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永礼

中国私家藏书历史悠远。自宋代雕版印刷广泛普及，日传万纸，书业市场渐兴，个人聚书成为可能，推动了私人藏书的发展。后世踵承，代有名家，至明清臻于鼎盛。这些私人藏书家或宦翰世胄，或巨豪乡绅，以家赀饶富为经济支撑。近代以来，欧风东传，公藏渐兴，外商开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应时产生，其中雅嗜缥缃者大有其人。其时社会动荡，时移世易，人谋不臧，以地主、官僚为主的旧式藏书家日趋式微，相继沦散，被新兴的实业家、银行家所取代。实业家周叔弢、银行家陈清华以其珍庋美富、储书巨观驰名海宇，时有“北周南陈”之目，成为中国近代私人藏书史上最后一道文化景观。

一

建德周氏家族门阀高华，家世清显，在中国近代史上声名赫奕。家族第一代周馥，早年身为村塾先生，后布衣从戎，入李鸿章幕府，佐理文案，深受倚畀，屡有建树，官运通达，位致督抚。其第三子周学海1892年高中进士，但宦情淡泊，因体弱而立志学医，撰著与校刊古医书“周氏医学丛书”，世称善本。其第四子周学熙精于商略，民国初年曾两任财政总长。后退出政坛，投身实业，利用政、商两界人脉，开办煤矿，建自来水公司、洋灰厂，成为近代工业先驱，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北方实业之父，与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

周叔弢（1891—1984），原名明扬，后改名暹，字叔弢，以字行，晚年自号弢翁。安徽建德（今东至）人。周学海第三子。早年随父定居扬州。五岁入家塾，以重金礼聘宿儒任教，在祖、父关爱下诵读“四书五经”、文史要籍，臨帖习字，接受传统文化教育。课余常去书肆觅购新奇之书。1906年，其父病逝，不久，其母亦亡。1911年，他随祖父移居青岛，后迁上海，1914年定居天津，追随四叔周学熙走上创办实业之路，大半生从事纺织和水泥工业经营，饱经历练，成为众誉交推的爱国民族实业家。

然而，周叔弢在古籍收藏和对传统文化的护持上更为声名腾焯，四海铭传，甚至称得上罕有其俦。青少年时代，周叔弢即开始嗜爱购书，眼界渐开。十六岁时，他在扬州书肆购买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按图索骥，以之择书而购，择书而读;又购到一本日本出版的莫友芝撰《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进而懂得择版本而求书，由此初涉古籍善本和版本学，饱游饫看，慧眼逢缘，寝馈日久，累积蕴富。1914年，他以廉价购置楮墨精雅的宋刻本《寒山子诗集》，什袭以藏，为搜集宋本之始。此书为清宫天禄琳琅旧藏，钤印累累。传世仅两部，另一部藏于日本宫内厅图书寮，但内容不如周氏所藏本齐全，且刊刻时间亦晚。周叔弢因此命名书斋为“寒在堂”以资纪念。此后续有所得，有幸收到内府藏宋刻本《五代史》、宋绍兴临安府刻《汉官仪》、元刻《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等珍稀古籍。1917年，郁松年宜稼堂藏书流出，明嘉靖孙沐万玉堂刻《太玄经解赞》、《说苑》、《释文》被周氏庋藏。元代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为至元五年（1268）扬州路儒学雕印本，是世间仅存孤本，字仿赵体，版式疏朗，刻印精美，元刻本中最为上乘。此书原为清代藏书家汪士钟、郁松年故物，民初为张允亮所藏，后转归周氏。1952年，周氏将毕生所聚七百一十五部珍稀善本无偿捐献，奉归枢藏，此书为其中之一，后《中华再造善本》据此影印，冀广流传。

1927年，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的山东杨氏的海源阁藏书在津出售，1929年及1930年海源阁遗书连遭匪劫，星散民间，引起嗜书者争相竞购。1931年，周叔弢从文在堂魏子敏处买到一部宋本《南华真经》。周叔弢因与杨氏后人有识，给价优厚，先后独得五十七种精品之书，如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周礼注》为海源阁“四经”“四史”之一，乃镇库之宝。又如宋鹤林于氏刻本《春秋经传集解》，原书三十卷，为海内孤本，纸墨莹洁，光彩夺人。后散成残卷，各为人藏。1926年，周叔弢在北京琉璃厂翰文斋始见其中第二、十七、十八、二十共四卷，刚从临清徐坊归朴堂中散出。因与书估议价未谐，被李盛铎购去。惊鸿一瞥，周氏对此日夕萦念不忘。袁克文藏有此书第二十六卷，后辗转归于庐江刘体智，密为鸿宝。1935年，周叔弢从杨氏后人处以重金收购此书残本二十三卷，是杨氏先人光绪年间在京购得，当时全书已逸七卷，残存二十三卷。惊喜过望之余，他萌生了搜获全璧之想。为求此书镜圆剑合，周叔弢以双倍价钱，从李盛铎手中购回四卷。不久得知此书第十四卷在石氏手中，他又通过文禄堂王晋卿以高价求购;又托人屡次请寓居沪上的刘体智出让此书第二十六卷，均遭坚拒不允。直到1952年，听到此书第二十六卷已入藏上海图书馆，在全国人大开会时，周叔弢给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写了一个条子，请求将这卷书“重圆”。他很快得到回复，上海图书馆的这卷书被调拨给北京图书馆，终使失群之书聚合。虽然全书第十卷下落不明，屡年搜求不可得，但全书仅一卷之缺已实属不易。另一部元刻《春秋经传集解》则历经十七年的苦心觅求终成完璧。

海源阁旧藏两部宋版陶诗，即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和另一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注》，有分而复合的曲折经历，最终纳入周氏庋藏。《陶渊明集》有金俊明、孙延题签，为元人手笔，汪骏昌跋。1931年，周叔弢购自杨氏后人。宋刻本《陶靖节先生诗注》，附宋汤汉《补注》，简称《汤注陶诗》。此书辗转易姓，授受有绪，书原藏清乾隆间藏书家鲍廷博处。因不知汤汉为何许人，鲍对此未见珍视，转让张燕昌。后另一藏书家周春从张处异书借荆，心知此书为宋朝金粟山藏经笺，至为可珍，请张燕昌出让，最终用明朝叶玄卿“梦笔生花大圆墨”与张氏互易而得。周春获致此书，与另一宋版《礼书》合置一处，取名“礼陶斋”，以示宝爱。后《礼书》出售，斋名改称“宝陶斋”。最终《陶集》又易姓他人，再改斋名为“梦陶斋”。黄丕烈对此书心生向往，汲汲以求，准备以四十两银子购买，但已被捷足者先购。黄氏无奈，几经磋商，以百两银子购归此书，与他已有的宋本《陶渊明集》合起珍庋，取“陶陶斋”为斋名。道光年间，黄氏藏书故物陆续散出，两部《陶集》先后被海源阁第一代主人杨以增获致。1931年，周叔弢先购得《陶渊明集》，而《汤注陶诗》被藻玉堂王雨收去，韫椟而藏，抬价居奇。1933年以四千银洋高价售与周叔弢。痂嗜古籍、爱书心切的周叔弢不惜市骨求骏，二书终得璧合，他自我解嘲：“这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其对古籍珍本求书若渴、不吝重金保护之心于此可见。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咏周氏所藏：“宋刊宋校蒙庄注，萧选陶诗一样精。”其注云：“建德周叔弢暹，向藏北宋本《文选》、《汤注陶诗》最精。后又得海源阁宋刊宋校《庄子注》，他宋元本，皆不足数矣。”1954年，周叔弢将两部宋版陶集奉归公藏，为藏书史上“陶陶”分合的传奇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1948年，藻玉堂王雨以三千六百元之价将元本《尔雅》转售周叔弢，此乃周氏收得的最后一种海源阁遗书。从清末到民初，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近八十年间，周叔弢苦心孤诣，共收储宋、元、明精刻本、精抄本、名家批校与题跋本、名家稿本、历代活字本等四万余册，明清刻本择其精良而购藏，缥囊缃帙，邺侯珊架，为世称羡。周叔弢对收书、藏书和鉴别善本书取径至高，悬格特严，自拟“五好”标准，以书喻人，形象生动：第一，版本字体好，等于一个人先天体格强健;第二，纸墨印刷好，等于一个人后天营养得宜;第三，题识好，如同一个人富有才华;第四，收藏印记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第五，装潢好，像一个人衣冠整齐。对于古籍，他从不滥竽充数，而是广甄严采。如明弘治年间碧云馆活字本《鹖冠子解》，世无二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刻本。书中袁克文跋云：“此本为聚珍丛书所祖，且明活字本传世绝稀，至足宝也。”此书原为扬州马氏小玲珑山馆旧藏，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马裕以此书进献内府，即为四库采进本。上钤“翰林院印”满、汉朱文大印，扉页有乾隆帝题诗及多方御览印鉴。后被光绪时国史馆总纂恽毓鼎收藏，此后为周叔弢所得。

周叔弢曾致信吴则虞，谈及自己收藏古籍的经历：“仆幼喜收书，十五六岁时，只收各省局刻，继之以丛书及私家刻本。中年以后，时游厂肆，乃醉心于名贤抄校之本，上及宋、元，而于抄校有偏好。盖以名人手迹，偶一展阅，恍如晤对，别有风趣。”他的书斋命名也别有心意，各有因由。如“半雨楼”，指宋蜀本《王摩诘集》，因王维诗中有“山中一半雨”之句;“东稼草堂”，指元本《稼轩长短句》和《东坡乐府》;“孝经一卷人家”，指元相台岳氏本《孝经》;“双南华馆”则指两种宋本《庄子》。最常用的书斋名“自庄严堪”，典出《楞严经》：“自得心开……香光庄严。”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称周氏“青红四部悉奇珍，常本新传散析津。文字声香今八十，翛然玉貌似吴人”。

周叔弢藏书是真知笃好，推己及人，对雅有同嗜的藏友颇能成人之美。1931年，他收藏到一部宋建安务本书堂刊本《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今人考订为元刊本），当得知傅增湘准备雕刊四川先贤宋版诗集，正缺这一版本时，遂主动出示此书。傅氏以三部明版书交换，深为感铭，以为“良友之嘉惠，明珠之见投”，特遍邀好友在其京城寓所藏园聚晤，举行祭苏盛典，以示隆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周叔弢从长子周一良处得知燕京大学教授洪業在校订刘知几《史通》，慨然将斋中所藏《史通训诂补》相赠，助其蒇事。1946年，他从报章得悉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正在研究赵一清、戴震《水经注》的公案，遂委托周一良将他所藏的抄本戴氏自订《水经注》持赠，希望胡氏持此本与李盛铎藏本比勘异同，胡氏读后题识：“周本是从东原在乾隆三十年写定本抄出的精抄本”，“抄写最精致可爱”，“也有特别胜处，李本所不及。”1948年，周叔弢得知故宫博物院发现宋本《群经音辨》首尾两卷和宋抚州本《左传》自卷三以下诸册，遂致信赵万里，将家藏《群经音辨》中卷，宋抚州本《左传》卷一、卷二两册捐赠，凑成隋珠赵璧，深自庆幸。1949年7月，周叔弢以二两黄金之价购得宋刻海内孤本《经典释文》第七卷一册，捐赠国家，化私藏为公有，为古书续命，与故宫所藏相配，使散失的国宝得成全璧。仁人德泽，膺誉当时。

对于流失域外之书，周叔弢也竭力赎回，倾囊以偿。抗日战争前，日本东京文求堂田中庆太郎从中国购去一批善本珍笈。周氏闻讯痛心于礼失诸野，不吝出资，以大价购得宋本《东观余论》、《山谷诗注》和汲古阁影宋抄本《东家杂记》等书，使得珠还中土。古书历久，几劫尘蠹，残缺不完，周叔弢也设法抄配补齐。如他购自海源阁的《兰亭续考》为南宋淳祐四年（1244）俞松自刻本，是宋椠中绝罕见的珍品。该书原为怡府旧藏，原装被析作二卷，归海源阁时仅存上册。后周叔弢购自北京琉璃厂文禄堂，嘱托妙擅书法的友人劳健依知不足斋刻本以精楷补抄下册，权充暂配，缮完补缀，合成全帙。为使古镌久湮之书隐而复彰，不孤不秘，他润资助刊，上木重锓。

南宋书棚本《唐女郎鱼玄机诗集》，原系黄丕烈旧藏，后转归袁克文“后百宋一廛”，曾由袁的夫人刘梅真另抄一部，力摹原刻，足以媲美古本。刘氏颇有书法造诣，有“风骨不让吕碧城，气韵直夺江南苹”之誉。周氏把书送天津，请日本照相馆制版，然后寄日本京都精印，生辉悦眼。宋刻本《寒山子诗集》托董康在上海木刻印制，纸墨考究精良。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孝经》，他嘱托上海涵芬楼以珂罗版影印。此外，先后影印的还有《东坡乐府》、《稼轩长短句》、《寒云所藏宋本提要手迹》等，木刻本有《屈原赋注》、《九僧诗》、《十经斋集》等多种，为书林所称羡。

周叔弢还古今中外兼收并蓄，贮有许多哲学社会科学和外文书籍，如多卷本的哲学大辞典、达尔文的《物类原始》、马克思的《资本论》、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斯诺的《西行散记》，对莎士比亚尤感兴趣，倾力裒集有关莎翁研究的工具书、译论著作。正如王謇《续藏书纪事诗》所称：“双南华馆久名斋，又一南华宋木牌。莎士比亚恣搜弆，西人输尔架床排。”注云：“世多知君藏古籍之富与刊印之精，而不知其所收西籍之有关莎氏乐府者亦复联床盈架。”

周叔弢深谙书籍递兴递废、聚难散易之理，书籍为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新中国成立以后，周叔弢当选为天津市副市长，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氏切盼的“四海澄清，宇内无事”的时代终于到来。为实现书不藏家、公诸同好、用于社会的夙愿，他将全部藏书分批举献国家，堪称书籍共享的先驱：1951年，捐献《永乐大典》一册给北京图书馆;1952年，将藏书中最精品宋、元、明刻本、抄本及名家批校本七百一十五种、二千六百七十二册如数捐赠北京图书馆;1954年，捐给南开大学图书馆中外文书籍三千五百余册;1955年，捐给天津图书馆线装书三千一百余种、二万二千六百多册;1973年，捐给天津图书馆古籍线装书一千八百二十七种、九千一百九十六册。前后捐献藏书近六千种、四万册。他欢忭畅快地表示“得之于人民，归之于人民”，其一生所为可圈可点。他情报桑梓，功留家国，襟怀坦荡，境界弥高。

二

江南地区物阜民丰，人文鼎盛，自宋代以来就是全国刻书、藏书中心，江浙一带藏书家层出迭现。清末民初，自杨以增南泛苕船，北游厂肆，使南书北运，荟萃精华于海源阁以来，改变了以江浙為藏书中心的格局，流寓北京、天津的藏书家先后崛起，李盛铎“木犀轩”、傅增湘“双鉴楼”与周叔弢“自庄严堪”鼎峙，而周氏骎骎日上，有后出转胜之势。陵谷沧桑，南方旧式官僚、商人、遗老、遗少之类的藏书家好景难驻。陈清华置身银行界，且有留洋经历，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积年弆藏，和璞隋珠，物归所好。其“荀斋”声名日彰，与周叔弢齐驱方驾，众誉交推，有“南陈北周”之谓。

陈清华（1894—1978），字澄中，湖南祁阳人，出生于扬州。入上海复旦大学，后赴美留学，入加州旧金山伯克利大学，1918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19年，返国后入职银行界，先后任汉口工商银行经理、中央银行总会计，在南京中央大学、上海商学院、复旦大学任教授，并翻译出版《中央银行概论》等书。

陈清华嗜古耽奇，公余喜收古籍善本，曾以巨资购庋宋淳熙台州公使库刻本《荀子》，此书为唐文仲主持刻印，纸墨莹洁，开版宏朗，字大如眼，悦目醒神。唐文仲知台州期间盗用公帑，利用罪犯刻工蒋辉等人仿北宋国子监刻本锓木印制，与监本逼肖。他以开雕书籍谋利，中饱私囊，后被朱熹揭发指控，惊动朝野，成为出版史上的一大公案。此书先后为孙朝肃、黄丕烈、汪士钟、韩应陛诸家庋藏，后被陈清华所得。宋本《荀子》传世者，一为北宋吕夏卿熙宁国子监本，一为南宋钱佃淳熙江西漕司本，二书传世绝罕;而台州公使库刻本被陈清华珍庋，视为连城重宝。后他北上京华，在前辈沈兆奎陪同下赴藏园拜访藏书大家傅增湘，幸得晋接，傅氏笑谓：“君非以万金得熙宁《荀子》者乎，是可以荀名其斋矣。”由此，陈清华以“荀斋”为室名。

陈清华周咨远访，时得上乘之品。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柳宗元集》被他搜购。廖氏刻书以精美而流芳于世。廖莹中（约1200—1275），字群玉，号药洲，福建邵武人。登科后依附奸相贾似道为门客，堂号“世彩堂”。南宋末年理宗朝，贾似道要君固宠，独揽朝政，廊庙蠹朽，吏治窳败，佞士盈庭。贾似道贪黩无度，专权自恣，醉生梦死。他轻启边衅，丧师辱国，终至谪死漳州，万人唾骂。廖莹中以贾似道为政治靠山，广有资财，二人文气相投，贾、廖刊书配合默契，所出“九经”、“三传”最称善本，纸洁墨润，装褫考究，备受历代推崇。《韩愈文集》、《柳宗元文集》堪称铭心绝品，开卷光洁如新，墨如点漆，入目爽心，古雅绝伦。贾似道势败被杀，廖莹中也仰药自尽。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咏其事：“狎客平津惯吮痈，九经新造墨光浓。冰山一样销天水，留得人间曲脚封。”陈清华喜得《韩愈文集》，欣忭可知。据莫友芝《持静斋书目》记载，《韩愈文集》“宋廖莹中世彩堂精刊本。相传刊书时用墨皆杂泥金香麝为之。此本为当时初印，字一律皆虞欧体，纸宝墨光，醉心悦目”。此前，好友、广东藏书家潘宗周宝礼堂藏有廖刻《柳宗元文集》，为陈氏所歆羡。二人同嗜宋元古本，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记云：“当柳文尚在宝礼堂时，陈曾就潘与之恳商，云：‘世人向以韩、柳两家并称，故韩、柳二集亦应以并置一处为宜。倘两书分居两家，能无失群之感耶？鄙意两书各作现大洋二万元，或以柳文归君，或以韩文归我，胥以二万元偿其值，未知尊意如何。潘沉吟良久，喟然叹曰：‘予目前手头拮据，实无力更得韩文，君既有此议，又属朋好，君其取柳文而有之矣。于是旷世之宝遂入荀斋之藏。”因作诗“二子同心利断金，莹中双刻饱书淫”以纪其事。二书合璧，传为书林佳话。

北宋监本《周易正义》是官方审定的儒家“九经”之一的经典文本。“正义”，指就一家之经注作疏解，因其为国家颁行学校的讲义而称“正义”。此书流传绝罕，“为宋本，经部第一，海内无第二本”。清末藏于临清徐坊归朴堂，闭锁深藏，矜秘不肯示人。徐氏去世后，遗书渐出。傅增湘偶访徐氏之子，幸获一睹，惊为天壤秘籍，时在念中。不久听说书已易主，托廉泉为之作缘，价不谐而罢。频年积想，延至1934年，几经周折，以“殊骇物听”的奇高之价，举债以万余元收之，他在为此书作跋时写道：“虽古人之割一庄以易《汉书》，无此豪举也……一旦异宝来归，遂巍然为群经之弁冕，私衷宠幸，如膺九锡。”1939年，因遇急景凋年，傅筹款还偿积债，以善价将《周易正义》转让陈清华，以济时艰。

杨氏海源阁迭经劫掠，子孙不能世守，遗书流出，陈清华也分得一杯羹。宋乾道七年（1171）建安蔡梦弼东塾刊本《史记集解索隐》是南宋初监本之精者，为最早的《史记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刻工劲秀，爽心悦目，是海源阁“四经”“四史”之一，1931年傅增湘曾在天津盐业银行库房中观览此书。后谐价三千二百元，孰料被文禄堂王文进夺去，以六千元售归陈清华。海源阁残存名椠也被陈清华历劫获持，如《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施元之、顾禧注，施元之之子施宿刻印，宋嘉定六年（1213）淮东仓司刻本。因元、明两朝托名王十朋的分类注东坡诗大行于世，此书沉隐不彰。明代嘉靖间成为安国的插架之物，明末为毛晋汲古阁所有。清初，被宋荦庋藏，继为揆叙所得，后又入藏翁方纲处，并以此书为斋号“苏斋”。清中，又为吴荣光、潘仕成先后递藏。光、宣年间，此书为袁思亮以三千金购藏，因不戒于火，京城西安门家中被烧，袁氏欲以身殉，幸被家人冒火将此书救出，过火不毁，仅书脑多处有残损不全之迹。1937年间，烬余之本被张珩收储，付工缮治修复。抗战期间，陈清华得到第四十一卷。全书四十四卷，今国家图书馆存此书第四十二卷，台湾图书馆藏有此书十九卷。此书成为清代士林名流顶拜的神物，其流传堪称书林传奇。

中晚唐诗人许浑“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名句古今传咏，其诗集《丁卯集》因其在润州丁卯桥置有别墅，遂以地名代称文集之名。宋代，《丁卯集》多有刻本，南宋蜀刻《许用晦文集》（《丁卯集》别名）为海内外孤本，元、明两代曾为官家收藏，清康熙年间被内阁学士刘礼仁从宫中偷出，秘藏家中。民国初年，被萧山朱文钧“六唐人斋”收藏，后转为陈清华所得。

对名抄本，陈清华也照收不误。明初钱塘文士平显谪戍云南，其诗集《松雨轩集》景泰元年（1450）初刻于滇南，因“世遠地阻，传者益寡”，日久湮传。今传最著名的是劳权抄本。劳权精于校勘之学，工于抄校，字迹极工，所抄多稀见之书，世称“劳抄”，与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阁抄本并重，被人视为善本。咸丰壬子年（1852）劳氏精抄本《松雨轩集》递传多人，民国初归张庚楼，再转袁克文，最后归陈清华。陈氏人在上海，北京琉璃厂文禄堂王文进也为他物色心仪之书，时有千里飞笺传递消息，如王文进先后为陈氏购进明铜活字本《陈子昂集》、《曹子建集》，另有清揆叙辑、康熙刻本《历朝闺雅》，为历代闺秀诗文选本。陈清华财力丰盈，先后收得韩应陛读有用书斋、袁克文后百宋一廛、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傅增湘双鉴楼等旧藏故籍。明清抄校稿本、罕见善拓也络绎归入荀斋，普通善本古籍则不计其数。财力不济时，甚至将夫人的妆奁也抵押质书，频年搜讨，以至拥书巨富，家富万签，坐傲百城。江南无与颉颃者，诚不负“南陈北周”的盛名。

1948年底，陈清华夫妇移居香港，离沪时携去珍籍数十种。五十年代初，开始出让部分藏书，为王南屏玉斋收藏。事为外界风闻，徐伯郊向其父徐森玉报告，通过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上报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购回陈氏两批藏书，入藏北京图书馆。五十年代购进珍贵古籍八十三种，包括廖莹中世彩堂刻本《韩愈文集》、《柳宗元文集》。1965年又购进珍稀善本和碑帖善拓二十四种，如宋台州刻本《荀子》，宋蜀刻本《张承吉文集》，元陈仁子茶陵东山书院刻本《梦溪笔谈》，明初刻本《任松乡集》，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鲍参军集》，以及清代学者孙星衍、洪亮吉校，顾千里题跋的《水经注》等。善拓中五代拓本《神策军碑》堪称神品，上有贾似道“秋壑图书”藏书印，可谓绝世奇书。

1966年，陈清华移居美国，1978年去世后，藏书析为三份：一份留给夫人叶爱锦，一份留给儿子陈国琅，一份留给女儿陈国瑾。2003年，荀斋遗留在大洋彼岸的藏书，宋元明清刻本、抄本、铜活字本，包括宋版《周礼》等二十三种古籍由陈国琅出让给国家图书馆，重返故土。陈氏留存上海寓所的大量古籍，归其大女儿陈国瑛和女婿刘吉敖保存，其明清刻本“文革”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转售于上海图书馆，其余稿本、抄本与明清精刻，十年动乱中被抄，1980年发还，叶爱锦秉承丈夫遗愿，将数千册古籍善本捐献入藏上海图书馆。2007年，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陆续从海外征集陈清华部分藏书回国，举办荀斋藏书专题拍卖，轰动一时。

陈清华荀斋是不可复制的私家藏书传奇，最终未能逃脱聚散无常、世守难偿的宿命，但藏书几次出让和部分捐公，楚弓楚得，也称得上物得其所。陈清华保护与传承中华文化典籍不遗余力，值得世人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