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陈垣曾对胡适感叹道：“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①胡适1931年9月14日日记，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6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2页。早在192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的一次聚会上，陈垣曾表达过类似的感慨：“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西京如何……”②郑天挺：《五十自述》，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页。这里所说的“日本西京”即京都，具体说就是指以京都帝国大学为代表的京都学派。③“东西两鼎”的用法，主要借用了李庆《日本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和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两书中的用法，前者将东京、京都两帝国大学总称为日本汉学界的“东西两鼎”，而后者则仅将盐谷温和狩野直喜称为日本中国俗文学研究的“东西两鼎”。本文则取二者之间的概念，即两大学中中国俗文学研究者的总称。京都帝国大学始建于1897年，其文科大学更是到了1906年方告成立，比始建于1877年的东京帝国大学晚了二三十年，却又何以能在短短十数年间就成为与巴黎并称的世界两大汉学中心？

一、何谓“京都学派”

与“东京学派”④“东京学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东京学派”，指活跃于东京地区、从事中国俗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及其师承谱系，从学术史的事实来看，主要是指早稻田大学系（曾在早大任教、就学者，通称“稻门系”）和东京帝国大学系（曾在东大任教、就学者，通称“赤门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