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东

(枣庄学院 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山东 枣庄 277160)

引言

“思无邪”一语出自《论语·为政》，是孔子说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现代学术的角度来看，它涉及《论语》、孔子和《诗经》，因而，“思无邪”是现代学术史上关于孔子研究、《论语》研究，同时也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问题。在上博简出来之后，则与“孔子诗论”联系在一起，又成为孔子诗论、或者说是孔子诗学的问题了。

从现存的文献来看，最先讲解这句话的是东汉经学家包咸，他注《论语》遇到孔子的这一句话时说：“‘蔽’，犹‘当’也。‘思无邪’，归于正也。”在包咸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既然作注，又不可以不解，所以只用一语带过即可。到了西晋之时，卫瓘解释说：“不曰思正，而曰思无邪，明正无所思邪也，邪去则合于正也。”邪去则合于正，也就是邪去则“归于正”的意思，二人所解相同，但卫瓘所解较为明白，按他的意思即是思之邪去则归于正。

唐代孔颖达《论语正义》又曰：“此言为政之道在于去邪归正，故举《诗》要当一句以言之，……《诗》虽有三百篇之多，可举一句当尽其理也。‘曰思无邪’者，此《诗》之一言，《鲁颂·駉篇》文也。……止僻防邪，大抵皆归于正，故此一句可以当之也。”孔颖达也是从包咸讲起，对旧注加以疏理。

此后的解释还有很多，在此不再列举。所有的解释，大体出于同一个思维，即是孔子此言讲的是用《诗》的问题：或者是用《诗》修身，或者是用《诗》治政。但修身与治政在孔子那里并无二致，而且始于修身而终于治政。显然孔颖达的疏理，已经迁延到了“为政”上来，虽然略显迂曲，但依然在用《诗》之列，并无大失。

真正的问题在近现代学术上展开，涉及训诂、古文字通用假借、文本考据、孔子思想、孔子删《诗》编《诗》、孔子诗论、孔子的文学观、孔子的哲学观、《论语》编纂、五经的性质、经学的成立、出土简帛佐证，甚至还有现代诠释学理论，等等，所以，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也就像无数的其他问题一样，引而愈远，往而不返，以致于莫衷一是。

那么，孔子的话真的是那么难于理解吗？

退而思之，恐怕问题在此而不在彼，是现代学术思想与我国古人之治学不相融合而致。换言之，这是在现代西方话语之下解释中国文化时所出现的问题。这里面有巨大的学术性的误读。所以，我们需回归中国文化的话语系统，从中国文化出发，依中国话语来看待这个问题，听一听中国古代学人的理解。

一、朱熹等人的解释

中国文化的话语系统是以儒家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主要是孔门师徒，后从孟子一直到宋明学者、清代学者，儒家学者都在解释与发挥孔子思想。在这里面，朱熹占据了一个非常显赫的位置，因为到他那里，他将儒家经典体系分成了两个层次，即《四书》与《五经》，而且作了全面的解释。他本人的《四书集注》更具有代表性。关于孔子的这一条“思无邪”，朱熹《论语集注》这样解释：

“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故夫子言《诗》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尽盖其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1](P4)

朱熹的解释也是从包咸说起，且说的也非常明白。按他的意思是，《诗经》里的诗篇，其内容有善者，也有恶者，然而不管是善是恶，“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

朱熹首先承认，《诗经》里面的诗有善者，也有恶者。这是事实。在历史上，《诗经》诗篇可能有一些变动，但其大框架格局没有变。就其不善者而言，即如《大雅》《小雅》里面的诗篇，归于历王时代的有五篇，全为刺诗，归于宣王时代的有二十篇，有美有刺，归于幽王时代的有四十六篇，全为刺诗。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变雅”诗，可以看出在西周之后，历王、宣王、幽王三代诗作大多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十五《国风》诗篇情况当然更不能与《颂》相比了，怨诗、淫诗等更多。所以，如果说“诗有邪”也是可以理解的。

朱熹讲完这一段话之后，重点引用了程子(程颐)、范氏(纯仁)两家说来进一步加以阐发：“程子曰：‘思无邪者，诚也。’范氏曰：‘学者必务知要，知要则足以尽博矣。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按程子的意思是说，修学者对于《诗经》，要以诚心而学之，这是学者首先应具备的态度。心若不诚，则读之而无益。而范氏则说这是学者之“知要”的问题，“知要”其要在于“毋不敬”，礼经三百归之于“毋不敬”，而学诗也不外于此，这还是在明确学者立学之态度。他们二人的话已说到了事情的根本之处，读《诗》、学《诗》是用来修身的，其大前提即是诚与敬。也就是说，不管《诗经》的内容如何，面对《诗经》，必须要有诚敬的态度才能有真学，这才是真学。

孔子的“思无邪”，与程、范二人所说的诚、敬，三者其实是同一回事，只不过孔子借用了《诗经》里面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已。朱熹说孔子“思无邪”是“其言微婉”，确实如此，按孔子风格，他绝不会如程、范二人那样，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诚也，或曰敬也。”他善于点拨门弟子，而且同时又为作了一个用诗的范例，故曰“思无邪”。

朱熹是真正懂得如何读《诗经》的人，他此处讲《诗经》的内容不管是善还是恶，都具有“感发”与“惩创”的效用。但是这个“感发”与“惩创”首先是学者自身以何种态度接受的问题，否则是这种效用是不可能实现的。朱熹读书深得涵养之道，他自己体会到了“思无邪”这句话的真实境界，所以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所以才能说“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朱熹稍后，南宋王刚中也讲过一段十分有见地的话，他说：

“道无邪正。自正人视之，天下万物未始不皆正；自邪人视之，天下万物未始不皆邪。如《桑中》《牆有茨》《东门之枌》之诗，具道闺房淫佚之事，圣人存而不削者，以其一念自正也。”[2](P256)

明代大儒焦竑在《焦氏笔乘》续集卷一《读论语》引用了王刚中的这一段话，并作了一个中肯的评论：“刚中之言，非但见诗人之心思不及于邪，亦示读诗者之心术当依于正耳。”[2](P256)这都是见真之言，他们非常明白孔子在说什么，而且都有着深深的体悟。

更容易理解的是民国学者熊十力讲自己学《诗》的经历。他先是由训诂进入误区，后来才识得真趣味。他说：

“到后来，自己稍有长进，仿佛自己胸际有一点物事的时候，又常把上述孔子底话来深深体会，乃若有契悟。我才体会到孔子是有如大造生意一般的丰富生活，所以读《关雎》，便感得乐不淫、哀不伤的意味。生活力不充实的人，其中失守而情易荡，何缘领略得诗人乐不淫哀不伤的情怀？凡了解人家，无形中还是依据自家所有的以为推故。”[3](P73)

十力老人从人生涵养中才读得《诗经》，是自己有真实的体验才能明白的，因其“生活力充实”，这才合乎读《诗》的正路，因而他能深深体会孔子的话，从而产生契悟。所以，关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话是他“自家”感得，并不是《关雎》本身有什么乐不淫、哀不伤的事，他这样读《诗》当然也就是“思无邪”的意思了。他特别指出，如果其内心失守“而情易荡”，这样是不能见到诗人的真情怀的，他这里所讲的正是“思无邪”。所以他又说：

“至于‘思无邪’的说法，缘他见到宇宙本来是真实的，人生本来是至善的，虽然人生有很多不善的行为，却须知不善是无根的，是无损于善的本性的，如浮云无根，毕竟无碍于太虚。吾夫子从他天理烂熟的理蕴去读诗，所以不论他是二《南》之和、《商颂》之肃以及《雅》之怨、《郑》之淫、《唐》之啬、《秦》之悍等等，夫子却一概见为无邪思。元来三百篇都是人生的自然表现，贞淫美刺的各方面称情流露，不参一毫矫揉造作，合而观之，毕竟见得人生本来清净。夫子这等理境，真令我欲赞叹而无从。宋儒似不在大处理会，反说甚么善的诗可以劝，恶的诗可以惩，这种意思已不免狭隘。朽腐即是神奇，贪嗔痴即是菩提，识此理趣，许你读《三百篇》去。”[3](P74)

十力老人讲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说孔子，“缘他见到宇宙本来是真实的，人生本来是至善的”，这是十力老人自己也证得了、见到了那个境界，所以他说孔子对于《诗经》里的诗，“一概见为无邪思”，他真的感受到了孔子的心了。又说：“凡了解人家，无形中还是依据自家所有的以为推故。”他完全印证了王刚中、焦竑所说的境界。

真正的学诗者，是从诗中学。而此学，其前提就是学习态度端正，以其自身的“思无邪”“无邪思”而学之，以其自身的诚与敬而学之。可以看出，十力老人对于孔子所说的“思无邪”讲解得更加具体可感、更加亲切。

诸儒印证孔子的话，皆是自家身行而得，他们有真实的修学体验，是亲至其境，并非学术性之研究，所以，所见略同，所述略同，一理相贯，通于孔子之见。如此以来，他们对于孔子之“思无邪”也就明明白白、无有疑义与分歧。

二、孔子自解：思无邪，克己复礼也

径由诸儒，我们再回到《论语》，从《论语》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到解答。

众所周知，孔子培养学生，是培养学生的君子人格，使人人都达到仁的境地。颜渊是孔门中学行最有成就的一位，所以师徒答问之意也最有境界。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

颜渊问仁时，孔子并没有回答仁是什么，而是指点他如何到达仁的境界。所以，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这个回答，如同他总结《诗经》一样，说，“思无邪”为诗。

孔子总是在指示弟子们修学的途径，克己复礼是他指示颜回回归仁性的途径。同样，“思无邪”也是指点学生如何到达仁的境界，只不过这里是通过学诗去实现而已。所以，对于“仁”这样的大话题，颜回得到的是具体可知可行的最为方便的入手之处。因为，真实境界非言说可明，非思维可及，所以“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只要老老实实行去，便至其境。你只要“克己复礼”就会知道的，在复礼过程中就体会到了。这是其一。

其二，一日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如果真正能克己之私而复归于礼，那么就会恍然而见，恍然而知了。此时再看天下，见山已不是山，见水已不是水，天下诚然已是大仁之天下了，因为其心变了、眼光变了。孔子曾说过：“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前所引十力老人所说：“凡了解人家，无形中还是依据自家所有的以为推故。”此言大致可以说明这种情景。自身仁，看什么都仁。这正是王刚中所证得的：“道无邪正。自正人视之，天下万物未始不皆正；自邪人视之，天下万物未始不皆邪。”

其三，为仁只能由己，而不能由人。也就是说仁的天下，只是自己得到的，而不能由他人得到。他人得到了，不等于自己得到，自己得到了才是真的得到了，这时才真正知道。仁者之乐诚在于此。

颜渊一经听闻教诲就能够领会，因而当下即问克己复礼的更加具体可行的入手细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视听言动，只要除去非礼即是礼，只要杜绝非礼即是礼，正如卫瓘解释“思无邪”时所说的那样“邪去则合于正也”。所以，只要是不合礼的，就不要看、不要听、不要说、不要做。反过来说就是，所有的视听言动都要出之以礼，要以礼的态度去对待一切，不可以非礼的态度对待任何一事、任何一物。这才是一个人处世所应持守之心。

此时再看“思无邪”就会明白，孔子之道岂不是一以贯之的？回答颜回之话可移之于读诗，关于读诗的“思无邪”也可用来回答颜回之问。从表面上看，孔子回答颜回只提到了视听言动，而没有讲到心之“思无邪”，但是一个人的视听言动无不是由心而发，视听言动皆是心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不管颜回问“克己复礼”还是问“思无邪”，孔子的回答都将是具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可以肯定，“克己复礼”就是“思无邪”，“思无邪”就是“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则是其具体的做法。而克己复礼、思无邪，所达到的境界就是仁。所以，学生问诗，孔子可以回答“思无邪”为诗，也可以回答“克己复礼”为诗。学生问仁，孔子可以回答“克己复礼”为仁，也可以回答“思无邪”为仁。而其具体的做法即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由此可以见，读诗与做人并不是两回事，读诗本身就是在学做人，不然，何用读诗？

三、更大的话题：“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如果细加体会孔子的“思无邪”和“克己复礼”，就会想到一个更大的话题，即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这是孔子教学的总纲领，而“思无邪”与“克己复礼”是这个纲领的灵活性的运用与表述。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在《论语》中出现过两次。在《雍也篇》里面可以见到，是出自孔子之口：“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这是第一次。

毫无疑问，为学之道需要“博学于文”，但更需要“约之以礼”。能约之以礼，其学文才能有所规向，有所规向才能有所成。一般读书人不缺博文，缺的是约守。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由此才能明白“思无邪”“克己复礼”，是孔子教学总纲的运用。

我们需要领略一下颜回的体会，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在《论语》中第二次出现。《子罕篇》曰：“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颜回是孔子最为赏识的门生，他对孔子所说的话能够“不违如愚”，如教奉行，深深地契入了人性的真实境界，所以，关于教与学，颜回有真切的体会，他充分体会到了孔子这种“博之以文，约之以礼”的教学之法的真实意义，因而能说到境界的深处。宋代二程对颜回的这段话也有一个极为真切的回应：“此颜子称圣人最切当处。圣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这话把孔子教学赞美到了极处，点到了真处。既博学于文，又约之以礼，其内涵至为深刻，不可偏颇。

孔子以《诗》《书》教，《诗》《书》是文。博学于文，即是博学于《诗》《书》。我们在《论语》中只能看到他对于读《诗》、学《诗》的指导和相关讨论，而不及学《书》。如果弟子们要问如何学《诗经》，孔子回答说“思无邪”是《诗经》、“思无邪”就知道《诗经》是什么。如果弟子们问如何学《书》，孔子的回答也并不会有什么两样。

《诗经》所记，是当时礼乐文明的最为真实的社会表征，包含了最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即人间万象皆于其中显现。那是一个礼的社会，也有不合礼之处，所以孔子告诉学生学诗时最为重要的是“思无邪”。也就是说，在“博学于文”时，一定要懂得“约之以礼”，要以自家纯净纯善的心性来对待所读到的一切，时时体会到自我的那个纯净纯善的心性，而不要随其发生改变，这样才能涵养自我，成就自我。其实，这也就是诚与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程、范二人的体悟是真切的。对待《诗经》，如果没有诚与敬，缺乏尊重之心，那是什么也学不到的。

关于“文”的理解，我们有一个理解上的误区。我们常常把“文”当成是纸面功夫。其实文是社会现实的记录，所谓博学于文，其实质本来就是博学于现实生活。所以，“博学于文”本质上并不是纸面上的功夫。如此则越发见得“约之以礼”——思无邪、克己复礼的重要性。

在这样的理解下，“思无邪”显示出了真实的意义。如果说，“思无邪”是《诗经》本身的事情，这当然是不错的。而这种认识，正是取决于读《诗》学《诗》者的态度，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能读《诗》学《诗》，所以，“思无邪”所讲的是读《诗》与学《诗》问题，其最完美的表述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结语

“思无邪”本来没有什么问题，在孔门弟子那里是一个能否做到或做到的程度如何的问题，而并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如前所言，这个问题只是在近现代学术上展开而莫衷一是，因为大家并不知道孔子在说什么。

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东西方治学的差异，近现代学术界使用的话语体系没有办法解释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这样就会产生巨大的误读。

中国人治学重在学以明理，以修身为本，指导修身，以其真实的体验而到达真实的境界；西方治学重在研究，重要的是要提出新见，有所建树，甚至构建成自己的学术思想(学术理论)体系。

就“思无邪”的出处《论语》而言，它是孔门师徒问答讲论的语录结集，是学生为了自身修学、从修学的角度辑录编订出来的。这里面没有现代学界所说的学术。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定位。

而且，孔子对学生的教诲原本都是具体的对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请教而讲的，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这就是因材施教。学生的境界不同，请教的问题也就自然高低不齐，而孔子则“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礼记·学记》)以至真之理去契合学生不同的根性，加以引领与指导。他所讲的每一条都不离根本而指向根本。这一切都是他亲证了的真实的人生境界，他如是见而如是说，依据真实之见，指示真实之路，是“述”而不是“作”，不是抽象的没有实现的理论构想。用《孟子》的话来说，孔子是“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 孟子·万章上》)门弟子只要能沿着老师所指引的途径如教奉行，就必然会到达老师所到达那个美好的境界。所以，在老师去世之后，弟子们要将散落在各自手中的这些记录加以辑集，作为大家共同的修学指导。《论语》所讲的只不过是做人的大实话而已，他们只是需要如教奉行即可，不需要研究，不需要建立起一门基于《论语》的学问。对于求学者而言，关键在于为学之态度与为学之目标，对于真道理有真信，对于人生与社会有真愿，而自身有真行，所以孔子说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

近代学术研究到来之后，恰恰是把《论语》建成了各种各样的学问，舍去修身与体验而代之以西方思辨式的研究，原本不存在的问题在学术界却作为问题争得难解难分。大家并不知道孔门师徒所言的真实意义，既谈不上“笃信好学”，也谈不上“守死善道”，这是以求知之思辩代替修身之躬行，研治《论语》只是一种现代学术性的选择而已。大家不是要真学，既不想进入、当然也没有办法进入中国修身济世的话语系统，因而更没有办法契入《论语》的真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