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伊绯

1964：汤炳正题跋忆往

1964年3月10日，汤炳正（1910—1998）教授在成都东郊狮子山的居所中，十分郑重也异常激动地在一册刚从旧书摊上购得的线装书上题写一段跋文。文曰：

所刊盖丁巳、戊午间（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先师蜀中讲学之纪录也。时先师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之职，奔走滇、蜀为护法军争外援，蜀中学林竞邀先师讲学，此即其中之一。刊印时间为“庚申仲春”，上距先师讲学甫一年。书末署“双流李天根校刊”。李氏乃蜀中治小学者。观其所作语意简洁，颇得先师意旨，盖亦好学深思之士也。一九六四年春，余赴书肆偶得之。视作珍宝，因志其颠末于此。此外蜀中又刊有《太炎学说》、《国学书目》二种，亦讲学纪录之一部分，当继续蒐行也。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汤炳正于渊研楼

原来，汤氏淘得的旧书，乃是其先师章太炎（1869—1936）在蜀中讲学内容记录之一种——《太炎教育谈》。题跋中提到的“好学深思之士”李天根，正是这本书的校印者、出版人。这本书是李氏在“庚申仲春”，即1920年春刊行的。

汤炳正，字景麟，室名渊研楼，山东荣成人。1935年大学毕业后，考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研究班，受业于章太炎，章氏曾称其“为承继绝学唯一有望之人”，对其期望之高、赞赏之甚，由此可见一斑。曾为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楚辭研究》主编、中国诗经学会和章太炎研究学会顾问等。其学术建树主要集中于古代语言学研究与楚辞研究，著有《语言之起源》、《屈赋新探》、《〈楚辞〉类稿》、《渊研楼屈学存稿》、《〈楚辞〉今注》等，是我国知名语言学家、楚辞学专家。

叶太炎教育谈曳袁员怨圆园年成都双流李天根校刊袁汤炳正员怨远源年购藏并题跋遥

1920：李天根印书传学

李天根（1872—1961），原名澄波，字天根，原籍成都双流县，后迁四川新津县。十七岁被双流知县濮丹吾聘为家庭教师，且教且读;二十八岁中秀才，旋补廪生。入民国后，曾任成都《大汉国民公报》主笔，后在国立四川大学、农业学校、大同中学、志诚法政学校、四川女子师范学校、成属联中、四川农学院等校任教。李氏博通典籍，雅好考据，学术建树主要集中于古文字训诂之学，著有《俗语考字》、《六书释义》、《〈周易〉贯解》、《中国文字学贯解》、《作文方法浅说》等。李氏还颇擅刻印书籍，曾精心校印各类学术图书，刊有“念劬堂丛书”、“观鉴庐丛书”等数种。

半个世纪之前，汤炳正在旧书摊上淘得的这本《太炎教育谈》，题跋中提到的章氏“蜀中讲学之纪录”的另外两种——《太炎学说》、《国学书目》都是李氏“观鉴庐丛书”之一种。汤氏认为李氏“颇得先师意旨”，当然也不是随意点评的。实际上，从李氏自著与校印的三种章太炎蜀中讲学记录来看，其学术观念与学术方法受章氏影响是比较显著的。

在李氏自著《六书释义》中，就有一章为“诸家论六书”，其中就专列“章炳麟”一条，阐论甚详，推崇之意溢于言表。此外，仅就李氏校刊的三种章太炎蜀中讲学记录而言，是目前已知的、仅有仅存的章氏蜀中讲学内容记录的出版物。这三种印本不但不惜工本，皆以费工费时的木版刻印，用四川特有的竹纸印刷后再线装成书，颇具古雅之风，且还将大部分讲学内容以白话文表述，又特别以空格方式来加以断句，颇便于学者研读。如此用心良苦的出版人，非与章氏学术颇有默契的同道学友不可为。也正因为如此，李氏印制的这三种以白话文形式呈现的章氏蜀中讲学录，乃现存章氏著述中弥足珍贵的学术遗产。

1918：章太炎讲学蜀中

那么，章氏那次短暂的蜀中讲学，其始末及历程究竟如何？究竟对包括李天根等在内的四川学术界有何深远影响呢？

原来，章太炎于1918年离开广州赴上海之际，确曾绕道路过重庆，当时借住在著名教育家、被孙中山誉为“一代儒宗”的向楚（1877—1961）家中，约有四五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他曾在巴、蜀两地讲过学，对《资治通鉴》、《文献通考》、《读史方舆纪要》等古籍做过深入研讨。1920年与1921年，“观鉴庐丛书”中推出的《太炎教育谈》、《太炎学说》两种，除收录章氏1920年前后发表于《教育今语杂志》及《国粹学报》上的文章之外，还收录了1919年前后的章氏文章和讲演记录。

汤炳正从旧书摊上购得的这一本《太炎教育谈》，体例编排上非常通俗浅明，门槛并不高。是书两卷，卷一为《说文字历史哲理的大概》、《说文字的通借》、《说常识》;卷二为《论群经的大意》、《论诸子的大概》、《论教育的根本当从自国自心发出来》。可以说，这些内容都是从常识、概论层面来探讨中国文字、经典、诸子百家、教育等“通识”理论。

驰誉大江南北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以这样平易通透的姿态来与蜀中学人进行学术交流，一方面令时人对其学说不再仰之弥高、望之却步，增进了其学说的普及性、普适性与普遍性，另一方面也增进了所谓“浙学”与“蜀学”阵营的通融联合，让更多的蜀中学者领略章氏风采，并自觉自愿地将自己的学识纳入到章氏理论中加以重新审视与整合。章氏此次蜀中讲学，从某种意义上讲，使当时传统学术阵营中的佼佼者——“浙学”学派与颇具地域特色、自有独特建树的“蜀学”学派达成了默契与共识。这在当时“新文化运动”渐成时尚的中国公共文化图景中，在当时西学汹涌、国学式微的中国学术界整体风貌中，实属一道难得的风景线。

不难发现，《太炎教育谈》与《太炎学说》，除了阐发章氏一贯的学术立场、学术内容外，对“新文化运动”也有新的创见与尝试性整合。一方面，主张“调和”新文化与旧文化，强调中国经、史、小学、诸子哲学的学习，认为哲学方面“于造就人才上，中胜于西”，而佛学、老子、庄子又“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寻”。这是从中国文化特色与中国学术主旨上去阐扬，属于重塑国人自信的一种文化剖析与学术视野。另一方面，章氏又以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的特殊身份，从国家政治角度重新解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三民主义”建国方针。他针对当时社会上非议孙中山先生所谓“好持高论，不剀切近事”的观点加以辩白。也正是基于此，他还主张对“凶横蛮悍之督军、卖国殃民之官吏”，以及败坏“三民主义”形象的军政人员决不能采取“人道主义”。他进一步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李大钊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不依靠旧势力表示“很赞成”。他明确指出，当时“应用之学”的“急务”即“芟锄军阀是也”。这大概就是李大钊曾提到过的章氏“激烈一点”的言论罢。这样的“政治实学论”，就相对偏僻、但民风并不保守的蜀地而言，对一般民众与普通读者无疑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对蜀中学者在治学求识与务实求真的互动层面也不无启示。

章氏此次蜀中讲学，从其起意与实际宣讲内容来看，原本是学术开道的政治活动。当然，章氏学术在蜀中各界的影响力，也正因此次讲学行动更具持久性与深远度。这种持久性与深远度，除了深受其学术影响的弟子如汤炳正这样驻足于蜀中执教者之外，还有颇得其治学意旨、心存默契的李天根等同辈学人;自然还有早年就与章氏有过切磋交流的向楚、廖平及其弟子群体等，故友叙旧、新朋初晤的种种交谊借此交错延续。

值得注意的是，章氏蜀中讲学的着力点，并不是单纯的学术交流或政治号召，他还特别强调现代教育的宏观视野与具体教学相结合，认为昌明的学风促生优秀的学者，优秀的学者产生极好的著作，这些著作势必又将增进社会常识，社会常识的普及化最终将催生更好的教科书。章氏所勾画的“蓝图”中，这是一个循环互动、与时俱进的全民教育体系，只有在这样恒久进步的双向循环体系中，教育才能促进民族进步，教育才能推动国家建设。诚如《太炎教育谈》中《说常识》一章中所呼吁与号召的：“现在讲教育的话，须要把那种短见陋想打开。我说两句话，诸位朋友要记在心里，说没有独到精微的学者，就没有增进的常识，没有极好的著作，就没有像样的教科书。”纵观后来蜀中各地的公私办学状况，其中不乏秉承与阐扬章氏意旨的有识之士。

1936：蜀中各界悼太炎

1936年章氏逝世，蜀中各界的悼念活动规模空前，为章氏学术在西南地区的影响力又做了一次最为形象的注解。当年在四川成都举办的悼念活动中，四川的老同盟会员熊克武、杨庶堪、但懋辛、黄复生和邓家彦等，皆有悼章氏的挽联、挽诗或题词。曾任四川督军（1919）的熊克武，慨叹其与章氏自1906年以来“卅载情深风雨”，盛赞章氏“于朴学淹贯百家”。辛亥革命時重庆独立的重要领导人，曾由孙中山亲自任命为四川省省长（1918）和广东省省长（1924）的杨庶堪，对章氏其人格及思想都非常尊崇，称其在政治上为民国开国元老，学术上更是“绝代章夫子”。后来，邓家彦的题词、但懋辛与杨庶堪的挽诗、李植的《余杭章先生事略》和庞俊的《章先生学术述略》等，都刊载于《制言》杂志的“太炎先生纪念专号”上。《制言》杂志虽是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创办，而邓、但、杨、李、庞等川人的悼念文字均置于杂志版面的靠前部分，足见蜀中各界（不仅仅是学术界）对章氏的一致推崇。

李植的文章，详细叙述了章太炎一生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对于章氏早年投身民主革命和晚年爱国抗日的主张，对于章氏“好学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平生制行，要不越十五儒之域”多所称道。庞俊则在文章中高度评价章太炎在小学、经学、文学、哲学、政治上的成就和“实事求是”的谨严考据方法，认为章氏“继往开来之学”博大精深，“实为三百年来所未有”。

1936年10月，四川成都举行了各界追悼章氏的大会，照片刊登在《制言》杂志第三十四期的扉页上。在精心布置的章氏灵堂侧柱上，一副巨型的挽联上写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此次追悼大会之隆重，对章氏一生评价之崇高，堪称冠绝一时。且仅就会议规模与参与人数来比较，甚至还超过了在上海、北京两地举行的追悼大会。后来，章氏国学讲习会印行章氏自定年谱，“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八字也是由杨庶堪题写的。

1943：薛天沛覆刻续编

斯人虽逝，其学未亡。章氏逝世七年之后，从1943年秋开始，在成都学者薛天沛的主持之下，“章氏丛书续编”得以在蜀中覆刻印行。1944年3月，丛书印行工作基本告竣，薛氏撰成一篇后记，向蜀中各界通告此事始末，文曰：

覆刻《章氏丛书续编》后记

余杭章先生丛书续编，原刻于北平。钱玄同、吴承仕、许寿裳诸君躬任校雠，久为士林所重。自“七·七事变”以还，交通梗阻，运输匪易，而各地大学奉令西迁，吾蜀为文化中心，章氏之书索者颇众。蜀都人士谋刊者屡矣。爰商金陵大学李小缘先生，函询国立北平图书馆袁守和君，可否重梓。袁君复函，以嘉惠士林期企甚殷，嘱其覆版，以期普及。余以袁君爱护士林，诚可敬佩，故不惜巨资，经年刊成。又蒙李澄波、陈践室、高景青、温雅横诸君精确校勘，庶无鲁鱼亥豕之误，爰记覆刻始末，且以志袁君之美意云。

成都薛天沛志泽识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三月三日

“章氏丛书续编”原于1933年在北平刻印，收录有《广论语骈枝》、《体撰录》、《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古文尚书〉拾遗》、《〈春秋左氏〉疑义答问》、《新出三体石经考》、《菿汉昌言》等章氏著述七种。此编乃北平的章门弟子钱玄同、吴承仕等主持印制，校勘水平与刻印水准均可称精湛。当然，这样的精刻本印制成本不菲，学界流通与社会流传的数量不多。直至1935年6月，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将“章氏丛书续编”拆分为单行本，且均以铅印方式印制，颇便于流通。但在将精刻本转制为铅印本，传抄与制版的工作流程中，又难免会出现一些文字校印上的讹误。所以，此编的铅印单行本难称“善本”，且流通范围也局限于江浙学界，仍未能广泛流通。

章太炎逝世一年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北平即沦陷于日军铁蹄之下;旋即在更为惨烈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日军又对苏州发起多次空袭，继上海沦陷之后，苏州亦告沦陷。曾经印制“章氏丛书续编”的两个城市，一北一南，因日军侵占与战火肆虐，均无法再行印制此书了。诚如薛天沛所言，“自‘七·七事变以还，交通梗阻，运输匪易，而各地大学奉令西迁，吾蜀为文化中心，章氏之书索者颇众”。此时，守望章门学术一脉，传承国学研读经典的重心，确已悄然转徙至中国的西南大后方了。蜀中学界如薛天沛者，遂萌生了重新覆板刻印“章氏丛书续编”的想法。

薛天沛（1891—1966），字志泽，自号中隐楼主，四川成都人。1911年前后，曾任《蜀报》记者，发表《英俄又提西藏问题》等文，倡举爱国主义。1912年，入辛亥革命时大汉军政府尹昌衡所设立的国学院就读。当时任教于国学院者不乏各地名师，如四川井研廖平、江苏仪征刘师培、浙江诸暨楼黎然、四川乐至谢无量等。薛志泽在国学院就读期间，得以向名师时贤求教，为其日后国学研究及校印国学著述奠定了良好基础。时至1943年，他以“薛氏崇礼堂”名义着手校印“章氏丛书续编”，不但以“覆刻”方式完整复现了北平原刻本的风貌，还在校勘方面精益求精，更进一步订正了原刻本的一些文字讹误，允称“善本”，堪称此编的“定本”。1958年7月，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章氏丛书续编”，选择的影印底本正是“薛氏崇礼堂”本，可见此本公认之佳与流通之广。

龚向农坦诚批评

值得一提的是，“薛氏崇礼堂”本还不仅仅是北平原刻本的覆刻精善之作，这一版本也留下了蜀中学界的独特印记。除却上述薛天沛所撰“后记”之外，除了在“章氏丛书续编”页末将为此书校勘的“蓬溪温锐”、“双流李天根”等蜀中学者姓名添列于章门诸弟子题名之后，《广论语骈枝》卷前还印有“成都龚向农先生识语”一篇，可称“薛氏崇礼堂”本的独特“贡献”。此文对章氏著述部分观点提出商榷与批评，是按照章著页码逐页加以“识语”点评的，颇见为学求识的精诚之力与为学求真的坦诚之心。

龚向农（1876—1941），即龚道耕，字向农，一字君迪，別署蛛隐;先世浙江会稽人，宦游入蜀，著籍成都。1901年曾中举，授内阁中书，赴职不久即返乡，矢志于蜀中文教事业。一生著述极丰，在经学、史学、文献学等领域都有极高造诣。曾任教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等处，有《经学通论》、《中国文学史略论》等著述印行。

应当说，龚氏一生以经学研究为己任，无论研究著述还是开课授徒，在蜀中都颇有影响。龚氏经学植根于乾嘉朴学，但并不过分推崇汉学而轻视宋学，且没有经学所谓今、古文两派的门户之见，主张以考据求实之学为本，宗汉学而不废宋学。这样的学术立场与治学旨趣，与章氏学说自然是有差异的——章氏独宗汉学、力斥今文的基本观点，在龚氏看来颇可商榷，有的甚至应当直接予以批评。事实上，对《广论语骈枝》的批评，早在“章氏丛书续编”北平初版之际，即已有黄侃、林损的弟子徐澄宇提出过，这还是章门弟子内部发出的批评之声。应当说，龚氏读《广论语骈枝》所批“识语”若干条，被附印于“薛氏崇礼堂”本中，也是代表着蜀中学界对章氏著述的另一种考察眼光与学术意见的。章氏逝世七年之后，龚氏逝世两年之后，他们的著述与“识语”，他们的学术与思想，又以木版刻印的方式汇聚于蜀中，呈现于天下，这不由得使人慨叹：这真是书缘曼妙，亦是世缘奇逢，更是一段可圈可点的学林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