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农

一

现存最早也最重要的大型诗文选集《文选》出于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之手，他手下的文人如刘孝绰（481—539）等人对此也有所贡献。

《隋书·经籍志》说：“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又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作家作品的日益增多早就在呼唤具有选集性质之总集（一书之中包括多位作者）的出现。

关于文学选本，鲁迅先生发表过一个著名的意见，他说：“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不在于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萧统的本意是要通过《文选》来提倡“典”而“丽”的文风，而其意义和影响之大则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萧统具有从事选本编纂的最佳工作条件。这位太子文化修养极高，有条件利用皇家所藏典籍。他本人藏书近三万卷;手下文士甚多，不仅帮他工作，又可以凭此人脉关系广泛利用各路藏书。建安以来，文学界对于文体分类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出现了大量成果，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逐步积累起丰富的学术资源，而刘勰的《文心雕龙》更将文体和文学批评的研究推向空前完备而深入的阶段，到萧统编《文选》时已有很好的条件予以总结。

编选文章有两种办法，或分类或编年，“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文选》继承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的传统，按文体分类选文。萧统将选文分成三十八个体类，其中的赋与诗，因为入选的作品比较多，又按题材分为若干小类。

《文选·序》扼要地论述了各种文体的古今变化，然后写道：“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精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可知他的工作目标是按体类选文，为读者提供精品范本。这是建安以来几代批评家想做已做而未能完全做好的事情，萧统交出了一份很好的成果。

萧统的文学趣味略近于儒家正统，所以《文选》不选“五经”中的文字，因为那是伟大的经典，“岂可重以芟夷，加以剪裁？”违背儒家思想的作品他都不肯选，例如陶渊明那篇《闲情赋》，其中抒写相思之情过于火爆，萧统就为他感到可惜，认为不能入选，而另选了既不违背儒家思想又显得比较有文采的《归去来辞》和若干诗篇。晋人文章中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虽是佳作，但道家气息太浓厚，与萧统的期待视野不合，也不能入选。

萧统又深入地思考和研究过“文”与非文（文学与非文学或纯文学与杂文学）的界限问题。关于《文选》为什么不选诸子之文、古人言论的记录本以及史传中的大量文字，他都有过明确的解释。他说诸子之文“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诸子的着力处在于讲清楚自己的理论，并不考虑如何把文章写得漂亮，所以不选。古人言论的记录本有些可以称为美辞而非美文，何况这些言辞“概见坟典，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所以“今之所集，亦所不取”。由此可知萧统颇严于“文”、“辞”之别。

最有理论价值的是关于何以不取史传中一般文字而专选其赞论序述的那一段说明了：“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由此可知他认为史传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部分具有“文”的性质，所以可以破格入选。“事出于沉思”是专就史传中的论赞而言的，这里虽然不免也要提到若干历史事实，但它们并不是一般地直白地叙事，而是已经经过作者的“沉思”消化过了。史家在写这一部分的时候，往往综辑辞采，错比文华，讲究辞藻、对偶等，显得文采斐然，与“篇什”即单篇的文学作品比较靠近。归根到底，萧统所看重的乃是翰藻亦即辞章之美，单纯的叙事是不可能至少也是不容易“归乎翰藻”的。而凡是不讲究翰藻者，《文选》一概不选。

在此前不久的齐代永明年间，关于声律的研究非常火热，是否讲究声病这一条成了“文”、“笔”的分野。萧统以是否“义归乎翰藻”来区分“文”与非文，比只着眼于声律更深刻。后来萧统的七弟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讲“文”有四个特点：“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一后期文笔论的见解也超越了只讲声律的狭隘眼光，而首重辞采华丽，再加上一条抒情性，同时也讲“宫徵靡曼，唇吻遒会”，立论较之前期文笔论更为全面。萧绎之所谓“绮縠纷披”，正是萧统“翰藻”的具体化。

萧统所说的“翰藻”重在一个“丽”字。当萧绎来向他索取文集和《诗苑英华》时，他回信说：“往年因暇，搜采英华，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而其书已传。虽未精覈，亦粗足讽览。集乃不工，而并作多丽。汝既须之，皆遣送也。”虽多谦抑之辞，但他追求文辞“多丽”的倾向十分明显。

刘孝绰为萧统编辑文集，在序言中歌颂这位太子的文章“典而不野，远而不放，丽而不淫，约而不俭”，这些提法合于萧统的思路，同时也顺便交代出他从事《文选》编辑的基本趋向。兼顾文质，其实也是那个时代最有頭脑的文艺批评家的共识。刘勰《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思路便是讲“通变”、“奇正”，中心在于要求思想上绝不违背正统而艺术上却能不断创新。钟嵘《诗品》给予曹植最高的评价，充分肯定他既“骨气奇高”，而又“词采华茂”，“体被文质”——这正是典而且丽的意思。萧统的思路与刘、钟都有相通之处。

既典且丽，不野不浮，文质两个方面都讲到了，但萧统也并不是平均使用力量。相对而言，他对“丽”的要求似乎更强烈些，除了明显的浮而不典、离经叛道的东西之外，他的态度相当宽容，所以《文选》的选目并不显得狭隘。只有那些没有文采的东西，《文选》一概不选，全书艺术品位甚高。打开《文选》，人们就宛如进入一个藻绘缤纷的美丽世界，自古以来特别是晋代以来的名篇佳作多半在此。《文选》在唐代有那样巨大的影响，固然与唐人极重文采、考试时写诗赋也非有文采不可有关;首先还得《文选》在这一方面的确大有可取才行——这才能机缘凑泊，风行一时。

“丽”也可以称为“华”。萧统认为文学发展的趋势就是日趋华丽。《文选·序》写道：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远矣哉。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

萧统通过简单的历史回顾和巧妙的比喻论证，很容易地就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文学发展的规律便是日趋于华丽。《文选》选文偏详于近世的原因在此。由此也正可以进一步理解萧统为什么以“翰藻”作为“文”的本质特点。

作为太子，萧统的品德和能力在史书中得到的评价都很高，但他最后却干了一件蠢事，即听信一个道士的建议，在其生母丁贵嫔的墓侧埋了些蜡鹅，以为“厌伏”。这种低级的迷信举措于无意中得罪了父皇，埋鹅事件促使梁武帝萧衍重新考虑继承人问题，也导致了萧统的早逝。萧统一生的最后两三年是在惭愧恐惧中度过的，没有精神搞什么《文选》了。《文选》中留下了若干编辑工作上的漏洞，原因或即在此。

《南史·昭明太子传》载，中大通三年（531）“三月，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贻帝忧，深诫不言，以寝疾闻。武帝敕看问，辄自力手书启。及稍笃，左右欲启闻，犹不许”。“动股”大概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或许其背后隐藏着更大的问题;萧统隐瞒病情无非是担心此事可能危及自己的太子地位，结果耽误了治疗，以至于一病不起。当年四月，萧统去世，年仅三十一岁。

二

研究萧统《文选》及其相关问题后来成了一门专门学问，就叫“《文选》学”，简称“《选》学”。用今天流行的学科分类来说，这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以文学为主，另外也包括语言学、文献学、阐释学等其他学科的内容。古今学术门类的划分往往不同。钱锺书先生说，《文选》影响极大，“词人衣被，学士钻研，不舍相循，曹宪、李善以降，‘《文选》学专门名家。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唯‘《选》学与‘《红》学耳”。

曹宪（541—645）是隋唐之际的大学者、大教育家，扬州人。他的专长在文字训诂，实足活了一百零四岁，隋炀帝请他编书，支持他研究《文选》，唐太宗对他也非常尊重。他首先为《文选》加了注释。他的学生李善（630—689）的《文选注》六十卷初稿完成于显庆三年（658），后来多有修订，内容博大精深。

李善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注音。多用反切，有时也用直音法。二是释事。征引大量的文献，为选文的典故、成语寻出最早的出处。据清朝人汪师韩统计，李善引用的著作计有：经部二百一十五种，史部三百五十二种，子部二百一十七种，集部七百九十八种，四部合计一千五百八十二种。其中许多书的原本已经亡佚。保存文献虽非李善为《文选》作注的本意，但客观上形成了很高的价值。李善不仅注那些比较难懂的字句，而且只要有出处可寻的词句一概加注。这种路子很适合为文学作品特别是中古时代的文学作品加注，因为读者在这里不仅需要弄懂文本的字面意义，而且要追寻其深层含义和文化底蕴，了解这里的文本同先前文本之间的关系即所谓“互文性”。三是释义。就有关篇章对作者的写作意图、言外之意以及写作手法等有所诠释说明。释义的成分在李善注中占的比例不大，大抵比较精，泛论和穿凿附会之论比较少，因此文字虽然不多，信息量却不小。四是校勘。在李善生活的时代，先唐的集子传世者尚多，李善由于工作的关系，能够利用皇家图书馆的藏书，掌握的资料十分丰富。所以他往往能依据各家的别集或其他文本来对勘《文选》的选文，但他的态度十分慎重，一般只注明其异同，不改动《文选》的原文。如果差异比较大、情况比较复杂，则作进一步的说明或引证，使读者了解该文在入选《文选》时编者已经做了哪些修改加工（根据惯例，古代的选家有权删节原文，甚至可以改动原文），这种校勘意义重大，可以给予读者多方面的信息。

在“李善注”之后，《文选》又出现了一种普及型的“五臣注”，“五臣”指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等五人，他们在工部侍郎吕延祚的策划和领导下，集体为《文选》作新注。开元六年（718）九月，吕延祚将这一新注释本进呈皇帝，唐玄宗很高兴在自己的时代产生了这样的新成果，给予了优厚的物质奖励。

鉴于“五臣注”不够深入、学术性不足的局限，所以后来官方又至少有两批人重注《文选》，可惜都没有完成。在此前后，又有私家注释《文选》的，也没有什么影响。《文选》的注释本主要就是“李善注”和“五臣注”这两种。“五臣注”一度非常流行。首先刻印的《文选》就是“五臣注”本，后来有人将“李善注”与“五臣注”混合起来编印，单独的“李善注”与“五臣注”本反而少见了，有些“李善注”本可能是从混合本中分割出来的。在这种分分合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分割不清、彼此混杂的问题，成为《文选》校勘中的一大麻烦。

李善的學问比五臣大得多，后来从事文选学的学者，有相当一部分是沿着李善的路子继续往前走、专事于注释工作的。骆鸿凯先生指出，后出的文选学家可以分为注释、辞章、广续、雠校、评论五家，注释、雠校两家直接继承了李善的事业，其中清朝的学者贡献尤多。如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八卷）、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一卷）、余萧客《〈文选〉音义》（八卷）和《〈文选〉纪闻》（三十卷）、胡克家《〈文选〉考异》（十卷）、梁章钜《〈文选〉旁证》（四十六卷）、胡绍煐《〈文选〉笺证》（三十卷）、朱珔《〈文选〉集释》（十四卷）、薛传均《〈文选〉古字通疏证》（六卷）、张云璈《选学胶言》（二十卷）等，均为选学名著，在校勘、注释两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到近现代，李详的《选学拾沈》（二卷）、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八卷）等名著，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后出转精，不但是《文选》的功臣，也可以说是李善的接班人。

《文选》成书甚早，又曾经与科举考试有关，所以传播甚广，版本非常复杂。简而言之，可以分为写抄本和刻本两大系统。

其一，写抄本。

现存的敦煌写本分藏于法、俄、英等国，饶宗颐先生《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2000年版）搜罗已颇齐备。又日本藏古写本《〈文选〉集注》现残存二十余卷，散藏于日本各处，今有周勋初先生搜集编订、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2000年）及其增订本（2011年版），最为齐备适用。又有日本古抄《文选》残卷，以无注《文选》三十卷本为底本抄录，1884年杨守敬从日本购回残卷二十一卷，根据杨氏《日本访书志》判定当在元、明间抄出，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又有三条家本五臣注《文选》，原日本三条公爵家藏，仅存一卷，1937年东方文化学院影印。

抄写得比较早的一般称为写本，比较晚的则称为抄本。这两者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

其二，刻本。

刻本根据其中注释的情况可分为“李善注”本、“五臣注”本、“五臣加李善注”本（六家本）、“李善加五臣注”本（六臣本）等四种类型，其中具体内容有下列几类（共九部书）：

单独的“李善注”本有：一、北宋国子监本。天圣七年（1029）雕造，其残本今存于国家图书馆（存二十一卷）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存十一卷）。二、尤刻本。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于池阳郡斋所刻，六十卷全，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出版。三、胡刻本。清人胡克家据尤刻本传抄后的一个本子翻刻，嘉庆十四年（1809）刻成，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出版;又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排印本，此本最为流行。

单独的“五臣注”本有：四、陈八郎本。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刻，三十卷全（内有钞配约三十页），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1981年该馆影印行世（仅印五十部）。五、朝鲜正德本。正德四年（1509）刊刻，三十卷全，现藏韩国成均馆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影印本。

“六家本”（正文依“五臣本”，注释五臣在前，李善在后）有：六、奎章阁本《六家〈文选〉》。韩国李氏王朝世宗十年（1428）用活字印行，六十卷全，韩国正文社1983年影印出版。其底本为北宋秀州州学本（1094），故亦稱秀州本。七、明州本，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的递修本。为“五臣注”和“李善注”的合刻本，国家图书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均藏有残本，其全本六十卷现藏日本足利遗迹图书馆，故亦称足利本。1974—1975年日本汲古书院影印出版。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本，称《日本足利学校藏明州本六臣注〈文选〉》，印刷质量极佳，最便阅读。此书如果称为“六家注”也许更合于习惯，且可避免可能会发生的误会。

“六臣本”（正文依“李善本”，注释李善在前，五臣在后）有：八、赣州本。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印行，赣州州学刻，六十卷全。曾经印得很多，后有宋元递修本，国家图书馆有藏本;日本静嘉堂文库亦有藏本，为毛氏汲古阁、朱卧庵、陆氏百宋楼旧藏。赣州本影响很大，后来茶陵陈仁子《〈文选〉补遗》所附《六臣注〈文选〉》即出于此本。九、建州本，赣州本稍后有建州传刻本，1919年商务印书馆印入《四部丛刊》，1987年中华书局又据之影印出版。此本近现代流行甚广。

以上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须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才能弄清楚。好在近年来出现了两种集大成的新整理本：

一是俞绍初先生负责的《新校订六家注〈文选〉》（凡六册，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2015年版），此书以奎章阁本《六家〈文选〉》为工作底本，校以今所能见的各种版本和写抄本，形成最完善的“六家本”。此书将北宋年间的“李善注”和“五臣注”全部录入，一无删节，内容高度还原。《文选》的正文和注文中有许多错误，编者通过彻底的版本校和深入广泛的考证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一用校勘记加以说明，为《文选》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可贵的参考和借鉴。

二是刘跃进先生带领其学术团队编著的《〈文选〉旧注辑存》（凡二十册，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此书以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本为底本，汇聚众本，以存旧注（包括李善所引用的旧注、“李善注”、“五臣注”、《〈文选〉集注》所引之各家注、后来陆续发现的古注），从目录、版本、校勘等方面对宋以前的注释做出了全面的整理，按其产生的时代先后排比汇聚于有关原文之后，并有详细的按语。此书内容丰富，编排得当，可以取代各种旧时版本，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刘先生的按语包括“《文选》”学文献研究方面的大量成果，值得认真学习参考。

现在缺少一本原文经过认真校勘、注释简明扼要的新的《文选》校注本。让我们热烈地期盼等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