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玮

(枣庄学院 文学院，山东 枣庄 277160)

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脚步稳健地走过了“改革开放40年”，伴随着历史沉浮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为中外读者奉献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记忆与个性书写，同时也为评论家们提供了丰富、多元的文化样本和写作资源。

从枣庄滕县走出的赵月斌就是一位身兼二职的“文学守护者”，他既是“70后”新生代作家代表，也是一位特立独行的非学院派批评家。他将自己的思考内化为一种精神特质，在小说中营造了一个奇幻的文字王国，“嬗变出崭新的艺术蕴含”[1](P239)；又用刚健的批评之笔在文学评论领域开拓出一片沃土，不断培育出具有鲜明“赵氏”风格的奇花异草。40年来，他在文学的熔炉中不断历练，在哲学、美学著作中徜徉漫步，具有了深厚的中西学养和宏阔的世界眼光，他能坚守自己的文学理想，努力做一个“骨子里有血性，精神上不失高贵的作家”[2]，使自己的“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相得益彰”[3](P1)，全面、真实地展示出一个作家应有的时代担当，肩负一个评论家“重整乾坤”的文化使命，在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一、天马行空的“神性”世界

作为“生在红旗下”的70一代写作者，赵月斌年少即怀揣着文学梦想，14岁开始写诗，1987年首次发表作品，在他22岁开始尝试小说创作时，文学已经失去了社会轰动效应，文学观念开始多元化，伴随文学的商业化思潮涌现，新生代作家崛起，作家们面对的是个体写作的艰难生存环境。赵月斌于先锋小说式微之时写出了《红血》《醒尸》《一妻三妾》等六篇小说。亲历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受了开放多元的思想和价值体系的冲击，赵月斌逐渐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文学认知和经验表达。1998年夏秋他重新开始小说创作，写了《谎言与真实》《我是秃子》《寻找公主白雪》《一九六O年的月饼》等一系列怪异、荒诞的短篇小说，在这些离经叛道、天马行空的神性世界中，作者得以将小说当作盾牌，隐藏自己，释放真实的自我感觉、认知和经验。《雨天的九个错误》是201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其中的几篇小说均是现实的土壤里开出的奇花异草，不由得让人想起马尔克斯和卡夫卡的魔幻世界。

赵月斌曾说：魔幻现实主义在我们的传统里是常态，中国的传统小说有“内在的神性”、巫性，比如莫言的《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即是基于民间传统之上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赵月斌的短篇小说也有着某种程度的“神性”和“魔性”，以颇为先锋的面目出现：《关于合欢的三种说法》运用重复叙事，衍生出三个不同走向的故事。少年成长为一棵“合欢树”，这是在童年记忆片断中虚构出的新的“真实”。带有戏谑、寓言性质的《狂犬日记》似乎是向鲁迅的《狂人日记》致敬之作，写了一条有思想的狗，试图摆脱狗的天性(吃屎)成为一匹狼，最终无所逃遁，做回了狗被吊死的故事。《哑巴歌手》揭示了个性被塑造和规训的真相。《十年怀胎》中揭露了以“生男”为人生使命的韩淑英被异化为非人，心灵被扭曲的荒诞事实。《深夜裸行》中自以为悲壮的隐秘裸行成了一场他人眼中的行为艺术，被消解为委琐和滑稽。《我是秃子》写了一个玩世不恭又特立独行的底层青年，想揭示真秃子而剃了光头，最终自己再也长不出头发的故事。《羊皮记》写了四清运动中反四类分子的荒诞，一个走投无路的女人钻进羊皮，变成羊逃跑了的离奇事件。《寻找公主白雪》中千年古尸醒来与情人约会，演绎了一场人鬼情未了的穿越戏。

谢有顺在2018世界华文创意写作大会上说：“好的写作从来是精确而富有想象力的，是实证与想象力的完美结合。”赵月斌的小说亦是如此，他将历史细节、时代背景深埋于作品中，在表现人物、事件的视点上有接地气的质感，但在叙事上又自由奔放，天马行空，注重形式创新，追求神性意味，有从现实抽离的明显意图。赵月斌做到了实证与想象力二者结合，将无比现实的意味赋予了荒诞不经的形式，精准地呈现给读者。作者试图隐藏自己，以不同身份、年龄的“何斯”或其他人物出场，但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了他的一面，每一段人生中都有他自己的影子。如《追念一九〇九》中的金壳郎、大桑树，《哑巴歌手》中的大葱，《关于合欢的三种说法》中大片的艾草，是抹不去的童年印记。《在深夜裸行》中的裸行者，《狂犬日记》中疯狗，《谁是秃子》中长不出头发的人，《哑巴歌手》中命运被设定的歌手，都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我”，“我”的精神碎片。在寓言、象征、隐喻的背后，难以隐藏的是作者对人性真善美的探寻，对历史真相的追索，对芸芸众生的悲悯情怀。在看似戏谑、荒诞的怪异表象之下，是作者对历史的反思，对人性和良知的拷问，对乡村伦理体制的质疑反抗，对审美理想的执着追求。

20世纪90年代是“个人化写作”的时代，赵月斌在写作这些短篇小说时，亦抛弃了宏大叙事，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中，截取了生活的横断面，从活生生的个体切入历史，进行细节化的个人叙事，运用隐喻、夸张、戏谑、反讽、变形等现代派技法，融合历史、现实、民俗、政治、神话等因素，将普普通通的个人故事变形成带有寓言、传奇性质的“现实主义”小说。

二、《沉疴》：溃败的乡村伦理

“一部伟大的作品，不单需要某种怪异特征，不单需要颠覆及创新，更需要一种强有力的自足性，其内涵应‘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而绝不是一种统一体或稳定的结构’。”[4](P11)赵月斌在2016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沉疴》，便是他努力向伟大作品靠拢的文学实践。《沉疴》其实是1999年的旧作，作者说这是回到自己的村庄，回到亲人的小格局中写就的“不加伪饰的私心话”，读者看到的却是充满矛盾、悖论和蓬勃生命力的家族秘史。

在《沉疴》这部长篇小说中，作者一反之前的奇幻手法，以亲历者、观察者的身份，以写实手法讲述了一段“非虚构”的乡村生活。“全书共九章，每章四部分，均以三、二、一、〇为序号，三为何斯自述，二为《沉疴》原文本，一为何斯父母口述，〇为何斯注解。”[5](P3)小说的正文是上卷，下卷为三个独立篇章：《一九六〇年的月饼》《十年怀胎》《寻父记》，“‘卷下’三篇虽为虚构作品，却与《沉疴》有互文之效，其中的人物亦有互通，所以，卷上、卷下完全可以合而为一，构成一部完整的书。”[6](P313)多元视角形成了乡土叙事的多重文本，长孙“何斯”自述和“何斯父母”自述是第一人称的主观视角，他们的言语中带有强烈的情绪；“原文本”是全知客观视角，态度较为冷静；对礼俗、俚语的“注解”部分又回到了“何斯”的视角，对事件的原貌做了补充说明，可视为补叙。三种视角的转换，相互补充，造成了互文的效果。作者试图从多个视角，借助乡村“生死场”，展示大家庭难以平衡的人际关系，重点讲述“爷爷”去世前后家庭结构失衡，“长孙”目睹“长子”在与亲戚的矛盾纠纷之中痛苦、煎熬的状态与忍无可忍的反抗。作者不惜笔墨，用地道的家乡方言和俚语，写出了丧事礼俗的过程，真实还原了物质匮乏时代乡村精神萎缩的面貌，揭示了家庭伦理失范后，乡村伦理的种种危机。

血缘亲情是整个儒家伦理思想的感情基础，仁的根本是孝敬双亲，友爱兄长，而礼是仁得以实施的形式和途径。在小说中，祖宗留下的礼制只剩下了外在的形式，其内涵——忠、恕为核心的“仁”却荡然无存。以书中的长辈——“奶奶”为例，这位母亲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能为子女遮风挡雨，具有隐忍、牺牲精神的母亲，她全无舐犊之情，是个“放债式”的母亲。她有偷窃的恶习，偷乡亲邻里的，偷自己爹的，跳井被救后还死不悔改，故伎重演。她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号，偷二儿子的麦子救济三儿子，连她偏爱的女儿家的钱也不放过；她不仅自己偷，还怂恿自己的孩子行窃。偷窃事件间接导致了“父亲”在招飞行员和民办教师时受牵连，被人检举、揭发“剔”了下来。她在家强势惯了，对子女和孙子如同对待与其有利害冲突的对手，从不真心相待，不是打压就是虚伪地拉拢利用；对自己的亲人常常恶言冷语，连打带骂，因长子当了别人家的孝子怀恨在心，当着外人的面指着儿子的额头谩骂、羞辱，挑拨女儿和儿子们的关系，教唆女儿们与长子作对；因为相信巫言，在“爷爷”治病的问题上几次反复，极尽折腾；“爷爷”痛苦离世后，在“奶奶”的撺掇下，一家人终于撕破伪装，面露狰狞，在“爷爷”的坟前吵架，鸡飞狗跳，场面混乱，几乎要打起来。小说用了大量篇幅刻画了“奶奶”的形象，可谓触目惊心。在农村，劣迹斑斑的泼皮无赖不在少数，他们通常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打架骂街、搬弄是非，甚至坑蒙拐骗、不知羞耻，颇遭邻里村民和家人嫌弃，可大家又拿他们没办法，只能忍受。作为女性，如此自私、无赖，对自己的子女如此刻薄，实属少见。

小说中“父亲”这一长子形象颇具典型性。大家庭中的长子是孝悌的忠实实践者，历来要恪守家道，承担着家族事务管理的重任。在等级严格的家庭秩序中，一旦以父子为主轴的家庭秩序出现崩塌，长子就会成为社会、家庭、代际之间矛盾斗争的集结点，成为明争暗夺、互相倾轧的家族矛盾的牺牲者。在现代文学的人物长廊中，觉新(《家》)、瑞室(《四世同堂》)、蒋蔚祖(《财主的儿女们》)、曾文清(《北京人》)，都是刻画相当成功的长子典型。他们具有温柔敦厚、谦和秀雅的君子之风，但在新旧文化的夹缝中生存艰难，在各种复杂的矛盾中，长子为求得表面的和谐稳定，只能以家族利益衡量自己的行为准则。《沉疴》中作为“长子”的“父亲”，在“爷爷”去世之后也陷入了噩梦一般的家庭矛盾中，琐屑的争吵，加上掰扯不清的事实，无意义的争辩，让父亲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爷爷”去世意味着家庭权力中心崩塌，维系亲情的纽带彻底断裂，母子关系恶化，姑嫂、姑侄、祖孙、兄妹等至亲之间争吵、谩骂、仇恨，长子突然成了众矢之的，各种无端猜忌涌现出来。旺盛的文化生命力在藏污纳垢的家族关系中，在亲人之间的战争中消耗殆尽，最后一丝人伦温情弥散在故乡寂寥的精神荒原上，只留下人间炼狱般的疼痛、伤害、怨怼、无奈和愤怒。

传统乡村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以人情为纽带，以互信为基础的“熟人”社会。乡村伦理首先体现夫妻关系、父(母)子、婆媳、兄弟等家庭成员之间等，其次体现在社会伦理，即乡亲、亲戚、邻居之间的关系方面。如果家庭伦理混乱，道德失范，社会伦理失序，会造成整个乡村社会精神家园的失落与离散。

中华民族历来是重视亲情、人情的，但血缘亲情之中也有权力的争斗，亲情、人情中也渗透了交换的因素，亲属、熟人之间的交往也要衡量回报的大小。世态炎凉是中国人特别的感触，说明亲情、友情、交情在面对利益和权力时的软弱性。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化传承中，一直奉行儒家的“仁礼合一”，婚丧礼仪是礼仪之邦最重要的人情礼俗，是反映地域社会伦理道德和忠孝观念的一面镜子。在礼崩乐坏，经济困顿，温饱成问题的饥馑年代，儒家伦理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邻里和睦的美好温馨的家族关系，往往只是虚幻的海市蜃楼。《沉疴》撕开了乡村伦理温情脉脉的面纱，让读者看到了在金钱、利益面前，血缘、亲情、人伦组织成的生活圈子内部的腐败和混乱。卷下的三个短篇也从不同角度展示了这种乡村伦理的溃败：《一九六〇年的月饼》中一家人面对一块月饼极力争抢，甚至“死不瞑目”。《十年怀胎》中因为儿子是农村家庭血脉的延续，家家户户拼命生儿子，这种生育压力导致了妇女的精神崩溃。《寻父记》中的出走——“寻父”——回乡，解构了父亲的存在，给“我”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代际伤痛。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乡土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现代化和市场化不仅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也改变了村民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的分化日益明显。大批青壮年农民进入城市打工或生活，失去了对土地的依赖与敬畏，乡村传统家庭结构迅速崩塌，“家”的凝聚力不断减弱，家庭伦理道德约束力随之弱化，人伦亲情日益淡化、冷漠，长幼有序、伦理孝道等传统范式遭遇到巨大的挑战。

最能彰显乡村文化的婚丧禁忌、民俗礼仪也只剩下了“形式”的空壳，内容早已异化、变味儿。闹丧、号丧本为表达哀思，安慰亡灵，现在却成了讲门面，讲排场和互相攀比的现场，更有“喜丧”上大家嘻嘻哈哈争抢糖块，毫无对死者死亡敬畏的闹剧，显示出丧礼的虚伪性。正如小说中所言：重孝只是实用主义礼仪，并非真心表达哀思的沉重。行“来往”，来往的不是感情，而是物质和金钱。活人和死人都要争面子，为了面子众人参与集体表演，维持礼数上的周到，许多礼节竟成了折磨人、拖累人的形式。小说中“爷爷”弥留之际，被强行穿上寿衣，爷爷看到寿衣后受了惊吓，大叫“啊！鬼，鬼！”这是真孝心还是对弥留之际的老人的残忍？礼金的多寡，送礼的时机均有讲究，总有不满，尽管长子表现得隐忍、懦弱，委曲求全，竭力平衡家庭关系，仍然引起了家人的挑剔和猜忌。丧礼期间，“长子”、母亲和三个妹妹之间用礼羞辱对方，打击对方。“烧轿”时，三个妹妹竟然说“哥，给咱爹背搭子”，当着长兄的面喊“殇了”的哥哥背搭子，属于很恶毒的咒骂了。“烧五七”时，“长子”忍无可忍，也会借“换服”羞辱三个妹妹，让她们灰溜溜地出村，坐在地上大哭。这时的“礼”哪里还有仁的影子，已经沦为亲人互相攻讦，争夺权力，自己长脸，让对方丢面子的武器。

《沉疴》为乡村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样本和重要个案，从中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农村真实的状态，乡村文化的断裂，伦理道德观念的变迁，使得故乡再也不是可以诗意栖居的“文明野地”。对于许多从农村走出的年轻人而言，故乡似乎仅留存在童年的记忆里，驻足于精神层面——那个能让人魂牵梦绕，牵引出永恒乡愁的美好之地。而若干年后，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可能已呈现出文化溃败、生态破坏的状态，更令人痛苦的是，在逐利动机的驱动下，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扭曲变形，乡土世界的价值，乡村文化的精神陷入到一种真空的状态中。

尽管面临如此多的矛盾与纠结，作为五百里外的异乡人，作者仍要时不时回到故乡的“场”中，过去希望摆脱俗事纠葛，现在又暗自接近那个精神之源。小说中对鲁南俚语俗语，民风民俗的记录，充分证明了一个极具原始生命力的乡村并不因为个人的喜好存在或消失，无论诗意还是鄙俗，高贵还是丑陋，这一切就是原生态的乡村生活，这种身体在乡、精神逃离或身体逃离、精神返乡的矛盾与背反，是我们不能熄灭的寻根渴望，是我们与故乡挥之不去的情感纠缠，也是从乡村走出的赵月斌从青年到中年心态的真实写照！作者对乡村伦理式微的反思，对乡村生活意义的探寻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评论：重建文学理想精神

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思想大解放，理性回归，文艺复兴，赵月斌作为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可以尽情遨游在优秀世界文学的海洋中，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社会学、哲学、文学、传记，并将自己的思考、体悟、心得灌注到文学批评之中。赵月斌做过教师、职员、编辑、专业作家，最终以“文学批评家”为学界所熟知。如今，他已在《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上海文化》《小说评论》《十月》《山花》等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和小说、随笔等文学作品300余万字。他的评论集《迎向诗意的逆光》入选了“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1年卷，并荣获了第七届刘勰文艺评论奖，评论《置身于苦难中的黑色英雄(莫言论)》获得了第二届泰山文艺奖，他本人也入选了山东省“齐鲁文化英才”。赵月斌在文学批评领域的成绩足以证明自己的实力。但他谦虚地说自己的评论“没有玄奥的理论支撑，也没有强大的体系架构，有的只是掀不了风浪上不了台面的漏网之鱼。”[7]

赵月斌有身为评论家的担当和责任感，无论在山东省作协任职还是兼职当文学期刊编辑时，都以独到的眼光和学识，展示出独树一帜的“赵氏”批评风格。别人的批评冷静客观，他偏毫不掩饰自己的真性情；别人的语言现代、后现代术语满天飞，他却想象力飞驰，从自己的感性印象出发，进行诗意的表达。在《伟大的小说离我们有多远》中他竟然用“好看”“好读”“好玩”来评价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阿来的《尘埃落定》，这种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批评，也是对当今学院派过于呆板无趣的程式化评论的反拨。读他的评论，除了能看到他对当代文坛众生相入木三分的勾勒，还能欣赏到作者不可复制的情绪体验、灵魂感悟和语言之美，所以他的批评风格才被称为“作协派”“感悟派”批评(黄桂元)。

赵月斌的评论文章语言灵动、诗意十足，充满对生命的观照与热情，因而他笔下的作者们个个形象饱满，可歌可哭。例如在他的万字论文《逍遥与沉迷——胡河清论》中，赵月斌凭着作家的艺术直觉，展示了胡河清生存的悖论状态——“锐不可当，又脆弱如冰”，既有阳刚之气，又有女性的“羞涩与温柔”，“胡河清是这片土地上孤独的婴儿，他有赤子之心而无护心之镜，他一再谈起‘审美’，最终却没有拥抱审美的人生。”[8](P8)这些基于深度理解和情感共鸣的文字，是浸润批评家情智的肺腑之言，带有批评家感觉和个性体验的鲜活气息。

他说诗人曹有云是在“存在的深渊里呐喊”，他评臧利敏的诗“纤毫毕现，温厚慰藉”，他最欣赏王小波身上率真、无畏的“孩子气”“诗人气”，他称莫言是一位“既粗砺又细腻、既狡猾又真实、既土包子又标新立异、既桀骜不驯又谦卑谨慎、既剑拔弩张又撕心裂肺的作家”，他评价张炜身上“既有齐文化的仙道传统，又有鲁文化所代表的士大夫精神”，张炜的小说《独药师》是“可以照亮灵魂的立命之书”。这些评价以敏锐的艺术直觉穿透文学作品的肌肤，把脉作家的精神向度和气质，表达了知识分子挺拔的精神立场，独到的艺术见地，是理论性和可读性都很高的批评文本。

比起写作，赵月斌更愿意做一个像伍尔夫那样的“普通读者”，正因为他首先是一个优秀的读者，在日常阅读中积累了所思所感，才有了这些用功细读文本之后的副产品。他轻松自如地穿越于作家作品，对当代文坛众生相用心描绘、品评鉴赏，他的批评是随笔体，却有着杂文味。与杂文形象说理的手法相类似，他的论证纵横开阖，锋芒毕露，汪洋恣肆，不拘一格，很多文章有一针见血的锋芒和内力。他敢于向名家和获奖名篇开刀，毫不客气地将贾平凹的《高兴》、刘震云的《我是刘跃进》、余华的《兄弟》、阎连科的《风雅颂》等小说斥为“伪现实主义”，对作家剽窃新闻，想象力衰颓的事实进行了犀利而深刻的剖析。他说：“作家对内在自我的关照，对本真生命的省察，以及对这个世界的感知、追问与体恤，才是文学创作最根本的起点，更是现实主义得以建立的基石。”[8](P196)小说不应该是“滞后、繁复化的新闻”。他批评在“底层写作”“为底层代言”的文学潮流之中，许多作品打起了关怀底层，关注小人物的旗号，许多作家俨然成了“底层写作”慈善家，把文学的功德箱简化成了扶贫文学和弱者文学。他批评底层叙事“惯于套用一种怜贫送暖的模式”，“制造凄惨难过的苦情故事或励志感人的温情小品”以博人眼球。

赵月斌之所以对名作家开刀，是因为他对优秀作家、伟大作家的期待甚高，判断标准严苛。他拒绝将作家定义为“手艺人”、码字匠，他认为“作家不应单是一种职业身份，而必须具有精神的担当和思想的责任，写作也不该是止于打铁似的炫巧耀技，而是要锤炼进生命的宽广和灵魂的重量。”他认为作家是“以文学立命”的知识分子，“他要有足够超拔的精神向度，”“不势利，不苟且的主体意识”。作家如果“肉身尚存，灵魂出离，精神化为乌有”就是“作家已死”。[9]

赵月斌不仅对作家这一身份有自己的界定，在多篇评论中他还谈到了批评家的主体意识，在《重寻批评的灵魂》中，他说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应该具备几个特质：知性、理性、感性、诗性、血性。他批评了“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钝化、软化、媚俗化倾向，鲁迅那样的硬骨头批评家几近覆灭，他认为批评家要有荷戟独行的挑战精神，投身于“英雄式的努力”。在赵月斌的批评实践中，他将自己的“主体意识”渗透到作家作品，目击文学现场，臧否当代文学。挑战权威时他犀利如老吏断狱，遇到对胃口的作家时又难掩倾慕，颇有溢美之词。

赵月斌以自己的实力一步步成为拥有话语权的批评家，但对年青作家，他常怀有温情悲悯之心，体恤年青作家的才情不济，笔力不足，并给予更高的要求。自2008年起，赵月斌做过多年的兼职编辑，比如《时代文学》的特约主持人，《百家评论》编辑部主任。在主持《时代文学》的“鲁军新势力”“鲁军新看点”时，他关注山东的新生代作家，推出“山东青年小说家专辑”，追踪研究、陆续编发了数十位青年作家的作品，为本省文学新人新作撰写评论，使得许多文学新人脱颖而出，受到文坛和评论界关注，可谓功莫大焉。同时他激励奖掖新锐，发展山东省的文学写作事业，用朱向前的评价来说他是个具有“土本情结”和“新人情怀”的评论家。

总之，赵月斌是一位有思想，有风骨，兼具知性和血性的批评家。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文学评论领域坚守神圣的文学理想，对山东地域文学的偏爱与深情，对好作家好作品的殷切期盼，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追寻使得他有传统的一面，对有意味的形式的寻觅又让他自带一种神性、诗性的现代审美气质，在众声喧哗的文学批评界，他始终向世界最优秀的文学经典看齐，向普世的人性关怀、终极关怀靠拢，保持一颗“宁静的童心”，坚定地做一个中国文学理想精神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