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新伟

(枣庄学院 文学院 ，山东 枣庄 277160)

在毕四海近40年的小说创作生涯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涉猎多种题材，若说以孟家庄为依托的乡村与商旅小说着意于以现代意识观照齐鲁文化，而政治小说的通过对官场文化的透析来挖掘政治人性，无疑是他对中国当代文坛的独特贡献。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有着浓郁的现实情怀，及时捕捉时代信息，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他还有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创新求变意识。他始终探索艺术表现方法的各种可能性，试图以更有效的艺术形式表现时代，展示人物精神，多维度审视丰富复杂的历史与文化，是一位富有艺术创新和探索精神的作家。

作家汪曾祺慧眼识珠，1987年给毕四海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作序的时候就说：“毕四海是一个老实人，但他的作文是不老实的，有写实的，有荒诞的，有意识流的，有变形的，有超现实的。”[1]评论家何镇邦也指出这一点：“毕四海在艺术上是个很不安分的人”[2]“不老实”或“不安分”，都说明了毕四海在艺术创作上虽然坚持用现实主义方法，但并不愿意循规蹈矩。

一、及时捕捉时代信息

毕四海是一位有足够思想敏锐性和思考深度的作家，其艺术视角总是能够及时捕捉到时代变迁的信息，做一个时代的探索者和先行者。他深受鲁迅启蒙文学观的影响，始终坚持文学为人生的创作理念，密切关注现实，不断出击社会问题，并将其行诸小说创作。《承包者》《W不是故事》等是毕四海长期关注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并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这类小说冷静而尖锐地揭示了当代农民企业家所处的恶劣的生存环境：没有自由竞争的规则，没有平等的社会氛围，而是拉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等填满了他们的生存空间，这种竞争的结果，往往是优秀者失败出局。这样的现实令人感到沉重，显然不利于中国私营企业的良性发展。中篇小说《轮回》把人物置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塑造了两个不同类型的农民企业家形象。他们的发迹及堕落是社会转型期及商品经济大潮下的产物，必然经不住社会历史的涤荡、淘洗，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警示作用，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艺术备忘录。

《选举》对中国式“民主”和“选举”制度的表现，是这位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为社会提交的一份“议案”。小说不仅揭示出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对政治化的人性和人性化的政治进行了毫不留情的剖析和批判，而且还揭示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艰难根源，呈现出了这种人物所存在的社会环境与文化基础。这是一种封建人治下长期形成的集体无意识：民主选举县长，不管某人有无能力，是“排队也该排到人家龚彬了”“软到位”“安全升格”之说，体现了国人对选拔领导干部论资排队心理的认同；党政一把手大多是水火不相容，这叫“虱子多了不咬人，头羊多了乱羊群”，或“一山容不下二虎”，显现了国人的专权意识及狭隘自私心理；而被选举者请客送礼拉关系、搞串联，“作家评职称也要说一说的”，则显示了国人重感情、轻理性，不实事求是、不负责任的公民素质……这种种社会文化心理与政治化的人性和人性化的政治是相辅相成的。萨特存在主义理论指出，存在的即合理的。当代评论家施战军说：“毕四海的‘政治的人’，则是一种中国式人性胎记的展现，它有时是一种利益支配下的自觉，但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国人的集体无意识。”[3]作家向我们呈现了这种种触目惊心的思维定势及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并将其集中体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程序里，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

1986年初，毕四海的长篇小说《东方商人》第一部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随后他又进行《东方商人》第二部的写作。1990年内蒙古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携手合作，把《东方商人》改编成22集同名电视连续剧，1995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映。电视剧播出后，全国轰动，旋即荣获全国电视剧政府最高奖第15届“飞天奖”及第13届“金鹰奖”，随后原著又荣获山东省首届“精品工程奖”。毕四海由此作而被认为“中国商旅文学的开拓者”，一举成名。翻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以民间商人为主人公和探讨商旅文化的小说可谓寥若晨星，这与汗牛充栋的军事题材与农村题材小说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这种现象除了与“重农抑商”的农业文明有关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对商业经济长期贬抑的结果。毕四海在创作《东方商人》的1984年，《人民日报》还在讨论长途贩运是不是投机倒把问题；1985年，《东方商人》(第一部)在上海《青年报》连载时，有媒体斥之为“毒瘤”进行批判甚至“围剿”。但人们的思想认知水平毕竟要随社会的发展而逐步提高，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一个新的商业文明时代必然到来。1991年，著名小说批评家雷达对《东方商人》进行了恰当的评述：“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部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长篇小说。它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项空白，给我们提供了从新的角度思考民族历史和民族灵魂的一个契机。”[4]2006年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吴义勤，从中国文学史角度对这部小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东方商人》对中国传统民间商人和商业文化的重新思考，开启了其后商贾小说的先河。小说对中国商人和商业文化的重新思考，对当时人们意识深处的商业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其艺术成就显然不仅体现在突破小说题材禁区问题，更是体现在把商业文明在中华民族文化历史中如何定位问题。

显然，毕四海是一位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一位对现实、对时代充满激情的人，其艺术触觉总能及时捕捉时代信息，以极快的速度对之进行艺术表现，让读者看到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侧影。毕四海在《骨髓抽样分析》一文中说：“我怎么也更新不了这样的观念——文学不为人生、不为社会、不为中国的改革倾注一份关怀；不让文学的认识功能给中国人‘提个醒’，文学也就太‘私人化’了，太‘边缘化’了”。

二、现代意识观照下的齐鲁文化

所谓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的“直面现实”，不仅仅指一些敢于反映重大社会问题、有巨大勇气揭露当前社会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塑造党和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形象，展现正反双方惊心动魄的斗争等等；也指需要深入现实的平凡状态，关注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关注他们在改革进程中的心理、精神及命运变迁；更重要的是，“直面现实”还需要质疑、反思与批判精神。因此现实主义作品还需要有敢于深入现实与本质的精神，如这些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它和社会制度、人的本质及当前政治是否有必然联系，我们应该如何去反思与批判它。更进一步说，“直面现实”还需要对现实有文化的哲学的思考，即把“现实”形而上学化，使“直面”具备终极关怀的指向性。

毕四海对乡村生活的关注，主要以“孟家庄”系列小说为代表。它们通过对农民生态和心态的透视，揭示农民身上沉重的精神负担，呈现现代的乡村生活中传统文化无所不在的影响。《家雀子楼春秋》仅仅用了不到3000字，就为我们勾勒出孟家庄近40年的历史变迁及人物命运的变化，并揭示出深刻的文化内涵。小说开始煞有介事地运用了具有反讽话语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并别有深意地进行久远的历史追溯：“亚圣公孟子的第65代子孙在邹县混穷了之后，流浪到了青阳河畔，安家，扎根，开花，结果，如今已是‘硕果’10代了。”这里的“一语双关”绝不是故作深沉，而是同整篇小说的格调、意蕴一致，向读者透露了十分重要的信息：即古老的齐鲁文化仍然非常有生命力地“汩汩流淌”在这些现代农民的血脉之中，不但源源不断，而且枝繁叶茂。孟家庄人向来以“孝”为先。土改时，村里唯一的一座二层小楼，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分给全村辈分最高的“老”祖宗——10岁的槐爷了。而槐爷也无愧为全村的“爷”，他不仅是村人红白喜事的主心骨，而且在他心里，所有的孟家庄人都是“一个爷爷的公孙”，必须恪守孟家庄的道德伦理规范。已守寡十年的芳嫂在槐爷眼里美丽且贤惠，可当芳嫂有意和鳏居多年的他“合为一家”时，他郑重地叫了声“孙媳妇”，将其拒之千里之外。改革开放后，随着党的农村政策改变，当年的“小地主”又富裕了，不仅建起了一座三层小楼，还要娶“芳嫂”做媳妇。故事的结尾是，槐爷虽然还是那个德高望重、助人为乐的“爷”，可解放后槐爷坐了30多年的那把“上首椅子”，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让位给乡长了……亚圣第X代的子孙槐爷面对着1980年代中期巨大的社会伦理变革，困惑而又惶惑不安的心理在不言而喻之中。而读者的感受却是黯然的：传统的孝道伦理没有随社会的改革开放而发生变化，只是纯朴的“孝”道观念在现实利益面前让位于权力文化了——家族的辈分再高也高不过“父母官”。这意味深长的一笔启示读者：孟家庄的“爷”地位固然显赫，拥有经济实力的三层楼主人的地位正逐步上升，但在村民心理居最高位置的仍是拥有政治的权力者——即春秋兴废，历史嬗变，但万变之中有不变，这不变的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深层对权力的崇拜，对特权阶层的默认。无论是被族人尊奉的“爷”，还是为村人垂涎三尺的小楼，在权势这闪闪发光的宝座面前，全都黯然失色。小说呈现出了一个沉甸甸的、凝固的文化实体，虽然几十年的历史变幻是作为动态背景出现的，但作为文化实体却是静态的，甚至是封闭的、凝固的。孟家庄人的行为所昭示的历史发展趋向，始终不能摆脱齐鲁文化伦理的迷雾。小说呈现了政治权力在国人思想中的核心地位与经济利益对人性的支配作用，我们不仅惊叹，毕四海对国民性痼疾有着如此独到的认识和深度的思考。

在《东方商人》中，对齐鲁文化的审视仍是毕四海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小说极为细腻地描写了生活在20世纪初叶的一个弃农经商的秀才，灵魂深处非常典型的痛苦、挣扎与蜕变：一只脚虽踏进了商海，但另一只脚仍艰难跋涉在农民文化土地上尴尬的生存状态。小说向读者呈现出了近现代知识分子丰富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文化性格，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儒商的复杂文化课题，其蕴涵着的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商业文化的反思，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是发人深省的。我们注意到，他关注的人物大多明确标识出为亚圣子孙，意味着这些人物虽生活在现代，但每个细胞里都有亚圣孟子的遗传，进而意味着他们都是被传统文化所左右的人，都是观念作用下的人，即使是东亚巨商孟洛川也不能轻装上阵。这种顽固观念像钢铁一般坚硬，敲不碎、打不烂，而且盘根错节，互相制约，同时也互相滋润，它是一种渗透到骨髓里、渗透到了遗传基因中的人生观念：家族、官本位、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等等，都被表现得鲜活生动。毕四海试图以现代意识对齐鲁文化予以观照与剖析，贯穿情节背后的当下文化的忧虑与思索，使小说具有浓郁的文化意义及文化品格。

中篇小说《都市里的家族》描写了一个当今社会的“怪胎”冯老板，他身居高位，用隐蔽的非法手段挪用公款炒股完成了原始积累，然后辞职下海，暴富一方，过着最现代的生活，享用着现代物质文明成果，骨子里却被数千年的封建意识所左右，养着一妻一妾，为得到传宗接代的“龙子”费尽心机。而这位小妾是省城大报的著名记者，受过高等教育并标榜现代观念的知识女性，却甘为笼子里的金丝雀。小说以冯老板的“现代小妾”口吻展开叙事。揭示了当代中国相当一批新兴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知识人类，不仅不会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反而是倒行逆施、放纵享乐、醉生梦死、危害社会的“毒瘤”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表现了中国都市家族中的封建性特征，并指出这种传统意识的根深蒂固性，形象地展示了现代都市与古老的传统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我们看到，毕四海对中国农业社会文明本质的深刻领悟和我国现代化前景的深沉忧虑，提醒人们要清醒意识到：当代中国在走向现代文明进程中的道路是曲折和艰难的，享受了现代化的生活未必就是现代人，拥有了现代化的机器和技术也不一定就是现代社会。学者吴义勤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评论：“这可以说就是作家为我们揭示的中国现代化的悖论。在此意义上，小说中的‘家族’既是一种写实性的存在，又更是一种文化性、精神性、寓言性的象征，它表达的是作家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畸形的文化现实与精神现实的深刻洞察。作家意在表明，人的现代化以及精神的现代化才是社会文明进程的根本。”[5]毕四海在总结自己的创作时说，我想使我的作品在重构民族灵魂及精神的过程中起到一点作用，最起码要提醒人们，我们的传统文化有问题。但同时，汹涌而来的现代文明却使人疯狂地聚敛财富，疯狂地攫取权力，疯狂地满足自己各种各样的欲望。现代文明同样让人怀疑。因此，我将不停地拷问现代的人类文明与现代人的灵魂。

毕四海敏锐地感受到，阴暗的愚昧的传统文化习性在“现代”人们心理上有着浓厚的积淀，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因而深刻反思与剖析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下，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命的潜在而顽强的影响力，揭示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结构转变的艰难性，展现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结构和绵延不绝的内在力量，成了他小说中国民性批判的一个首要着力点。

三、人性审视下的多维视野

毕四海不仅仅注目于历史社会政治之“变”，他似乎更潜心于表现人性之“常”。作为一位有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面对一体的、稳定的现实主义审美模式危机，他勇于挑战。当代现实主义强调“真实性”，特别是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式的“客观真实性”，因此对文学的各种假定性手法如象征、拟人、夸张、怪诞、变形、梦幻、神话传说等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尊重，以“实录”作为细节真实的标准，不但束缚了文学的想象，而且也使之呈现出千人一面的“重”“大”“拙”的风格。在传统现实主义原则、经验、技术等都面临着“更新”焦虑之时，他大胆尝试在传统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创作方法中采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手法。

毕四海的小说一般都以人物为主，多种角度切入，不仅给读者自然化、生活化多侧面的立体感，而且更有利于走进人物的心灵世界，揭示出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微妙性。被汪曾祺先生称为“一首散文诗”的《蛙鸣》是一个精致的短篇，它通过捕捉德香爷在夏夜乘凉时听蛙鸣的心理瞬间，用意识流手法揭示了孟家庄30年的人事变迁和德香爷的深层心理，呈现出了人性的某种文化内涵。《都市里的家族》《魔圈》等也成功地在现实主义手法中，融入了意识流、象征、荒诞等多种现代艺术元素，让生活自身在反讽与幽默中显示自身的荒诞。

《一个人的结构》是一篇用现代主义手法对分裂人性心灵记录的小说。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突然有一天徒具空壳，没了影子，他的意识和灵魂分裂成8个方面，分别用1、2、3、4、5、6、7、8这样的符号来代替。8个符号代表了这个男人心理和生理、欲望和理智的8个侧面，互相纠缠，互相依赖，又互相厮打，互相斗争，此消彼长。最终八个无影无形的思想意识重新钻进了这个男人的躯壳，灵与肉的分裂宣告结束，思想与肉体重新合而为一。小说运用了向内转的叙事视角，人物与事件减少，情节淡化，小说主旨通过主人公的感受和自我表现反映出来，这种主观因素增强且重视人内心世界的表现方法，多角度地把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分裂的灵魂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出来。就如同鲁迅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人一样，能够从“善”中看到“恶”，再从“恶”中敲打出“善”，这样始能见出“人”的灵魂的深。

《财富与人性》在叙事结构上采用渔网式结构和散点透视法。小说总共涉及到数十个人物，每一节由某一个人物的故事和自述组成，它是一个故事情节的扭结点，作家对这一个个散点深入挖掘、透视、观照。这一个个点交织成一个巨大的渔网结构，它把历史、现实、文化、人性等等包容进来，疏而不漏。因而小说在叙事手法上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推进法和叙述人“终身制”，以一个个人物为叙述视点展开叙述，自然的时间链条就被一一折断，线性时间在小说中变成一个个线头，这些线头交织、缠绕，重新组织一个艺术空间。同时，小说还不仅以人物统领叙事，而且在每一个人物叙事中，都运用了第一人称内心独白和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叙事相结合的方式，在自然时间、现实空间之外又引入了心理时间和心理空间，这样既能对人物的心灵世界洞幽察微，又可对广阔的生活现实进行全方位的展示。其表现手法既大开大阖，又可细针密线；既运笔如风，又可精雕细刻；既铺陈渲染，又可疏朗劲道。

毕四海在创作中灵活地综合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形成了一个多维的现实主义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的现实主义之“真实”与“情节”进行了巧妙的建构，有利于他对文化与人性这一主旨的探究，是作品故事情节的需要，也是思想内容的需要，显示了毕四海的文学审美表现在寻求突破中的艺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