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华锋

内容摘要：川渝地区保存着一大批唐宋时期的石窟寺，目前的学术研究更多关注石窟寺雕绘完成时的初始面貌，但对重妆等后期活动留下的丰富历史信息重视不足。本文以巴中南龛李思弘妆彩龛像为例，探讨石窟寺重妆现象。综合重妆记、题名及相关遗存，可将李思弘两次重妆的龛像与现存造像一一对应;同时，透过重妆活动，还可进一步揭示出李思弘这样一个唐代下级武官的信仰及其仕途、家族等一系列不同于初始面貌的新内涵。通过这一案例，本文认为，对重妆遗存的专门讨论以及对石窟寺全序列遗存的整体关注，是透过石窟寺研究川渝地区古代信仰及历史等问题的新视角。

关键词：石窟寺;重妆;巴中南龛;李思弘

中图分类号：K87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9）05-0069-06

A Study on the Niches Repainted by Li Sihong

in the Southern Niches of Bazhong

DONG Huaf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A large group of cave temples from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has been preserved in Sichuan， the cave sculptures they contain being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 researchers and historians.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initial state of the caves while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ubsequent renovations made throughout history， includ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caves as they are today. Focusing on the Southern Niches at Bazhong repainted by Li Siho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rtwork extant today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at brought it to this point. By combining these sculptures with repainted inscriptions， titles， and relevant cultural relics， the author not only matches the niches repainted by Li Sihong with other individual extant niches， but also conducts biographical research on the painter that includes information about Li Sihongs faith， official career， and family background. Through this case study，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specified discussion of historical renovations combined with comprehensive awareness of the entire series of niches at Bazhong can provide a new vision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belief and history in Sichuan through the research of cave temples.

Keywords： cave temple; repainted; Southern Niches of Bazhong; Li Sihong

石窟寺是探討中国古代信仰及历史等诸多问题非常重要的一类实物资料。在石窟寺龛像雕刻完成时，造像表面一般都会进行彩绘，即所谓“塑容绘质”“塑绘不分”。这种做法称为“妆{1}銮”，也称妆彩、妆绘、妆画或妆绚。石窟寺龛像的“初始面貌”在雕绘完成时得以确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造像的彩绘会逐渐脱落，则需重新妆銮，即“重妆”，且同一造像往往会被多次重妆。对于被重妆过的龛像，现有研究大多会努力剥除重妆的信息以便研究其“初始面貌”，即便是对重妆少量的关注一般也是以探讨“初始面貌”的年代、定名、沿革等问题为目的的，较少充分剖析这类遗迹本身蕴含的丰富信息者。重妆固然会或多或少地改变造像的“初始面貌”，故而，基于保护文物的理念，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对“初始面貌”的破坏。但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重妆遗迹往往会揭示出不同于“初始面貌”的新面向，值得认真研究。当然，保存至今的重妆遗迹大多不完整或太过简略，客观上也制约了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笔者在调查四川巴中南龛石窟时，注意到其中一批李思弘重妆龛像，保存较完整，内容较丰富，兹以此为例对石窟寺重妆遗存的重要价值试探如下。

一 李思弘在巴中南龛两次重妆的龛像

巴中南龛石窟第77、71龛龛外左壁下方各阴刻有一则重妆记，详细记述了李思弘于唐光启三年（887）和文德元年（888）连续两次对巴中南龛部分龛像进行重妆的总龛数、造像总数量，各龛的题材、造像数量、愿望等信息，且绝大多数被重妆的窟龛壁上都有阴刻题名：李思弘（或其次子“李保寿”）供养（或“报修”“报装”“报粧”“报修装”“修此功德”）。综合重妆记、题名及现存造像情况，兹对李思弘在巴中南龛两次重妆的龛像分析如下。

（一）第一次重妆

根据巴中南龛第77龛外龛左壁下方的题刻，唐光启三年（887）李思弘第一次对巴中南龛进行重妆，此次重妆的龛像为：

敬重装画功德共八龛，计二百五身，同节度十将巴州军事押衙兼都衙都巡李思弘。西方变相一龛七十二身，释迦佛一龛计十二身，千佛子一龛计一百二身，阿弥陀佛一龛计三身，救苦观音菩萨、阿难、迦叶一龛三身，阿弥陀佛、地藏菩萨、观音菩萨一龛共三身。已前功德，乞愿仕宦高迁，男女阖家康健。又观音、地藏一龛共二身，鬼子母一座十身。已前功德，愿男保寿易长易养、聪明……光启三年□□□月二十有一日成就，明季正月十八日斋庆毕……[1]

结合此重妆记中的造像题材、数目等信息，我们将李思弘此次重妆的八龛造像与现存龛像比对如下：

1. “西方变相一龛七十二身”为第78龛[1]121-125

第78龛正壁中部雕一佛二胁侍菩萨，环壁雕四十七尊听法菩萨坐于莲茎承托的莲座上，合计五十身造像，其题材显然是阿弥陀佛五十菩萨（或称阿弥陀佛五十二菩萨），是盛唐时期巴中地区十分流行的西方净土造像[2]，即所谓的西方变相。

该龛内主尊华盖两侧四朵祥云上各坐一佛二菩萨，内龛坛前跪二供养人，龛口雕二力士，外龛左右壁上部各浅浮雕一飞天，若加上龛面雕刻的盘龙、凤鸟等，此龛造像总数可达七十二身。有关重妆记与实际造像总数的微小差异，我们可从同龛内其他时代的重妆记中得到启发：第78龛龛顶清光绪六年（1880）重妆记就说龛内造像总数为“诸佛神像满堂八十余硐”[1]125，也非“七十二身”。可见，造像总数的差异可能是由不同的统计标准造成的，是可以接受的。因此，第78龛的造像题材及数目均与光启三年（887）重妆记中的“西方变相一龛七十二身”一致。而且，第78龛外龛右壁下部有阴刻题名“李思弘供养李保寿供养”。因而，巴中南龛第78龛就是光启三年（887）李思弘重妆的“西方变相一龛七十二身”。

2. “释迦佛一龛计十二身”为第77龛[1]117-120

第77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外龛左右壁上部各浮雕一飞天，造像总数与“十二身”略有差异。但第77龛龛外右壁阴刻题名“李思弘报修装”，可见此龛为李思弘重妆无疑。又，该龛外左壁下方即为光启三年（887）重妆题刻，则其应为此次被重妆的八龛造像之一。由于其余七龛均可确认，故而第77龛即为重妆记中所谓“释迦佛一龛计十二身”。

3.“千佛子一龛计一百二身”为第119龛[1]180

第119龛龛内中部开圆拱形小龛，内雕二坐佛，小龛周围刻九排小坐佛，现存一百余尊，其题材显然是千佛。又，该龛位于第77龛龛外左壁光启三年（887）重妆题刻正上方，则应为此次重妆的窟龛之一。因而，该龛就是重妆记所说的“千佛子一龛计一百二身”。

4. “阿弥陀佛一龛计三身”为第76龛[1]116

第76龛内雕一佛二弟子，共三身像，佛、弟子莲座下有莲茎相连。该龛造像的内容没有准确的题刻说明，造像特征也较简略，但佛、弟子莲座下粗壮的莲茎表明其题材与西方净土有密切关联;龛内造像数目也与“一龛三身”相符;同时，此龛的外龛左壁上部还有阴刻题名“李思弘修此功德”。因此，第76龛即为重妆记中的“阿弥陀佛一龛计三身”。

5.“救苦观音菩萨、阿难、迦叶一龛三身”为第75龛[1]115

第75龛内雕一菩萨二弟子，共三尊像。主尊菩萨像左手下垂提净瓶，右手扬柳枝，是四川唐代常见的观音菩萨形象{1}。右侧弟子为青年形象，左侧弟子为老年形象，這也是常见的阿难、迦叶的造像样式。观音与二弟子的组合在四川地区的唐代造像中也有发现，如广元观音岩第55龛[3]。巴中南龛第75龛与第76龛共用外龛，故而第76龛外龛左壁上部的题名“李思弘修此功德”也为第75龛所共有。综上，第75龛的题材、造像数目、题名均表明其即为李思弘第一次重妆的“救苦观音菩萨、阿难、迦叶一龛三身”。

6. “阿弥陀佛、地藏菩萨、观音菩萨一龛共三身”为第79龛[1]126-127

第79龛内雕一佛一弟子一菩萨三身像。主尊为结禅定印坐佛，左侧弟子为地藏菩萨所常见的形象，右侧菩萨左手下垂提净瓶，右手扬柳枝，为观音菩萨。因而，该龛的题材为阿弥陀佛、地藏、观音。这种造像组合在四川地区唐代造像中也有发现，如天宝元年至乾元元年间（742—758）开凿的广元观音岩第41龛[3]8。又，巴中南龛第79龛正下方有阴刻题名“李思弘报修以上功德”，故此，第79龛即为“阿弥陀佛、地藏菩萨、观音菩萨一龛共三身”。

7.“观音、地藏一龛共二身”为第80龛[1]127

第80龛内雕一菩萨一弟子，共二身像。左侧菩萨左手残，右手下垂提净瓶，应为观音菩萨;右侧弟子装造像为地藏菩萨的常见形象。因此，该龛题材为四川地区唐代常见的观音、地藏组合[4]。又，外龛右壁阴刻题名“李保寿供养”。故而，第80龛即为重妆记所说的“观音、地藏一龛共二身”。

8.“鬼子母一座十身”为第81龛[1]128

第81龛内龛坛上雕鬼子母与九子像一铺，共十身。外龛右壁阴刻“李思弘男保寿供养”。可以肯定，第81龛即为“鬼子母一座十身”。

综上，光启三年（887）李思弘第一次重妆的八龛造像分别为巴中南龛第78、77、119、76、75、79、80、81龛。

（二）第二次重妆

据巴中南龛第71龛龛外左壁下方的题刻可知，唐文德元年（888）李思弘第二次对巴中南龛进行了重妆，此次重妆的龛像为：

敬发心报修妆古迹功德如后：释迦牟尼佛三龛，每龛九身;更释迦牟尼佛一龛二十一身;更救苦菩萨一龛二身;更五如来佛一龛五身;更阿弥陀佛一龛共八身;以上大小六十一身，施金铜香炉一合三斤半。又更鬼子母佛两座，男保寿易长养。右侧弟子同节度十将军事押衙充都押都巡兼{2}殿中侍御史李思弘夫妻，发心报修装前件功德，伏愿自身迁荣，禄位日新，设斋表庆毕。文德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记。绘士布衣张万余，勾押官杨绾书[1]110。

结合重妆记中的造像题材、数目等信息，我们同样可将李思弘第二次重妆的九龛造像与现存龛像做如下比对：

1.“释迦牟尼佛三龛，每龛九身”为第69、71、74龛[1]102-105，108-110，112-114

第69、71、74三龛在崖面上的位置阾近，造像内容相同：内龛坛上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龛口内外两侧雕二天王二力士，共九身像。从第69龛的造像记可知，这一造像组合的题材为“释迦牟尼像一铺”。而且，这三龛内都有李思弘题名：第69龛外龛右壁中部题刻“李思弘报装”，第71龛外龛右壁上方题刻“李思弘报修”，第74龛外龛左壁题刻“李思弘报修”。故，文德元年（888）重妆记中的“释迦牟尼佛三龛，每龛九身”即第69、71、74龛。

2.“释迦牟尼佛一龛二十一身”为第70龛[1]105-107

第70龛内龛坛上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龛壁浮雕天龙八部和二听法人，龛口内外两侧雕二天王二力士。较之“释迦牟尼佛三龛，每龛九身”，此龛在造像布局、样式等方面都十分类似，只是多出天龙八部和二身听法人，若再加坛下的两身狮子，则造像总数则为“二十一身”。又，外龛左壁有题刻“李思弘报修”。故此，第70龛即“释迦牟尼佛一龛二十一身”。

3.“救苦菩萨一龛二身”为第72龛[1]111

第72龛内坛上雕二身立菩萨，左侧菩萨左手扬柳枝右手提净瓶，右侧菩萨左手提净瓶右手扬柳枝，为四川地区流行的双观音题材。而且，外龛右壁阴刻“李思弘报修”。毫无疑问，第72龛即为“救苦菩萨一龛二身”。

4.“五如来佛一龛五身”为第73龛[1]111-112

第73龛内龛雕五身坐佛，且龛外左壁阴刻“李思弘供养”。因而，该龛与“五如来佛一龛五身”完全一致。

5.“阿弥陀佛一龛共八身”为第68龛[1]100-102

第68龛内龛坛上正壁原雕四身像，均已损毁，现存四个头光，龛口内外侧雕二天王二力士，共八身像。外龛右壁阴刻“李思弘供养”。第68龛的上述情况均与“阿弥陀佛一龛共八身”一致。

6.“鬼子母佛两座”为第68龛龛基下部和第74龛外龛右壁中部浮雕造像[1]101，114

第68龛龛基下部浮雕鬼子母一铺十身，鬼子母怀抱一小儿居中而坐，左右侧各坐四身小儿。鬼子母右侧阴刻题名“李保寿供养”。第74龛外龛右壁中部浮雕鬼子母一铺十身，鬼子母居中坐，怀抱一子，左右侧各坐四子。鬼子母右侧阴刻题名“李思弘男保寿”。故而，第68龛龛基下部和第74龛外龛右壁中部的鬼子母像即为所谓的“鬼子母佛两座”。

综上，文德元年（888）李思弘第二次重妆的九龛造像分别为巴中南龛第69、71、74、70、72、73、68龛及第68龛龛基下部和第74龛外龛右壁中部浮雕造像。

（三）李思弘两次重妆龛像的基本特征

光启三年（887）和文德元年（888）李思弘连续两次对巴中南龛部分窟龛进行了成规模的重妆。纵观上述分析，我们对李思弘重妆的龛像形成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第一，从空间分布来看，李思弘两次重妆的龛像均集中成片分布于巴中南龛造像最为密集的崖面正中部[1]14。巴中南龛的神仙坡北段崖面造像分布最为密集，该段造像又以整个石窟群最大的龛——第103龛为中心，而李思弘重妆的17个龛均位于第103龛正下方的崖面上。可见，李思弘的重妆活动是有统一规划的。

第二，李思弘在兩次重妆记中均将所重妆龛像分为两组：一组为李思弘或李思弘夫妻所供养，这组龛像龛壁的题名以李思弘为主，偶尔出现李保寿或李思弘全体家庭成员之名;另外一组特别为李思弘次子李保寿供养，这组造像的题名一般只刻李保寿之名。

第三、李思弘重妆的绝大部分龛的外龛右壁（偶有左壁）会阴刻题名，但两次重妆的题名表述不同：第一次重妆的题名之后一般加“供养”或“修此功德”，少量出现“报修”;而第二次重妆题名之后则一般加“报修”“报装”“报妆”“报修装”，强调“报”的性质，当然也有少量表述为“供养”的。

上述这些特征，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李思弘及其重妆活动，乃至深入探讨石窟寺重妆遗迹的重要价值都是很有帮助的。

二 从重妆龛像看李思弘的信仰、

仕途及家族

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见到的石窟寺重妆龛像，大多是单龛或单次的重妆，资料比较简单;与之相较，李思弘在巴中南龛的重妆是连续的、成规模的，且两次重妆之间存在着若干关联，这使我们得以进一步探索重妆所反映的李思弘这样一个唐代下级武官的信仰、仕途及家族等更为深入的问题。

李思弘重妆的龛像涉及西方净土变、释迦佛、千佛、阿弥陀佛、观音、五佛、地藏、鬼子母等多种题材。这些都是唐代四川地区较常见的题材。从重妆记来看，李思弘的重妆活动有强烈的现实愿望，充满世俗气息，要而言之，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希望自己在仕途上得到升迁，即重妆记中所谓的“仕宦高迁”“自身迁荣”“禄位日新”等;二是希望次子李保寿健康成长，也就是重妆记中的“易长”“易养”“聪明”。虽然这些愿望并非出于纯粹的宗教目的，但其中却蕴含着一些更有价值的信息。

首先，两次重妆反映的李思弘的仕途。光启三年（887）李思弘第一次在巴中南龛进行重妆时，其官衔是“同节度十将巴州军事押衙兼都衙都巡”，而文德元年（888）李思弘第二次重妆时，其官衔已变成了“同节度十将军事押衙充都押都巡兼殿中侍御史”。这表明，光启三年（887）时，李思弘还只是兼带“都衙都巡”之职，而文德元年（888）他就已经实际充任“都衙都巡”这一重要的藩镇将校官职;同时，他还获加“殿中侍御史”这一“从七品下”[5]的宪衔，其地位进一步提升。也就是说，李思弘第一次重妆时所发的愿望“乞愿仕宦高迁”很快就得到了实现;第二次重妆实际上是一种回报，因此，重妆记和题名中才多次出现“报修”“报装”等说法。

其次，两次重妆所见李思弘次子李保寿。如前所述，李思弘两次重妆的龛像均可分为两组，其中一组是专为其次子李保寿重妆的，且龛像的内容以鬼子母为主。所谓“鬼子母”，即诃利帝母。依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31所记载，鬼子母神有五百子，常吞食王舍城中幼儿，后为佛所度化。《法华经·陀罗尼品》记载，此女神与十罗刹女共誓守护法华行者，因其乃四天王之眷属，有大势力，若有疾病、无儿息者，虔敬供养，皆可满愿。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九子母”等因素，至唐代时，鬼子母已经成为祈求子嗣繁衍或母子安康的一种神祇。因而，在两次重妆中，鬼子母都被寄托了守护李思弘次子李保寿“易长”“易养”“聪明”的愿望，而且“李保寿”这一名字本身也寄托着同样的意涵;同时，这也表明，李思弘在巴中重妆龛像时，其次子李保寿尚且年幼，且极为李思弘所珍爱。

但若论李思弘本人，史籍缺载。第77龛外龛右壁阴刻题名“同节度十将李思弘，长男成奴，次男保寿，妻勾氏，五娘：长女、一娘、二娘、三娘、四娘”[1]120明确记载了其家庭成员。《新唐书》卷70载“大牟令思文”出于蜀王房，为“蜀王湛”第八世孙[6]。大牟县为唐武德元年（618）置，属巴州[7]，治今四川省南江县西南。可见，唐代有蜀王房后裔李思文任巴州大牟县令。而李思弘之名与李思文共有一“思”字，且他也活动于巴州一带;另外，光启三年的重妆记称李思弘为“陇西公”，这与李唐皇室“陇西成纪”的郡望也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推断，李思弘应是唐代皇室蜀王房之后裔。

从上述分析来看，在李思弘眼中，重妆与开龛造像在性质和功能上是相同的。重妆记和题名中的“装画功德”“报修装已前功德”“古迹功德”“前件功德”“修此功德”等词语均表明：重妝被认为也是一种“功德”，与开龛造像一样，如李思弘第二次重妆的第69龛，其开元二十八年的造像记中就将自己的造像活动视为“功德”，即所谓的“功德先已”[1]105。重妆之后，功德主同样可以发愿，如前述李思弘第一次重妆后，其“仕宦高迁”的愿望就得到了实现。

对于被李思弘重妆的龛像而言，重妆固然可使“或风雨所侵或尘埃所昧”的佛像“普焕神容”[1]120，但更重要的是，重妆留存下来的信息使我们得以进一步探究李思弘的信仰以及与之关联的仕途、家族等更多深入的历史细节，而这些信息不仅是完全不同于“初始面貌”的，而且是传世典籍中不易见到的。

三 重妆：石窟寺多时代信仰及历史研究的新维度

如前所论，李思弘于光启三年（887）和文德元年（888）连续两次对巴中南龛的17龛造像进行了重妆。这些被重妆的龛像大多开凿于盛唐时期，且尤以开元年间居多，如开元二十八年（740）开凿的第69、71龛，其他龛则开凿于中晚唐时期，如第72、73、75、76、79、81等龛。从现存的造像题记来看，这17龛造像原本是由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愿望在不同时期分别开凿的，相互之间有一定的独立性。对于这些龛，尤其是其中有纪年的龛，学界已有了不少研究成果，但绝大多数是将其置于“初始面貌”的时代，作为探究川北唐代佛教造像题材、样式、发展序列、渊源、信仰等问题的重要标本来进行研究[8]。但在光启三年（887）和文德元年（888）时，这17龛造像被李思弘重新注入了相同的新内涵。换言之，重妆赋予这些原本独立开凿的龛像以内在的关联。

从更长时段来看，对同一龛像而言，其“初始面貌”是确定的、唯一的，但在不同历史时期，却可被多次重妆，其面貌也就被多次塑造，如李思弘重妆的巴中南龛第68、73、77、78龛，均在南宋绍兴年间被再次重妆，且其中的第77、78龛在清光绪年间又被第三次重妆。“初始面貌”及不同时代的重妆活动都会保存下来有关龛像、功德主及其所在时代的一些重要而细致深入的历史信息。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初始面貌”与重妆之间以及不同时代的重妆之间对同一龛像的认识往往会有变化：一方面，对于龛像本身的内容及数量的认识，虽然有时是一致的，但也常常会有所不同。例如李思弘重妆记中称第68龛的尊像为“鬼子母佛”，但南宋绍兴年间重妆时则称其为“圣母像”;李思弘重妆记中认为第70龛为“一龛二十一身”，但嘉庆三年（1798）重妆记却说龛内有“佛菩萨十九尊”。另一方面，不同时代的功德主所发的愿望及其承载的历史信息也各有不同。例如第69龛造像主的愿望是希望亡考妣“罪障消灭，早生净土”，也就是常见的为亡者荐福，第71龛是因为造像主感念自己“屡逢凶贼，得免阽危”而开凿的，目的是希望“见在兄弟、合家长幼，永无灾厄”，但李思弘重妆后，这些龛均期待能实现他“自身迁荣，禄位日新”的愿望;而被李思弘寄予同样愿望的第78龛在绍兴己卯年（1135）被再次重妆时，功德主又希望其母冯氏“增延福寿”。

不同时代对于石窟寺龛像的认识及其承载的历史信息的这种变化，虽然会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扰，但若从历时的眼光来看，这种变化却留给我们丰富的多时代历史信息。因而，石窟寺龛像的文化内涵不仅包括其雕绘完成时的“初始面貌”，还应包含其在不同时代的重妆中不断层累起来的新内容。石窟寺的“初始面貌”固然是重要的研究面向，但不同时代的重妆所蕴含的丰富信息，无疑为我们展现了有别于“初始面貌”的多时段信仰及历史研究的新维度。

四 结 语

通过上述以巴中南龛李思弘重妆龛像为例的讨论，我们认为：石窟寺的后期重妆不能简单理解为对“初始面貌”的破坏，其价值也不仅仅是辅助研究“初始面貌”的年代、定名。在认真整理、研究巴中南龛李思弘重妆龛像之后，我们发现，重妆赋予石窟寺龛像更多新的历史信息，其文化内涵也随之被不断拓展，石窟寺的生命力在不同时期不断延伸下来。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不仅应关注石窟寺龛像的“初始面貌”，还应关注其在不同时代的重妆中留存下来的信息：一方面，过去相当一部分石窟寺调查报告对重妆遗存的调查不完整，研究不足;故而，对于重妆的专门研究，一定程度上是个新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石窟寺多时段、全序列遗存的整体关注会揭示出更为丰富、鲜活的古代社会面貌，是这类文化遗存研究的新思路。因此，可以说重妆遗存是我们透过石窟寺研究川渝地区古代信仰及历史等问题的新视角。

附记：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曹贞协助对部分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特致谢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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