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

摘 要：佛教在公元1世纪传入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龟兹地区。佛教徒根据当地特有地貌，建立了大量崖壁石窟寺，并在窟内留下了璀璨的佛教壁画。随着佛教在龟兹地区的衰微，这些中国最早期的佛教文化产物遭到巨大破坏。然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和早期佛教中心的龟兹地区，在今日依然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文章考察了龟兹地区佛教石窟建筑和壁画的损毁现状，探求保护这一文化遗产的可行途径以及保护意义，并介绍了龟兹地区佛教的历史、文化遗产现状、合理的保护措施，以及其未来的传承意义和相关的经济开发价值。

关键词：佛教;物质文化遗产;石窟寺;壁画

汉代新疆天山以南的龟兹古国（今新疆南部库车县附近）是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地区，历史上曾是西域最繁盛的佛教文化中心。后来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统治后，佛教走向了衰亡，导致此地区的佛教遗迹大多沉寂于大漠之中。但是此地区遗留的佛教建筑石窟寺和寺内的五彩壁画形成该地区的佛教文化特色，不仅反映了当时佛教的修炼形式和弘扬过程，也反映了当时该地区的民俗、民风、日常生活和文化发展。这些石窟建筑和壁画的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对了解中国佛教文化变迁和历史发展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而且龟兹地区的佛教文化遗产依然有着重要的开发和旅游观光价值。本文研究新疆南部龟兹地区的石窟寺，浅析龟兹佛教文化遗产现状、保护措施与开发举措，使读者对龟兹地区佛教文化遗产保护和弘扬有一定的了解和认同。

一、汉代龟兹地区佛教文化遗产

释迦牟尼于公元前5世纪的印度创立佛教。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南疆塔里木盆地。随后在南疆各个地区迅速发展，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流宗教。[1]由于当时佛教循世清修的修炼方式以及该地区特有的地型地貌，佛教场所大多以石窟寺的方式建在南天山的悬崖峭壁，形成特有的中国最早的佛教石窟寺教场地域风貌。[2]

（一）龟兹地区石窟寺文化遗址的建筑特点

在公元前1世纪后期的龟兹地区，佛教徒多以印度传入的循世清修为主。结合当时龟兹古国峡谷地貌特点，僧侣修炼场所多以单个和成片的石窟寺形式存在于悬崖峭壁上。[3]这些小石窟寺多以方形中柱结构为主，三面有小的单室用于修行礼佛和休息。石窟寺形态各异，丰富多彩，是特有的佛教修炼和礼拜场所。主要的石窟寺分布在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台台尔石窟、温巴什石窟）和库车县（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尕哈石窟、土木库拉石窟、阿艾石窟），这些石窟寺建造的年代各不相同。最早期的石窟结构单一，随着时代变迁，更为复杂和宏大的石窟寺慢慢建立。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克孜尔石窟（图1）。公元3世纪末，克孜尔石窟佛教寺院开凿于明屋塔格山悬崖，停建于公元9世纪，绵延3公里，分布着236座石窟。寺庙的颜色和棱角分明的特点非常符合峭壁的地貌，形成独特的地域寺庙风格。

最早期的佛教石窟寺“龟兹模式”多为中心柱式石窟。[4]石窟建筑体系完善，包括供佛礼拜用的支提窟，僧尼静修用的毗河罗窟，僧尼起居用的寮窟，埋葬骨灰用的罗汉窟等。多个石窟形成的石窟群建筑形成南疆特有的佛教寺院特色。虽然克孜尔石窟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当时的建筑特点和风貌，但是大多数龟兹佛寺和佛塔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1.龟兹佛寺和佛塔遗址

在龟兹地区的佛教寺塔遗址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苏巴什佛寺塔遗址。该寺遗址宏大，分东、西二寺，对望于库车河东西两岸。东汉初年建立，弃于伊斯兰教侵入的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唐朝时期最为繁盛，为当时龟兹第一大佛寺，亦是龟兹常年经营的国寺。东晋时，著名佛学家高僧鸠摩罗什曾在此讲经，后唐朝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内地高僧云集，对龟兹佛教与唐朝内地佛教的交流有着重要意义。作为魏晋至唐宋时期西域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直至佛寺因战火衰败，它依然是连接丝绸之路东西方向的一个重要文化交汇点。现在该寺基本被破坏殆尽，历史遗留的原貌也基本消失。目前大多数龟兹地区的佛教寺塔、寺庙基本都具有相对严重的损坏，基本丧失了当时佛教圣地的景象。其中以苏巴什佛塔（图2）和佛寺（图3）为代表。图2左边的石峰就是当时的佛塔，图2右边的峭壁即当时寺庙的外墙。由于时代变迁和战火的破坏，只留下残垣断壁。修复苏巴什佛塔遗址能很好地还原当时的佛教胜景。图3中的石峰就是当时讲经说法的佛寺。由于時代的变迁，完全看不出当时佛寺的建筑特点。如不加以保护，再经数载，这些历史文化将完全消失在南疆的沙漠之中。

2.龟兹佛寺和佛塔遗址的保护

南疆丰富的佛教文化遗存曾是中原文明与西域交流的重要途径。虽然大多数佛寺佛塔遭到损坏，但是在部分地区，由于政府的关注，它们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下，南疆和田地区的佛塔（图4）得以加固、修复。虽然历经风沙侵袭，但依然完好地保留下来，供后人参拜。西域建筑风格让游人感受到千年前佛教徒清修的毅力，同时也反映出当地百姓的生活方式和自然文化风貌。在旅游胜地和田，有些佛塔佛寺得到了很好的维护，加固、围栏等手段防止风沙侵袭和人为破坏，使历史古迹得以完好的保存。这说明即使在比较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只要得到相关机构的支持和人才支持，修复和重建龟兹地区的古佛教建筑是完全可能和可行的。

从龟兹地区发现的多处佛塔佛寺遗址来看，在公元1世纪至10世纪近1000年中，佛教是南疆地区占有绝对地位的宗教，精美恢弘的佛寺，大大小小地建造于各个城镇中，均与当时西域人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佛教文化也成为历代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和精神信仰来源，建筑等体现了当时龟兹地区最具标志性的艺术和工艺。这些遗址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宗教、文化、艺术、生活、建筑形制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二）龟兹地区石窟寺壁画文化遗址

1.石窟壁画特点

龟兹地区石窟寺内的佛教故事和供奉的佛像都以壁画的形式体现。壁画的画笔粗犷而简朴，这与当时塔里木盆地以南的大乘佛教思想并不相同。[5]早期犍陀罗艺术风格较为明显，后期壁画形式更加多样化。不仅有宣扬佛教思想的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经变图画，还有飞天、伎乐天、佛塔、菩萨、罗汉、天龙八部等佛教人物形象。在克孜尔石窟中，将复杂的佛本生故事巧妙地融入菱形画面，堪称一绝。此类壁画在克孜尔石窟中数量众多，居全国之首。克孜尔石窟壁画（图5）描述的是佛陀经历500磨难修炼得道的艰难历程。壁画整体优美，体现了当时的历史环境，画笔相对简朴但是非常丰富。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壁画遭到损坏，需要进一步修补还原。

敦煌千佛洞的佛本生故事往往采用“连环画”的形式绘制。还有大量民间习俗画，包括古时的生产和生活场面、西域山水、供养人、飞禽走兽等。

建于公元11世纪的库木吐拉石窟位于今天库车县西南。与早期克孜尔石窟小乘佛教壁画不同，库木吐拉石窟描绘的多为大乘佛教。石窟的壁画和雕塑风格更接近于中原佛教艺术，被认为是中原佛教艺术的先驱。在石窟保存的壁画中，出现了“西方净土”“东方药师”“法华”“弥勒”等大型经变故事画，形象生动，造型优美。

阿艾石窟（图6）是典型的汉风石窟，其内容为宣传汉地大乘佛法。阿艾石窟壁画上供养人的姓氏既有汉姓，亦有当地少数民族的姓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这表明安西都护府迁往龟兹后，汉地移民增多，从而使汉地大乘佛教在龟兹一带传播。石窟内的壁画依稀可见，但大多是佛龛，佛像和壁画都已损坏，整体的格局依稀可见。从发掘的文献和历史习惯来看，修复这些壁画和石窟结构是可行的。

2.石窟壁画的保护和现状

与石窟建筑相比，壁画相对容易得到修复和传承。但是这种保护资源更多向后期的大乘佛教壁画倾斜，龟兹石窟壁画和敦煌莫高窟壁画（图7）经过多年的维护、加固和补彩，基本恢复了本来面目，给参访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早期的石窟壁画破损更加严重，即使在保护相对较好的克孜尔石窟（图8），也有不少优美壁画需要得到修复。随着时代的变迁，如果不修复加固，这些壁画将慢慢消失殆尽。莫高窟地区的壁画由于建筑年代相对较近，破损较少，壁画整体的修复和复原得以很好的完成。[6]与此相反，早期沙漠地带的壁画，由于表面墙壁破损，基本无法得到相应的修复还原。从佛教发展的角度而言，早期壁画的修复和保护能很好地体现早期佛教在龟兹地区的传播以及慢慢走向内地的变迁过程，使人们感受到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转变的过程，感受到中原大乘佛法对西域的影响。与莫高窟等地的后期壁画相比，早期的壁画格式更加简单，色彩相对单调，修复起来比后期的壁画更简单和容易。

3.龟兹地区佛教文化的衰亡和文化遗产的破坏原因

龟兹地区佛教遗产的破坏和衰落大多是因为人为破坏，如嚈哒和吐蕃等外族入侵和统治者的更迭。长期内乱使这一时期龟兹地区的经济元气大伤，更没有资源来维护古迹。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发展停滞，并开始衰落。公元14世纪，察合台后王秃黑鲁帖木儿汗登位皈依伊斯兰教，使用武力手段强行传播伊斯兰教，摧毁了龟兹地区千年来光辉灿烂的佛教文明，大量石窟寺等佛教建筑遭到废弃和破坏，佛教文化在此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龟兹佛教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保护

从本文的调研结果来看，龟兹地区的古佛教物质遗址的损坏程度比我们所知道的要严重和广泛。除了几个名胜景点，大多数石窟寺和壁画都损坏严重，而且还有些未开发的古迹依然有待进一步探索。从调研数据来看，只要条件允许，修复还原龟兹地区古佛教遗址的工作能很好地完成。根据目前的情况，这一工作将面临很大的困难。但是从历史文化传承角度和當地经济发展远景来看，恢复龟兹地区古佛教石窟寺和壁画的工作很有必要。

（一）龟兹佛教文化遗产保护有助于了解新疆并使之与中原大地保持紧密联系

历史上的新疆尤其是南疆地区，是古印度佛教最早传入我国的内地地区，也是最重要的中转站。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龟兹地区就和中国内陆地区紧密相联。对龟兹地区最早的石窟寺遗址的佛教寺院和壁画进行保护，不仅可以很好地还原龟兹等西域古国的生活场景、服饰特色、文字、宗教文化等历史信息，而且部分石窟寺中的壁画图案的内陆汉风特点，可以证明当时汉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多么重要。更好地保护新疆的历史文化遗产，就能在历史与未来的进程中见证新疆在中原大地影响下的改变和发展。南疆地区的佛教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佛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与政治价值亦不能被忽视，所以此地的古佛教物质遗址不能长久地沉埋于黄沙之下。

（二）龟兹佛教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及修复的主要问题

修复和保护龟兹地区佛教遗产存在一些问题。古龟兹国一带关于佛教文化遗产的研究机构较少，佛教文化遗产的知名度仍然较低，导致旅游和投资相对短缺，而且该地区气候条件较差，常年风沙，气候较为干旱，以及石窟本身所在的岩体与壁画质地的相对脆弱。上述不利条件都对石窟壁画的保存条件、修复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对龟兹石窟寺的保存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

从外部因素来看，有关壁画修复的技术难度相对较高，且地处偏远，加上人才匮乏，这对于龟兹石窟文化遗产的保护非常不利。虽然龟兹研究院已竭尽全力对石窟壁画进行修复整理和相关研究，但仅能相对减缓古龟兹石窟壁画损坏和消逝的速度。应该更广泛地宣传龟兹地区的古文化特色，使当地居民和内地游客看到相关文物展示和研究成果，加强人们对这一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增加保护投入。

三、龟兹佛教文化遗产的文化和经济价值开发

（一）龟兹佛教文化遗产的开发措施

绝大多数外来游客对于龟兹地区的佛教文化遗产还不太了解，大部分认知可能来自《西游记》对于“西域佛国”的记载。宣传不够，旅游资源缺乏，经费投入不足，使得龟兹文物修复开放的难度加大。因为参观者稀少而没有对遗址旅游区进行应有的条件完善。一些景区内基本的道路、标识、服务设施，甚至电力条件等较为落后。交通因素也阻碍了游客前往遗址旅游区参观游览，龟兹地区地理位置偏远，道路条件较差，一些旅游公路等级较低，缺乏相应的公共交通工具，更加限制游客前往参观游览。

（二）当前龟兹佛教文化遗产开发的经济价值

通过开发龟兹佛教遗址旅游提升其经济价值，对于当前仍处于贫困状态的南疆龟兹地区，这无疑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方法之一。面对遭到破坏就难以复原的龟兹佛教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显得更有意义。而且龟兹地区佛教文化遗产的价值开发尚处于初级阶段，已经出现了因游客参观而加速龟兹石窟壁画进一步损坏的问题。因此，对于这一类文化遗产的开发，应以保护文化遗产资源为前提，进行可持续性的价值开发。

（三）建立以政府有关部门为主导的龟兹佛教文化保护研究与开发体系

2019年，中国政府决定投资1000万人民币修复龟兹地区的佛教遗址，表明国家对这一地区文化复兴的意愿。针对相关研究力度不足、技术水平低等问题，应增加研究保护经费的投入，借鉴其他相关单位的做法，引入、培养必要的研究保护人才，这都是对龟兹佛教文化遗产进行研究保护的必要措施。要以政府有关部门为主导，确保一些病害文物的抢救性保护项目以及承担旅游开发、科研活动等必要需求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另一方面，加强地方对于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的立法也至关重要，应加强相关的文物保护立法，并严格执法，以此来确保文化遗产资源的安全与稳定。同时，文物保护部门可根据遗址的实际情况，确定相关开发的限度，保证文化遗产资源本身的安全，关键是相关资金必须全部用于文物的修复和保护。

龟兹地区所处的库车县是南疆地区著名的旅游目的地，也是横贯天山南北的景观公路——独库公路的终点，旅游资源丰富，在此条件下进行龟兹佛教遗产旅游资源的宣传，将更为便捷且具有更强的吸引力。通过必要的宣传手段，可以促进疆内外游客对于龟兹佛教文化遗产的认知程度，增加龟兹佛教文化遗产的旅游收入，这样才能让古老的佛教圣地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总之，龟兹是一块历史与文化的宝地，它的神秘与悠长的历史令人向往，千年前的佛教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一脈相承，沉睡于黄沙大漠千百年后，重新与世人见面，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跨越千年，这片土地上曾经的传奇，远远不止今天所发现的这些，还有许多的未知等待探索。丝绸古道上的佛教文化遗产，不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是这片土地兴衰的见证者。把新疆和大中华紧密地联系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它的价值是无法用数字来估量的，希望有朝一日它能被更多人认识、研究，继续散发历史的光辉。

参考文献：

[1]聂静洁.20世纪西域佛教史若干问题研究述评[J].西域研究，2005（1）：99-108.

[2]朱建军.新疆龟兹石窟及佛教遗址考察报告[J].敦煌学辑刊，2018（4）：167-172.

[3]李瑞哲.新疆克孜尔中心柱石窟与小乘佛教[J].宗教学研究，2006（3）：209-214.

[4]苗利辉.论克孜尔石窟中心柱窟的建筑特点[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24-29.

[5]朱英荣.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壁画中的大乘内容[J].新疆社会科学，1987（1）：95-105，127.

[6]王金华，陈嘉琦.我国石窟寺保护现状及发展探析[J].东南文化，2018（1）：6-14，127-128.

作者单位：

南京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