西方人过分关注自然领域。东西方都没有达到自然与精神协调统一的“整体”性，因此都正在为此付出代价乃至惩罚。[印]泰戈尔：《整体》，见《泰戈尔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303页。

泰戈尔是从“人类”和“世界”的角度，来论述“东方西方”合璧的必要性。当他强调两者合一的时候，并没有过分强调两者的差异，虽然他看到两者的不同在于“东方过分关注精神领域，西方人过分关注自然领域”，但他还没有认定西方没有精神文明，相反，在前期，他对西方的精神文明做了充分肯定。例如在《旅行之前》一文中，泰戈尔从当时刚发生不久的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中，知道船上的欧洲乘客在死亡面前互助互利，他从中看到了西方人的精神面貌。他认为，那些英勇的表现“不能称之为偶然的或个人的”举动，而是体现了“整个民族”长期积累的“精神力量”。他写道：“在欧洲，我们常常看到，人们为了国家，为了人性，为了爱情和知识，由于心灵的自由冲动而接受了痛苦与死亡。”这是因为他们有着自己的宗教与精神信仰，面对这样的事实，如果有人说“今天欧洲人只是靠着物质力量统治着地球。这话只有没有信仰的人和无神论者才会说。那种统治的基本力量无疑是宗教的，除此之外便不可能是别的什么。”④[印]泰戈尔：《旅行之前》，见《泰戈尔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4244页；第47页。他进而强调：

欧洲的宗教接受了欧洲这种闪耀着痛苦的忠于服务的爱。正是由于这种力量，那里人与人之间有可能容易联合。正是由于这种原因，那里苦行的祭火在燃烧，而生活的一切部门中成百的苦行者用自我犧牲的祭祀正在国家的精神中散发着光辉。用从这严酷的祭火中出来的甘露，工艺、科学、文学、商业和政治才能在欧洲发展。所有这些都不能从工厂的钢铁机器中生产出来。其中有苦行的创造，有苦行的火焰，就是人的精神力量，就是人的宗教力量。④

在这里，泰戈尔虽然用了“苦行”“祭火”等印度色彩的词语对西方的宗教做了自己的理解，但总体上他是对西方宗教所表现出的“人的精神力量”，对于由此而造就的西方的“工艺、科学、文学、商业和政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也就是说，西方不仅有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不仅在从宗教的角度确认西方有精神文明，泰戈尔进而认为西方的“精神文明”还表现为“人的自由的思想”。在《东方社会》一文中，泰戈尔写道：

欧洲与亚洲的主要区别在于，欧洲有人的光荣，亚洲则没有。因此，在亚洲，人们不认为〔人类最〕高尚最伟大，而认为神才是伟大的。欧洲重视劳动的国家中，人们每天都以各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力量。所以，欧洲人从不认为自己渺小，不认为生活是迷梦、世界是幻影……所以在欧洲，国王独裁统治被推翻，爆发反对代表神灵的祭司的起义，自由的思想战胜神父的说教。

在我们东方，每个人都坐在强大自然的脚下，觉得自己无能而渺小。所以，一旦伟人出现，就把他推到人类之外，给予他神的地位……我们的人性中缺乏生命力。[印]泰戈尔：《东方和西方》，见《泰戈尔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79180页。endprint

这里不仅肯定了西方人的自由思想，而且据此认为东方文化中缺乏人的主体性，并做出了反省。

显然，泰戈尔也意识到了，东西方文明有融合的必要，是因为两者有差异。在《社会差别》一文中，泰戈尔写道：“对于东西方之间的种种差异，人们需要认真地去思考、去了解……事实上，文明是绚丽多彩的。各种文明如能扬长避短、互相交融，才能有富于成效的绚丽色彩……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呢？文明人应当无所不知，了解所有的人，与所有的人交流并与他们打成一片。耻笑与蔑视西方文明是印度教徒的偏见，而绝不是印度文明。同样，完全否认东方文明是欧洲人的偏见，而绝不是欧洲文明。”[印]泰戈尔：《社会差别》，见《泰戈尔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132页。强调不能因为有差异就相互嗤笑、藐视和否定。但是，到了后期，泰戈尔对东西方文明差异论强调得多，而很少再提东西方文明合作论、融合论了。例如，在1929年发表的《泰戈尔的政治思想》一文中，泰戈尔强调东西方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差异与对立，他写道：“在印度和中国，社会制度永远是强有力的，而政治制度常常附庸于它……在以社会为主的制度里，国家的生命扩散到各地。在君主制度里，政治的堕落会使国家衰落。最后，国家会灭亡，例如希腊和罗马的衰亡。但是在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的政治变迁中，它长期得到了保护，因为这些国家的灵魂，一直散布在广泛的社会里。”[印]泰戈尔：《泰戈尔的政治思想》，见《泰戈尔全集》中文版，第24卷，第325326页。的确，在印度传统社会里，村社的自我管理功能是强大的，政府行政能力的有限和疲弱是众所周知的，但中国的情况就复杂得多，难以与印度相提并论。但不管怎样，泰戈尔把印度与中国合为一谈，显然是试图以东方社会这一特点，来反衬西方的政府强力统治的模式，他批评说：“今天，我们用自己的努力，准备把社会的全部义务一件一件地交给社会以外的政府手里。我们甚至连自己的社会制度也毫不动摇地用英国法律约束起来……全部思想行为都纳入英国的立宪制度以内。”[印]泰戈尔：《本国社会》，见《泰戈尔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7879页。对此，他表达了强烈的否定态度。

而最终，泰戈尔见出的东西方之间最大的差异，便是“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两者的二元论、对立论，也是他1924年到中国各地来演讲的一个中心主题，既为一些人所赞赏和首肯，也为许多人所诟病。当20世纪初的中国人全面学习西方，特别倾慕西方物质文明、科学文明的时候，泰戈尔却来给西方文明泼冷水，难免不合时宜。但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如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他说道：世人都说我排斥西方物质文明，其实不然，西方的科学值得学习，不应鄙视。但“物质的财富之价值或不如精神的财富之永久，固有轻重永暂之差……东方文明犹如朝阳，西方文明犹如火，同一光也，而其光之本质与力量，迥然不同，此东西文明所以不能相提并论也”[印]泰戈尔：《游北海时对中外人士的演讲》，见孙宜学编著：《泰戈尔与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0页。。然而无论如何解释，把“东方文明”归为“精神文明”，把“西方文明”归为“物质文明”，这样的主张与他前期的主张并不一致。如上文所说，泰戈尔曾承认西方有精神文明，并且还在许多方面高于东方，现在却只承认西方有物质文明。而且，即便东方以拥有自己的“精神文明”而自豪，但东方各国的文明并非都像印度的宗教文化那样是纯精神的，例如中国文化就更多地体现为“物化”，是有物质载体的，中国的造纸、茶叶、陶瓷、丝绸，还有火药、指南针等，都曾传播到了全世界，其实更应当归为物质文明的范畴。而东方的匈奴、蒙古、突厥等游牧民族，本来就是靠战马和大刀驰骋欧亚的，也绝对没有多少“精神文明”。现在看来，就印度文明及印度文明圈而言，其性质似可概括为“精神文明”，但中国等东亚国家就颇为不同了。

说到底，泰戈尔之所以把“东方文明”归为“精神文明”，根本原因是由他的“印度本位”的立场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只有把“东方文明”表述为纯然的“精神文明”，特别是以宗教为基础的精神文明的时候，印度的中心位置才能彰显出来。我们看到，作为诗人，而不是职业的哲学家和学者，泰戈尔的“东方西方”思想在表述上是感受性的、诗意的，往往缺乏界定或定义不甚明确，前后不甚一致甚至矛盾。然而，作为现代印度最有影响的一个发言者，泰戈尔的“东方西方”观是印度人思想意识的体现，也是“印度本位”意识的表现。从这一点上看，泰戈尔为什么强调东方精神文明的优越？这并不是一般所认为的是反西方文明的一种对应策略，实际上，泰戈尔并不是一般地反對西方文明，而是通过标榜“东方文明”来强调代表东方文明的印度传统文明的优越，而强调东西方两种文明的对立与相克，实际上就是表明印度文明的不屈不挠的性质与永恒的价值，表现了印度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一种文化防卫意识。尤其是在东西方融合论的理想遭到破灭之后，在对西方文明的美好期待落空之后，泰戈尔只能强调和弘扬“东方文明”，甚至主张西方物质文明不仅祸害世界与人类，而且必将毁灭它自身，而“东方文明”则能拯救这个物欲横流的混乱世界。这种结论正确与否，至今尚难定论，有待时间的继续检验，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泰戈尔心目中的“东方文化”的特征与特性，其实是难以涵盖整个东方文化的，只能概括以印度宗教文化为中心的一部分东方民族的特征与特性，这与其说是在为东方人代言、为东方文化张目，不如说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印度人的一种“精神胜利法”。在这种主张中，一方面可以让印度文化“代表”东方文化，另一方面可以显示“印度的精神文明”——包括它的虔敬、非暴力、包容、融合等——在道义上远远高于西方殖民者，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补偿。泰戈尔的“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从融合论到冲突论的矛盾与逻辑都在于此。

对于这一层，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辜鸿铭先生在19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做了一针见血的评论与分析，他写道：

说起东方文明，那就意味着神秘和蒙昧的思想，它与其灿烂光辉是同时存在的。印度文明正是如此，波斯文明也正是如此。endprint

在中国文明里，既没有神秘也没有蒙昧可言……如果想要看清中国文明和东方文明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北京这里就要参观一下孔庙，然后再看看相隔不远的喇嘛庙。孔庙外形宏伟，具有古典的朴素特点，这是中国的形象，真正的中国的形象。

喇嘛庙具有蒙昧和神秘的特点，加上那里有许多偶像，有的丑陋不堪，色情下流，这是印度的形象。

实际上，中国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差别，大大超过东方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差别……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的冲突，并不是中国和现代欧洲之间的冲突，而是中国和中世纪的欧洲之间的冲突……泰戈尔先生来到我国，试图使极具东方色彩的印度文明复兴，而这正是我国种种灾难和停滞的原因。人们不应忘记，我们的文明是理性主义与科学相结合的产物，而印度文明则与一切理性主义与科学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深刻对立。辜鸿铭：《泰戈尔与中国人》，见沈益洪编：《泰戈尔谈中国》，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99200页。

尽管泰戈尔将中国文明也包含在他的“东方文明”范畴里，但在辜鸿铭看来，中国的文明实则并不属于泰戈尔所说的“东方文明”，而且恰恰相反，“中国文明”与泰戈尔的“东方文明”在蒙昧与理性、华丽与朴素等许多方面是格格不入的。辜鸿铭的这一见解，对于如何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看待和评价泰戈尔的“东方文明”或“东方文化”概念以及“东方西方”观，是富有启发性的。

Tagores Outlook o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s Well as His Theory of Eastern Cultures：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stern Studies

WANG Xiang-y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In terms of the west and east relations， Tagores stance features strong India-centered awareness. Facing the imminent threa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agore realizes the divergence of east civilization and proposes the “convergence” of east civilization. He argues that as Indian religion is powerful in its cultural influence and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Indian culture is entitled to be the center of east civilization. Besides， he claims that east civilization is oppositional to west civilization and that the former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rectify or conquer the latter， though he used to believe that west and east civilization can be fused. Tagores argument does not deny the advantage of material civilization in the west， but aims to demonstrate the moral advantage of Indian culture through his appraisal of east civilization. Tagores attitude represents his awareness of cultural defense in Indias colonial era.

orientalism；Tagore；east civilization；west civilization；Indian culture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