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自言

(枣庄日报社，山东 枣庄 277100)

一、灵魂启蒙与基因浸染

当我们回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派别的流变，总结文艺创作成就，梳理代表性作家作品时，当我们在为40年来枣庄文学创作的异常繁荣而感到骄傲时，当文学在新时期“鲁南的那块玉米地”上疯长，以至于被评论家们称为“鲁南现象”时，一定不要忘记那些引领者们的灵魂启蒙与基因浸染。这就要回到延安，回到贺敬之，回到黄土高原那幽深而简陋的窑洞里面。

1940年，出生于鲁南地区的台儿庄，年仅16岁的贺敬之，从抗战的大后方四川，辗转几千里来到陕北，成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学生。1945年由贺敬之和丁毅执笔集体创作的歌剧《白毛女》一经上演便风靡解放区，而后又在国统区演出，也是广受赞誉。这一年贺敬之才21岁。《白毛女》巨大的艺术感染力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亿万观众，还被搬上银幕，并且被译成多种外文，改编为多种艺术形式，在许多国家上演，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获得了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

其实，《白毛女》中不仅吸收了陕北民歌民谣以及甘陕边区民间文学的丰富养分，也融入了大量的鲁南元素。

鲁南地区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东夷文化的发祥地。枣庄是造车鼻祖奚仲的故里 ，还是“兼爱”“非攻”的墨家创始人墨子、工匠的祖师爷鲁班、《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贾三近)的故乡。而以枣庄市峄城区为核心的辐射区域古时被称为“兰陵”，据传系楚国名臣屈原将之命名的，屈子使齐，向儒学大师孟子学而论道，寻求治国方略。楚人以“兰陵”命名，意欲在鲁南建设一片福地乐土。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誉为“辞赋之祖”“中华诗祖”。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并称“风骚”，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样一个充满诗性与儒家文化的氛围里，有着鲁南文化基因的贺敬之，在陕北延安他领略与体悟了三秦文化的博大精深，陕北的信天游、关陇之秦腔等悠扬的唱词展现了当地淳朴而旷达的民风，高亢而悠长的曲调与黄土高坡上劳作的背景显得是那么的自然和谐。在他体内东南与西北两种文化融会贯通之后，他的思想再经过革命的洗礼，自然构筑起了贺敬之独有的、具有雄浑而豪迈风格的政治抒情诗。

20世纪40年代贺敬之创作的歌曲《南泥湾》《翻身道情》，时至今日已有70多年，仍被视作经典民歌而传唱不衰。这说明优秀艺术作品的艺术生命是常青的。而他的政治抒情诗也像他的歌曲一样为人熟知、为人吟咏，比如：《回延安》《雷锋之歌》《桂林山水歌》等等，这些轰动一时的长篇诗作对当代诗歌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贺敬之认为：“诗，必须属于人民，属于社会主义事业。按照诗的规律来写和按照人民的利益来写相一致。……诗学和政治学的统一，诗人和战士的统一。”[1]

正是这些像贺敬之一样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成长出来的作家、诗人们，豪情万丈引领着普罗大众，将新中国的美好愿景、新中国的文化与文艺，在红色圣地的窑洞里点亮，像星星之火一样燃成燎原之势。

历史从战争走向和平，时间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走到七八十年代，与国内其他地域出现文学荒漠或文化断代不同，鲁南文脉得以延续既要归功于前辈的启蒙、引领，还得益于李向春等人在文学上的持续发力。

李向春是枣庄矿务局朱子埠煤矿的掘进工人，在别人看来每天上井下井单调枯燥的日子，却让他在地球深处，对“乌金”与汗水，对战争与和平，有了更深刻的感悟。李向春从195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5年，他的以煤城工人顽强抗日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煤城怒火》问世，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随后他又创作了《煤城激浪》等10部长篇小说，其中，《鳏夫与寡妇们》获得全国首届“乌金奖”、山东省新时期文学二等奖。

追根溯源，枣庄改革开放40年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不是根植于文化的荒漠，更不是生长于缺少文脉的文学之壤。恰恰相反，这片热土正是因为沿袭了鲁南文化基因，有了传承和延续，才有了新时期文学之花的璀璨绽放。

二、诗言志：诗歌的魅力来自于诗人的眼界与格局

诗人总是先知先觉的。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鲁南大地之时，诗歌是最早的报春花。时至今日枣庄市知名诗人王迩宾，还仍然保留着20世纪80年代枣庄民间诗歌报刊情况的资料。从中我们可以一窥那个年代人们的精神追求。

《诗探索》，1984年10月创刊，诗探索诗社主办，王迩宾主编。《诗歌习作》，1985年1月创刊，王迩宾主编。《荆泉》诗报，1985年创刊，滕县工人文化宫主办，黄强主编。《弄潮》诗报，1985年创刊，朱国伟主编。《无题》诗刊，1986年创刊，山家林煤矿皮带工区无题诗社主办。《我们》诗刊，1986年创刊，枣庄市青年诗协我们诗社主办，刘晓东主编。《萋萋草》诗刊，1986年创刊，枣庄市电石厂萋萋草诗社主办，员力等责编。《秋韵》诗刊，1987年11月创刊，枣庄市秋韵诗社主办，宋智勇、丁建全等主编。《采月》诗刊，1987年12月创刊，枣庄市采月诗社主办，胡连伟主编。《流星》诗刊，1987年创刊，山家林煤矿皮带工区无题诗社主办，李家亮主编。

据了解，民间诗报刊的最先兴盛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高校，枣庄地区诗社和诗歌报刊的兴盛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以后应该是新时期民间办诗歌报刊的高峰。

一直致力于创作政治抒情诗的王迩宾，在其青春正当时、诗情洋溢之际，他还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1986年的五四青年节，王迩宾、李建国等发起组织召开枣庄市青年诗歌协会成立大会，黄强当选主席。同日，协会13人作品参加市青年艺术奉献展。协会活动的日程很多，在这里只能摘要提一下：6月29日在市青少年宫举办诗歌讲座，市文化局张晶老师(著名剧作家)主讲，7月25日-8月2日协会胡连伟、殷兆富等骑自行车赴连云港考察社团工作，交流诗歌创作情况……

在枣庄万亩榴园内，有一座岳飞养眼楼，诗人王迩宾有感而发：

“怎么看 都是一幅/供奉在山冈上的/英雄画像/脚是山坡/胸是石砖/手臂是高墙/眼睛在三十九岁那年/就紧紧地闭上了/砖的肋骨上/也刻了四个大字/还我山河/久历风尘以后/仍象母亲刻在那肌肤上的字/一样深刻 清晰//也知道 间关千里/岳飞不会来此养眼/就象亲人不见了/饭桌边 留一双筷/一只碗/一张空椅/养眼楼 面朝南方/只是为了/望眼欲穿//也知道 赵构失明了/朝廷也失明了/岳飞是南宋/唯一在黑暗中/突围的眼睛//来不来养眼是另一回事/来这里看看/你就会明白/民心是雪亮的 如果/历史瞎了 在这里/一切会真相大白//我不相信传说/但我相信/这是用石砖砌起来的/比史书的记载/更真实更可信的/民心”。

读王迩宾的诗感觉有一种力量在里面，在他营造的优美沉静而又让人心情激荡的意象里，“人民”“民心”是其最重要的诗眼，他的诗至今读来还是那样令人震撼。

在20世纪80年代的枣庄地区，活跃着许许多多热爱文学热爱诗歌的人。黄强在当时被誉为“枣庄诗坛第一人”，他的诗自然柔美温和，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他关注底层总有那缕缕温情在里面，让人读了心中暖融融的。黄强既是诗人又是作家，他后来调入济南，出任《时代文学》主编，也有力地推动了枣庄文艺事业的发展。

优秀的诗人还有向隽、谢夫诚、褚夫玮、汪继军、宋安强等。比如：褚夫玮的短诗《门外的风景是否很美》，写得含蓄蕴藉诗意盎然：

“多少年，你都在期待/期待一朵鲜花/要为你盛开//多少年，你都在等待/等待一扇门/只为你敞开//多少年，你都在门前徘徊/想像最美的风景/永远都在门外//多少年，你都在彩排/虽然，重逢的桥段/早已没有了舞台//多少年，你都不曾明白/真实的人生/永远在舞台之外//多少年，你都不愿明白/一次美丽的邂逅/错过，就不会再来//多少年后的，多少年/你都在努力忘怀/不管门外的风景是否精彩”。

而女诗人张国梅、陈融、甘丽等又构成了枣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另一道风景与韵致，她们在自己最美的花样年华里，用最美的诗句，来抒写最美的心情，憧憬最美的明天……

三、内外有别：文学流变的趋向性分析

新时期的文学首先是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起步的，但是直到出现“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之后，真正的文学才算刚刚迈出属于自己的“向前”“向后”的舞步。

文学探索的触角“向前”，出现了“改革文学”：文坛中的“陕军”初露锋芒，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引起轰动，并被拍成同名电影。可惜的是他刚刚完成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便英年早逝。与此同时，枣庄作家毕四海的长篇小说《东方商人》一经面世便受追捧，获辽宁省1984～1989年优秀图书奖、山东省首届精品工程奖；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引起强烈反响。

文学探索的触角“向后”，出现了“寻根文学”：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2]文学“陕军”再露头角，贾平凹开始挖掘“商州文化”。山东高密的莫言则给读者呈现了神秘的“红高粱家族”系列。

其实“寻根文学”对于当代作家的影响是至深至远的，即使后来有些作家不再贴有“寻根”的标签，但是“向后”“寻根”，向传统文化汲取营养的作家们，终于推出了一部部现实主义力作，“陕军三剑客”之一陈忠实的巨著《白鹿原》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枣庄作家倪景翔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龙殇三部曲》(《龙湾滩》《龙凤旗》《龙之雾》)。其中《龙凤旗》1995年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龙湾滩》2007年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根据他的长篇小说《黑魂》改编的多集电视剧《中兴风雨》于1990年先后在中央电视一、二台和省电视台播放。

出生于滕州的作家侯贺林以系列短篇小说闻名于世，其系列短篇小说《女子世界》《男子世界》《老人世界》和《大千世界》一经发表便在文坛引起很大的反响。著名文艺评论家林斤澜先生说：“我一口气读完，忘掉了闷热”。他随即写下六千字文评作隆重推介。

而出生于台儿庄的作家梁化乐则把文学的目光盯在了《与众不同的人》身上，这个文集共38篇作品，揭示了那些另类人物试图通过内省和追问灵魂的方式，探讨人类发展的终极命题。

枣庄作家徐化芳自幼生活在微山湖边，他凭着长篇小说《骚动的湖》《黑涡》《脖子》等绘声绘色地展现了一幅幅“微山湖风情画”。

新时期的文学总是睁着新鲜好奇的眼睛，“向外”，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国外层出不穷的文学流派与主义，让一些作家们应接不暇，来不及消化就“移花接木”。在各类主义的喧嚣中，“先锋文学”出现了。大浪淘沙，真正成熟起来的作家就是这么几个：余华、苏童、叶兆言、格非等。

这期间现实主义文学也在发生变化，以方方、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开始兴起。而在文学界出现了“陕军东征”，陈忠实的《白鹿原》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正是因为其中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贾平凹的作品中，长篇小说《老生》里出现了上百年的讲述者；描写人性备受争议的《废都》里，老奶牛却能够说话，这些都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诚然，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是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于是文学也开始“向内”，反省自身，强调人的主体意识，更加注重心理分析关注人性。这被指认为“心理现实主义”。其代表作为：铁凝的中篇小说《麦秸垛》和长篇小说《玫瑰门》，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以及林白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

四、瑰丽星空：当代作家的禀性气质与责任担当

其实，越是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区域，越有能力吸收外来文化并为我所用。改革开放以后各类文学思潮与流派风起云涌，不断地影响着生活在鲁南大地上的作家们。难能可贵的是这里的许多作家并没有去追求时尚赶时髦，而是保持定力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以扎实沉稳的心态传播正能量。在鲁南这个充满诗性与儒家文化的生态环境中，作家们徜徉其中并非是简单的浮光掠影，而是深入其间切入肌肤，就像脐带连接母体一样，以接地气的方式获取醇正而又独到的养分。

作家、剧作家张继就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张继从“乡土”中来，到“文学”中去，他那带有复沓而连绵的叙述技巧，使他的小说有别于其他的乡土文学，更重要的是他很会讲故事，所以聪明的他用自己独创的犁具耕出了乡土新天地。转型编剧又体现出他的机智，电视连续剧《乡村爱情》他竟写了10部，可见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让他受益多多。

2018年9月，枣庄市的三位作家闵凡利、简默、王一成为山东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

以写小说渐成大名的作家闵凡利，擅长用入木三分的笔法揭示当下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体现了作家的社会担当与人文关怀。他曾连续在大型文学期刊《当代》中发表了《债主》等中短篇小说三篇，其创作颇为勤奋，先后出版文学书籍16部。他的禅悟小说独具一格，显示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空灵的创作意象，其中小说《死帖》《真佛》被拍摄成电影。他的新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皆大欢喜》，直面社会转型期之社会众生相，是一部典型的新“官场现形记”。他系山东省首届“齐鲁文化之星”，枣庄市第十二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作家简默以散文见长，他的文章构思往往一波三折，思维跳跃性很大，纵横辗转收放自如，作品中还有着意识流的诡秘痕迹，将文字以鲜活的样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给传统散文创作注入了几多清新活力。

而作家王一近年来发表作品80余万字，佳作不断，精品迭出，曾获山东省“泰山文艺奖”。

我市作家汪继军的长篇小说《四十岁的男人》，与女作家董艾欣的长篇小说《一梦醒来》，都可划入“心理现实主义”小说范畴；只不过一个是男性视角，一个是女性视角，这两部作品都对书中的人物进行了爱情与欲望、肉体与灵魂的拷问。今年11月《中国报告文学》全文刊发了汪继军13万字的作品《生命的螺旋方式》，这是他回顾改革开放历程，用手中的笔为农民艺人立传的新作。

作家冯贵洲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其中，《部落风语》通过玄与云儿这两个主角洪荒不老的爱情故事，在玄怪神秘中阐释生命的本真与纯粹。而《响马》讲述的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发生在微山湖畔抱犊山间古滕国大地上的传奇故事。

枣庄的儿童文学创作不仅收获颇丰而且独具特色，童话作家孙传侠化身“山羊阿姨”，用真诚和爱经营着童真梦幻的快乐森林。她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先后在《儿童文学》《中国作家》《中国校园文学》《童话大王》等报刊发表，并获第二届“吴承恩文学艺术奖”。共出版童话集《小黑豆做英雄》《山羊阿姨的魔术》等6部。

赵月斌是土生土长的枣庄人，枣庄学院中文系毕业，他的文学创作也是从枣庄开始风生水起的。在他身上，鲁南文化基因再一次彰显了灵性，现在的赵月斌已经是当今文坛飚出的一匹年轻黑马，他首先以文学评论开山劈路，随后又开始小说创作，被称为“新生代作家”，更是位影响力较强的新锐评论家。

在网络文学创作领域，程小程堪称枣庄标签性作家，他的《做局》《周易大师》影响非小，收获众多拥趸。

作家们总会受到各类当代思潮和文艺流派因素的影响，这当然包括西方文学思潮与流派对作家的冲击。那么作家们怎样才能保持好自己的创作定力，做到兼容并蓄，洋为中用呢？著名作家冯骥才的做法值得称道。与当时文坛上生吞活剥外国现代派的做法迥异其趣，冯骥才在“怪事奇谈”系列中却表现出了地道的民俗风味，他把各种艺术手法融汇于“津味”十足的艺术氛围中。冯骥才也承认其《神鞭》的手法是形形色色的大杂烩：“荒诞+象征+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手法+古典小说的白描+严肃文学的思考+俗文学的可读性+幽默+历史风情画+民间传统等等”。而《三寸金莲》则是“既写实荒诞浪漫寓言通俗黑色幽默，又非写实非荒诞非浪漫非寓言非通俗非黑色幽默”。[3]

冯骥才不仅会“拿来”，也善于“扬弃”。他有眼界与胸襟，也有智慧与格局。概而言之，作家只有胸中充盈着家国情怀，才会挺起责任与担当的脊梁，才能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中国作家是这样，枣庄作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