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龙

(山东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中国现代报刊出现于晚清，因之晚清报刊史一直是中国新闻史学界、出版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近年来研究晚清报刊史的著作虽不乏优秀者①，但仍多集中于报刊舆论动员与清末政治紧密关系的研究上，而对整个晚清时期报刊合法性的建构缘起、报人角色精英化的具体转变过程、报刊舆论的搭建方式及激进缘由等内容的系统性、综合性研究则尚属匮乏。最近，由资深媒体人李礼博士撰写的《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以下简称《转向大众》)一书，对我们洞悉以上诸面相皆助益犹多。该著以现代媒体的公共性及媒体人的社会角色为基准，从政治参与视角将“晚清报人”界定为“那些参与新兴政论或严肃商业报刊，通过报刊言论、报道介入社会生活，进行舆论建构和政治参与的人士”[1](P7)，从而将其考察对象专门地指向“新兴政论或严肃性商业报刊”及其从业者。那么晚清报刊的合法性及其媒介权力是如何得以建构的？其舆论又是如何搭建并最终走向激化的？对此，《转向大众》一书皆予以了细致阐释。

一、建构：晚清报刊、报人形象的再塑

中国传统邸报作为一种受众限于政权内部的官报，其功能仅为实现政权内部信息的上传下达。宋代以降，随着城市商业生活的繁荣，邸报之外的民间“报刊”开始涌现。从南宋的“小报”到明清时期的小本、小钞、报条等等，民间小报之种类、名目可谓五花八门。然而与邸报不同，各类小报自诞生起就被官方政权视为浮言惑众之非法读本。早期“报刊”从业者之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原因也“正在于其传统中所呈现的是一个带有非法色彩的商贩形象，而非‘立言’者”。中国传统小报从业者之非法商贩形象可谓根深蒂固，甚至直到五口开埠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办报仍为不体面之职业，“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2](P128)。以“莠民贱业”视旧时报人，已为中国社会长期之刻板印象。那么晚清报刊、报人的正当形象是如何重新塑造起来的？《转向大众》一书从西式报刊的外部刺激与中国本土的合法性塑造两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

鸦片战争前后，以传教士报刊为代表的西式报刊随列强之坚船利炮一同而至。西式报刊的到来，在改变中国旧有报界格局的同时，更展示出其先进性的一面。西式报刊以手摇印刷、煤气印刷、石印、凸版铅印等现代印刷技术为后援，昭示着自身的先进与文明。印刷技术的先进性“成为西人报馆、报人‘先进’形象的重要基础，为新式报刊出版的正当性做了社会心理‘预热’”。[1](P38)另一方面，在印刷技术“先进性”的“预热”过程中，传教士报刊、《申报》等新式报刊还不断发文介绍现代报馆、报纸的价值与功能，并对报人形象与社会地位予以重新描绘与塑造。例如，《申报》从1872年创办到1898年间共发表介绍新闻学方面的文章18篇，《万国公报》从1868年创刊到1898年间发表同类文章8篇；[3]而最先刊发于《万国公报》的《自西俎东》《泰西新史揽要》等清末畅销书，也极为强调报馆、报纸的重要作用。甚至早期西方在华报刊也纷纷冠名以“新报”，刻意在名称上与旧式邸报相区别，如《上海新报》《教会新报》《中外新报》《申江新报》等等，可谓不一而足。

西式报刊先进性的示范与引导，为晚清报刊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外部刺激。然而现代报刊作为一种民间表达言论的媒介，其正当性毕竟还需来自官方的承认。寻找晚清当局参与新式报刊活动的历史，不免成为塑造报刊合法性最为有效的方式。其中，将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翻译西文报纸以通中西作为晚清办报的合法性回忆，就成为官方、精英阶层的首要选择。虽然林氏对西式报刊的认知尚局限于“内地之塘报”的水准，甚至晚清报刊创译活动也因其政治生涯的终结而一度中断，但这毕竟为新式报刊提供了来自官方的合法性回忆，其后的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等重要官员及精英分子，在追溯本土办报缘起时皆不约而同地指向林则徐与《澳门新闻纸》就不难理解了。例如，梁启超就直接指出：“林则徐乃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对高级官员林则徐创译西报的回忆性“建构”，指认了官方的支持与默许态度，使得办报最终在甲午后借民族危机之加剧而得到统治阶层的默认。

晚清对报刊合法性的回忆性建构，直接发源于民族危机下救亡图存的现实诉求。办报作为一种文化层面的洋务事业，承载着西力东侵背景下迫切的自强旨归。[4](P61)洋务运动时期，“译报的正当性和将报刊作为‘知夷’工具，显示了新式报刊、报人兴起的一个内部视角”[1](P45)。近代中国第一批新式报刊参与者，也往往与洋务派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如翻译英报《刺报》的伍廷芳、创办《汇报》的容闳以及在《德臣报》“任译著之事”的陈霭廷等。故而这一时期国人所办报刊也被称为“洋务派报刊”[5](P79)。正是这些“洋务派报刊”将报刊传播新知、借以自强的创刊理念最先普及开来。报刊用以自强、救国的工具性价值无疑有助于早期报人获取行动上的正当性。

二、兴起：精英报人与媒体权力的生成

媒体精英的兴起源于现代报刊舆论的崛起。中国古代，邸报作为政权内部传达讯息的官报，并非面向不特定公众、定期发行的真正媒体，更遑论与官方相疏离之报人精英的产生了；各类民间小报，其从业者也多以送报人或商贩之卑贱形象示人，更与精英阶层毫不相干。直至晚清以降，以读书人为中心的传统“四民社会”开始断裂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精英’成了自由浮动资源，开始流向社会”[1](P62)，媒体精英才有了现实性的社会来源。报人角色，也成为晚清知识精英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一个重要渠道。

洋务时期的报人多为接触洋务或西人之旧式文人，其虽具备接触西方文明的近水楼台之便，并怀有一定的世界意识与危机感，但边缘化的身份以及当时尚属有限的报刊影响力，使其还很难获得社会的尊重。晚清报人真正成为一股备受关注的社群是在甲午之后。“甲午后的办报者将报刊作为政治参与工具的意图，较之前人明显突出，他们与政治权利中心更为接近。”[1](P63)维新时期的报刊创办者大多具备较高的传统功名，“从梁启超、汪康年开始，不只是举人办报，而且进士办报、翰林办报已是稀松平常事”[6](P472)。众多高功名知识精英参与办报，使报人身份“去污名化”并塑造了更为权威、高尚的精英报人形象。所以从《时务报》开始，“一种与早期通商口岸不同而属于社会精英的报刊”开始出现，“前此贱视新闻业因而设种种限制之惯习，复悉数革除”“新闻业遂卓然成海上之新事业，而往前文人学子所不屑问津之主笔、访事，至是亦美其名曰新闻记者，曰特约通信员”。[2](P131～132)晚清报人角色的精英化使报人群体声名鹊起。不同于传统科举精英，这是整合大量个人意志、依靠人民的“大众型精英”。作为新型知识人，他们“依靠其专业知识技能在复杂的组织架构中从事资源以及符号的生产，成为城市主要的文化生产与消费阶层”[7]，并已具备利用报纸从事抽象符号的创造、传播，进行操控文字、舆论以影响整个社会的权力。

晚清报人角色日益浓郁的精英化色彩，也与其对报刊“赋权”的成功直接相关。那么晚清报刊是如何被“赋权”的呢？《转向大众》一书立足古今中西，对晚清报刊媒介权力的建构缘起进行了周延叙事。

首先，是对古典政治“上下沟通”传统的回忆与重构。中国古典政治讲求君民一体、上下相通，这使君民之间的士绅往往被赋予一种上下沟通的“权力”：士绅代表民意时可向上对君主施以道统的压力，作为君主代理时又可向下对民众施以教化、管理。而晚清时局的症结在众多精英看来恰为上下沟通的缺失。从冯桂芬的“君民不隔不如夷”到康有为的“下有呼号而莫达”再到汪康年的“隔碍生则疑虑积”，皆已予以明确指摘。而报纸的广泛沟通与传播效能则多被视作救治以上症结之良药。诚如汪康年所言：“民所痛心疾首而不能自达者，报馆得大声而疾呼之。此报馆所不能辞之职也。”[8](P161)正是对古典沟通“权力”的正当性借用，给予报刊自身极大的合法性与崇高感。

其次，是西方民主、权利观念的导入与激发。“近代报刊之所以构成一种新势力，背后是个体和作为个体组合的民众崛起。”[1](P71)从君主统治下的“民本”、臣民走向以民众个体为意涵的“民主”，现代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已转向下层民众，而媒体精英的出现恰恰契合了这一政治趋势在操作上的需要。近代中国个人权利意识是率先借助“群”“众”等个体集合而起步的，后者也成为晚清民主、权利观念崛起后首要的政治正当性来源。“报刊作为新的公论与民意的代表者，权力感就在于汇聚了想象中众多个体的‘权利’。”[1](P71)当然，媒体权力虽以民众、民意而呈现，但实际上仍掌握在投身报界的知识精英手中。

最后，是报人对媒体力量的自我感知与标榜。自《申报》始，媒体影响之威力就已深得社会体认。戊戌后，报刊舆论在民族危机下真正显示出其与官方疏离的态势，媒体监督与批判开始以独立面貌呈现，而这也为当时的报人所体察，并进一步催生了操控舆论以进行变革的精英意识。当时的梁启超不但认为报馆不但“非政府之臣属”，而且还倡言“报馆之视政府，当如父兄视子弟”。报人对报纸权力的自我发掘与大为标榜，大大提升了报人作为“第四种族”的地位，使得媒体权力愈显膨胀。

三、转向：由传统清议向现代报刊舆论的转变

晚清报刊舆论是如何萌生并真正搭建起来的？其与中国传统中的“民意”“清议”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转向大众》一书对晚清传统言论向现代报刊舆论的转变过程进行了细致分析。古典儒家政治的合法性讲求天道民心。“从道不从君”的道统作为与政统相对抗的思想存在，一直制止着君权在政治生态中的越轨，以让“民意”“天理”等君主外的民众集体力量发挥作用。然而以民意为基准的道统，由于传统政治体制内真正约束机制与民意上达渠道的缺失，其作为超越性的价值存在并不拥有事实上的权力。除民变、造反等偶尔为之的极端形式外，民意一般仅能通过士绅阶层予以上达。这虽体现出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与上下一心、同心同德的古典政治诉求，但由于士绅、君主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以及“全国性民意”的难以汲取，民意的转达已失去操作上的可能，故而“民意”在士大夫那里，更多沦为统治集团内部精英人士的道德论断与利益诉求。此恰为传统清议的本质内涵所在。

然而，以“民意”为凭借的传统清议，作为一种体制内诤言，虽存在民众参与缺失、结果依赖君主道德自觉与主观性评估、难以转化为公开的社会性表达等种种局限，但其也为晚清报刊舆论的搭建提供了路径选择。过渡之际的晚清，报刊舆论最初主要是借助王韬所谓的“庶人之清议”而搭建起来的。晚清变局之中传统精英日趋分化瓦解，清议的讨论参与主体从士人阶层扩展至“庶人清议”中的普通民众已为大势所趋。清议的泛化、非体制化，逐渐超越精英阶层而拓展至“庶人”。此时的“清议”已非传统之意涵，而是原有体制内议论无力满足政治改革的急切诉求后报刊舆论对其进行的借用。《申报》早期就主张“总主笔之所持者，清议也”，以“清议”来描述报刊舆论；梁启超流亡日本时，仍将报名冠之以《清议报》，也足见“清议”在晚清报刊舆论搭建中的作用之巨。“据‘清议’传统想象报章为‘清议’之代表，报刊角色在此过程中却发生了重要转变。”[1](P71)报刊舆论之“清议”，逐渐游离成一种外在势力，其功能也逐渐从最初的通上下、开民智发展至后来的公众舆论表达②。

现代媒介塑造舆论，必须建构起以多数人为力量来源的“合法性”支撑，即使所谓的多数人是想象的或名义上的。将传统公论与现代舆论桥接，是晚清报刊塑造“众意”、为舆论证言的主要路径。公论作为古代中国的天道性表达，其字面含义上的“众人议论”掩盖不住天道性的道德评价这一实质内涵，其更多指向价值层面而非公共层面。“即使抛开道德评价，传统公论之‘公’所涉的公共性，超越个人却仍扩展于士人范围内，士儒之外的民众难以进入。”然而晚清报刊则将由现代政治意义上“个体”构成的“众人”填入其中，使得“报刊舆论的‘公论’与古典意义的‘公论’相去甚远，而更多打上‘多数决’政治上的民主色彩”。[1](P97)当然，在实践层面上，从最初魏源的“文人中流”到严复的“众治”，晚清“公论”的参与主体有一个从上到下、由窄而宽的演进过程，具有平等色彩的“众人”范畴不断扩大、下落，最终超越文化身份上的疏隔而实现了公论意涵中个体公共肉身对道德价值的取代。

近代报刊对传统公论的改造使其具备了“多数民众”这一合法性的舆论权威。这种基于“众意”之上的报刊舆论，辅以报人自觉性地“培养”，使得其自身权力愈益膨胀。报人凭借报纸固有的“放大”功能以及对负面报道的天然青睐，对社会热点进行披露或对政治事件予以批评指摘，从而招致作为“当事人”官方的各种回应，“但无论压制还是正面回应，无疑是对传统权威神秘性的去魅”。报刊舆论“对传统政治神圣感的自我消除，它绕开了官方授权和控制，直接构成一种早期的政治话语，从而持续地开辟了体制外空间”。[1](P105～106)至此，清末报刊舆论已具备了激化之可能。

四、抗议：报刊激进舆论的滋生

颇为吊诡的是，清末当局也在有意或无意间为报刊舆论的激化提供了生发条件，这主要表现在清末新政、立宪对舆论空间的释放以及出台的一系列报律为报刊舆论提供了合法性的抗议武器。由于早期西式报人的开拓以及民族危机的加剧，维新时期官方对报刊已持比较积极的态度。戊戌变法虽以失败告终，但“民间办报的合法性却成为一个得以持续的政治遗产”。此后的新政与立宪更是将“舆论”视为政治改革的基础，因为“在缺乏政治改革手段和短期内难以全面接受西方政制状况下，舆论政治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模式，也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即需要以舆论来获取离散的民心。”[1](P128)新政、立宪对报刊舆论的无形鼓励与刺激，从《钦定宪法大纲》对出版自由权首次予以承认中得以鲜明体现。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报刊精英利用报纸对传统政治权威进行批判，言论日益激化。报人已成为立足民间反对官方的舆论抗议者。

如果说清末新政、立宪为报刊舆论批判提供了开明氛围，那么报律的出台则为报刊抗议提供了法律武器。与将晚清新闻立法控制视为对报业的打压这一传统认知不同，李礼博士睿智地指出，“更为公允的视角是将之视为官方试图将报刊言论‘体制化’的一种努力，其中宽容与管制并存”，报刊言论的“体制化”相比于官方而言，明显更有利于新式报人。[1](P134)首先，报馆创设与言论的合法性被报律基本予以确认，虽然后者是以新闻管制与治理的角度而制定的；其次，报律缺乏对禁载内容的具体规定与判断标准，使得报刊管理在操作上变得模糊化，从而为报人留下了解读与抵制的余地；第三，新闻立法使清末报案由此前的“刑事处罚”转为刑、民并用，且民事赔偿成为主要的惩罚方式，而且报刊业日益转入司法部门，也为报人的抗议提供了法律程序上的保护。所以《大清报律》等报律“保护新闻自由的作用更加突出”，这使报纸在报道评论上获取了较大的自由。

官方统御之外的上海租界与日本，则为报刊激进言论提供了体制外滋生的温床。标榜言论自由的上海租界，为晚清报刊舆论提供了体制外的批判空间。从租界早期的《万国公报》《申报》始，讨论变法、批判中国政治就为其舆论宗旨之一；时至清末的《时务报》《苏报》《时报》等报纸，报刊舆论更是日趋激化，使“上海渐成为全国舆论中心和抗议‘生产中心’”。报刊激进舆论“以托租界之故，始得免婴国内政治上之暴力”，对民众得以直接施加影响。清末海外留学生与流亡人士集中的日本，作为另一个重要激进舆论中心，也为报刊舆论的激化增助甚多。身处异国空间而突显的国民心理落差、清末当局的压制以及《民报》等革命派报刊的宣传影响，使得以“排满”为核心的激进舆论骤然萌生。与此同时，译书办报作为留日群体表达不满言论与激进思想的主要渠道，使得富有激进色彩、受众面向国内的一系列新思想与新名词随其传入境内。而且回国后的留日生中，“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当上了教师和新闻记者并宣传激进思想”[9](P474)。

清末抗议性舆论，在以上体制内外等有利形势下，围绕官方外交失败与政治腐败、报刊管制以及民族主义等几个论域而渐趋激化。那么激进舆论在清末又是如何潜移默化地被时人所接受呢？《转向大众》一书对此进行了深刻地分析：

一是清末维新派、立宪派等改革派所提倡的民主、民权、自由等现代政治观念，瓦解了传统政治权威与臣民文化并为各种反抗话语提供了思想资源，“一部分想要变革社会的知识分子‘欲求知识于域外’，他们把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视为‘枕中鸿秘’”，[10](P19)积极地学习宣传，“事实上为激进话语做了初级动员”。因之梁启超日后被称为革命派的“宣传部长”并非言过其实。

二是报刊“反抗话语”日益具备正当性，既由于社会矛盾加剧导致民众日益与官方相疏离、对抗，也由于报刊言论作为一种公开性表达，为激进舆论赋予了一种“合法化”假象，从而消弭了其反叛色彩。报刊激进舆论加速了清末政治文化的转型。一方面，清末报刊言论抗议打开了其他社会政治抗争的想象力，鼓动了更多人、更多方式的抗争。借助报刊的舆论权威，新兴的各种社会运动被赋予了“正当性”面貌。另一方面，报人的不满与抗争性舆论，在晚清政治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对以君臣之纲为核心的旧政治文化予以强力瓦解，促进了以政治参与为主要代表的新型公民政治文化的萌芽。

总之，《转向大众》一书以报人群体的政治参与及其影响为视角，对晚清报人群体的兴起及其角色精英化的转型、传统体制下“清议”“公论”向现代报刊舆论的具体转变过程、以及清末报刊舆论激化的背景及其接受等内容都进行了系统分析，深刻揭示了清末报人知识分子的产生及其地位变化、现代报刊舆论搭建与传统政治理念的关系、清末政治改革与报刊舆论的相互影响等诸多历史面相，从而为我们深入洞悉清末政治体制、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态的转型提供了一扇有效而独到的视窗。

注释

①代表性著作有李卫华的《报刊传媒与清末立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王天根的《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的建构》(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以及唐海江的《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

②许纪霖指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清议传统对清末公共领域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具体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