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琴

（台州学院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国际学院，浙江 台州 318000）

一、引 言

国内市面上有数种有关文化语汇的著作。《民俗文化语汇通论》［1］综合了词汇学、熟语学、民俗学和文化语言学研究要素，标志着汉语熟语和词关联于民俗文化的全面系统研究的诞生。《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2］探讨了文化语义研究与翻译的原则，提出了词汇联想与翻译补偿的方法。此外，国内出版的涉及文化语汇翻译的词典有：《朗文汉英中华文化图解词典》［3］、《汉英中国文化词典》［4］、A Dictionary of Chinese Symbols：Hid‐den Symbols in Chinese Life and Thought（《中国文化象征词典》）［5］以及其他汉英词典。但是考察上述译与著，概括起来有点小遗憾：有的并非专事中华文化语汇，而主要是以图示的形式介绍了常见事物的名称，文字上与一般汉英词典无异；有的主要收录与旅游业相关词汇；美国的文化词典中有些词汇材料来源于西方和日本的专门文献材料，其象征含义难免不尽如人意，且仅收录了400多个词目，只是冰山一角；有的虽然包括了许多中华文化词汇的英文释义，但收录的条目有限，且多为解释而非对译。

历经近五年的收集、编译与校译，我们完成了A Handbook of Chinese Cultural Terms［6］和《中华文化语汇翻译》［7］编译任务，分别于2012年和2015年由美国Trafford Publishing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编译过程中，编者一直以“信、达、味”翻译原则为纲，以文化理据与译文地道性为目，纲举目张，努力实现文化语汇的替代传译。在全书的翻译过程中，考辨文化语汇的词外理据，即文化理据，以直接译意到位、意象移植、意象转换与译味等译法，再现语汇的异域文化色彩，努力实现语汇的简洁对译，以便能取之即用。本文对其翻译处理试图进行梳理与归纳，以期能有所借鉴。

二、文化语汇之译字与译意

文化语汇指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习惯用语、固定搭配、俚语俗语、观念思想等语词。这些语词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每一个促动或激发语言存在、变异和发展的动因（motivation），即为理据［8］1。理据可分为词内理据与词外理据，词内理据指语音、形态与词义理据；词外理据，即词源理据或文化理据，记录词语文化特征的内在表现，打上民族思维的烙印，带上鲜明的民族特色。那么，翻译时如何注重文化理据的传递？

不同学者对翻译方法有着不同的看法。许建平和王鹏举认为，英汉翻译的方法手段可以简要概括为三个层次：译字（直译）、译意（意译）及译味（风格、神韵）［9］119。金岳霖先生在《知识论》中则明确论及：“翻译大致说来有两种，一种是译意，一种是译味。”［10］594他所谓的译意，“就是把字句底意念上的意义，用不同种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译意底根据是同一的意念或概念意思或命题。”［10］594究竟是要译意还是要译味，要看字句及译者的关注点。那么到底在文化语汇的翻译中应该采取何种翻译方法？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问题。不同的语汇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但关注的焦点在于文化意蕴的传达。文化意蕴的传达往往离不开对词语文化理据的溯本求源。因为在文化语汇的翻译上，只有求得该语词的文化理据，准确把握词语的内部语言形式，才能更为准确地理解其理性意义，生动传达其民族文化性特征。但是，由于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很难把握不同语言中语词的内部形式，出现对很多文化语汇的译字现象，难以做到译意，更谈不上地道。

先以“肥差”为例。“肥”系会意字，多肉谓之“肥”。《说文》：“肥，多肉也。”后引申为凡富厚沃美者皆可称为“肥”。［11］370“肥差”语义抽象，指从中可多得好处的差事。“肥差”的内部形式对于国人来说习以为常，但英美人难以接受类似a fat job这样的语词内部形式，因为它不符合英美人的逻辑思维习惯和英语的内部形式。通过梳理词源，此处的“肥差”的“肥”应取其引申义，译为a wellpaid job或a plum job，这样无须多费笔墨，其意自明。

再看“放榜”一词。《说文》：“放，逐也。”由“驱逐”义可引申为“释放、放任、开放、发放、放置”诸义。［11］342若将“放榜”译成 to put a list of suc‐cessful candidates，显然是将“放”理解为“放置”。实际上，“放”为“发放”之意，亦为“发榜”，即古代科举考试张贴榜文公布考试结果。鉴于此，改译为to publish a list of successful candidates，即能实现准确译意。

同理，“辣妹子”泛指四川、湖南一带喜欢吃辣的姑娘，也指脾气刚烈、火爆、外向、豪爽、活泼的姑娘，可直译为a spicy girl，但它还可引申指性感的女孩，故可译意为a sexy girl；timely rain只是“及时雨”的译字，译意为timely assistance；“农家乐”译字为the fun at the farmhouse或to have fun at a farmhouse，译意为a contented rural life，agritainment，agri-tourism，go on agri-tourism；“头脸”译字为head and face，译意为reputation，pres‐tige。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译意”是以概念为思维单位，重在传达原文的概念意义与语义信息，往往具有抽象性、逻辑性、精确性、分析性等特点。概念思维构成了翻译的依据与基础，重在解决翻译表层意义向深层意义的转换问题，使翻译从译字层次走向了译意［12］43。比如“孤本”，它指现在仅存而别无它本的善本书籍、手稿或碑帖。若译为the only existing copy，它并不能充分体现出孤本的价值，因为根据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词典，①《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词典》有道词典桌面版。existing是用来描述something that is now present,available,or in operation,especially when you are contrasting it with something that is planned for the future，而extant才能体现其真正内涵（still in existence;not extinct or destroyed or lost）。据此，改为 the only extant copy更加切意。

理据是语言创造最原始的动因，是语言的基因、语言的微粒、语言的地矿［8］136。在翻译中，译者可以根据词外理据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文化交流的需要，突破原有的语言聚合，创造性地进行译意。例如，“干儿子”译为adopted son不能达意，因为后者是经法律程序合法收养的“养子”。其实，汉语“干儿子”文化意蕴丰富，在有的地方可以指姑爷（son-in-law）或被没有血缘关系的长辈疼爱有加的男性（fictive son；authorized son），甚至在某些语境里跟英语中的sugar baby雷同。再如，“害喜”译为to vomit due to pregnancy包含更多的释义成分，若译为to have morning sickness则地道有味，从而避开vomit这种直接的表达。

三、文化语汇之意象移植

陈原指出“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语汇，常常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变化”［13］。而文化语汇是指具有文化色彩的词语，经历漫长的反复运用，其语义是历史文化在其概念意义上的沉淀，镌刻了历史社会活动的深刻烙印，包含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意象众多，意味深长。作为文化交流工具的翻译，撇开原语所包含的文化理据而纯粹译意也是不可取的。作为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语言包含了丰富的意象，因此文化语汇除了其概念意义，其意象更具有历史文化语用意义。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文化孕育了不同的理据［14］39。理据、语词、语义三者之间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如此一来，对文化语汇意象的解析及其文化理据的解读本身就是对该语汇文化底蕴或情感语境的重构，是对其承载的情感、蕴涵的传递，意象能否成功移植或转换，能否给译文读者带来同样的情感感受与荡涤，是能否忠实再现文化语汇内涵的关键。

Mona Baker在《换言之：翻译教程》一书中提出了词层及词层以上的对等，指出在译入语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使译入语从形式（包括意象的表层形式）和内容上接近原文词语，将原文词语的语用意义翻译出来［15］。言下之意，要将原文的意象，原文的情感味道一一加以体现。

比如，“赤脚医生”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文化概念。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汇报工作时提出，“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名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都全文转载，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把农村半医半农的卫生员正式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的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①见“赤脚医生”称谓的由来——人民政协报，2015-01-28第5版（http：//epaper.rmzxb.com.cn/detail.aspx?id=355088）。“赤脚医生”这一形象生动鲜明，独具时代特征。分析“赤脚医生”的文化理据，将“赤脚医生”保留汉语意象，直接移植bare‐foot doctor进入英语交际，必要时可以对barefoot doctor进行注解，让越来越多的英美人士知道barefoot doctor背后的故事，深入了解其意境与文化氛围，体味异国情调，了解异域风味，以顺应“世界可以全球化，经济可以一体化，但文化必须多元化”［16］64的理念与趋势。

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看，意象是一种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主体（人）可以通过其高度概念化的认知能力由“象”获取“意”，由“意” 联想到“象”［17］9-12。同一意象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下能否产生相同的联想与意义是文化语汇意象能否移植的前提，同时，能否让异域文化接受，是否主动接受异域文化，也是意象移植的主要因素之一。比如，汉语中的“给面子”这一文化语汇随处可见，文化意蕴深厚，充分蕴含中国人的面子文化。何谓面子？体面光荣、情面是也，亦为脸面。直译成to save one’s face可保留意象，向西方文化移植中国的面子文化；也可将原文的意象抽象化，译作to give sb.dignity，更加注重读者接受。

尽管由于地域、气候、历史、民族等方面中西存在巨大差异，导致汉英两种文化在某些层面具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汉英两种语言间的交际转换也遇到了巨大困难与障碍，但是毕竟两种文化与语言间也存在一定的共性，有些意象可以直接移植，既能沟通交流，又能促进文化融合。比如，“孤胆英雄”若译为a lonely fighter，其形象含义与原语有出入，因为fighter可指好战者，有贬义之嫌，而且lonely带有“孤独、寂寞、忧伤”之意。若改译成a solitary warrior，可与原文匹敌，因为solitary有“单个、唯一”之意，而且可以形容一个人喜欢独处，与孤胆“门当户对”，再装备上warrior（勇士），可与“孤胆英雄”决一雌雄。

文化意象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具有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沟通。”［18］如“红人”，指受上司宠信的人或得意的人。《官场现形记》第三回：“藩、臬为他是护院的红人，而且即日就要过班，所以凡事也都让他三分。”［19］而英语文化中的blue-eyed正有favorite意思，故“红人”可直接移植为a fa‐vourite with sb.in power，当然也可以在英语文化中直接将意象转换为a blue-eyed boy（红人，得宠之人）。勒菲弗尔与巴斯奈特一致认为，“翻译是文化互动的结果，即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交流”［20］。勒菲弗尔以文化互动论来审视翻译，亦即翻译是文化之内的妥协与融合，或是文化之间的博弈与协商、冲突与互塑［21］634。

四、基于译语之文化理据的意象转换与译味

译界素有“译意”与“译味”之说。以“味”论翻译，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译论的一大特色，从古代的鸠摩罗什到现代的金岳霖与朱光潜，一直到当代的刘士聪、许渊冲、许建平等一大批学者和翻译家都十分推崇“译味”说的美学价值，把文学翻译提升到翻译美学的理论高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22］1。关于“译味”，金岳霖认为“是把句子所有的各种情感上的意味，用不同种的语言文字表示出来”［10］595。他的“味”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既可以指各种情感上的意味，也可指意境上的意味。“情感与想象中的意象相干。想象的内容是意象。意象是类似特殊的，类似具体的。意象是有情感的；有可喜可怒、可哀可乐……的意象。”［10］601各种情感上的意味来自意象，意象成为情感意义的主要载体，是“译味”的核心所在。

只有当意象和那些与其完全相应的词语时，才能获得自身的文采与生动性。也就是说，当甲文化中的意象在乙文化中得以表现时，或者甲文化传达的本质内容能为乙文化的读者接受时，才能在异语转换中显得光彩照人，栩栩如生。如果在甲语言中能够生动传递本质和内在的意象未能在乙语言中重现，则根据文化差异，追溯词语的文化理据，在乙语言中找到合适的意象进行转换，使文化语汇在译语中重生。比如，“马屁精” 在英语中没有以“马”为意象进行传递，但有a＝boot，apple，ass的意象，只有通过这些意象包装为boot-licker，an apple-polisher，an ass-kisser，才能传递栩栩如生的拍马溜须的形象，为英美人所接受。所以“译味”是以意象为思维单位，其思维方式具有形象性、直观性、模糊性、整体性等特点，重在传递原文的情感意义与修辞意义［12］43。

“译味”是对“译意”的发展，“译意”是一种概念思维，是基础；“译味”是基于概念思维基础上的一种形象思维，即意象思维，包含了不可言尽的情感与意味。比如“交际花”，旧指在社交场合中活跃而有名气的女子（含有轻蔑意）。有资格称为“交际花”者，首要条件是当时公认的“名媛”。交际花是褒义词，集才艺与美貌于一身，令人艳羡，多为出身豪门的名媛所垄断。一言以蔽之，交际花是交际场合的润滑剂、爽身粉，乱世中粉饰太平的一道流苏。按照字面，该词可直译为a social flower，但汉语里所承载的指妖艳善交际的女子这一意象在英语flower里出现真空，激不起英美人相同的文化联想，在他们的思维中，只有butterfly与social“联姻”（即social butterfly）才能传递出汉语“交际花”那种别样的意味。

汉语文化语汇中富有四字成语，言简义丰，翻译时很难直接进行转换，只有通过分析汉英词语的文化理据，架设意象的桥梁，以译味的方式才能达到目的，而且有的成语还需要拆解翻译后再重新组装。以“放马后炮”①“马后炮”的含义及来历见https：//iask.sina.com.cn/b/9558425.htm l。为例。它为象棋术语，据宋代司马光的《古局象棋图》，“一炮，直行无远近，前隔一棋乃可击物；前无所隔，及隔两棋以上，则不可击”。但是，无论是古象棋还是现代象棋，“放马后炮”都是很厉害的一着，它往往能致对方于死地。但后来，“放马后炮”不知何故从积极的涵义转为消极的涵义。因此，汉典将“放马后炮”解释为“指事情过了才采取行动,或者发表意见比喻不及时的举动”，译成“start firing after the enemy has gone”。②“放马后炮”见汉典http：//www.zdic.net/c/e/15e/356650.htm。如此一翻，依然缺少了内涵，缺少了“味”，还需另寻他译。

其实，我们不妨将“放马后炮”分解为“放”和“马后炮”，然后分别从英语中寻找。美国橄榄球比赛中有quarterback（四分卫）角色，系“进攻组的一员，排在中锋的后面、进攻阵型的中央。他通常是临场指挥的领袖，大部分的进攻由他发动，并有责任在大部分的进攻前发出暗号。”③“四分卫”（quarterback）见百度百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5%88%86%E5%8D%AB/5044356?forcehttps=1%3Ffr%3Dkg_hanyu。美国橄榄球赛通常在周日举行，如果有人在周一早上对头一天比赛品头评足的话就被戏称为“Monday morning quarterback”，即“事后诸葛亮”了。

对“马后炮”和“Monday morning quarterback”的文化理据进行梳理比对，我们不难发现，两者意象虽然不同，但涵义比较对应，实属佳译，然后将“放”（play）与“马后炮”（Monday morning quarter‐back）组装一起就达到目的。因此，要想传达文化意象的引申含义，除了音译或字面直译加注解这种处理方法之外，其余的处理方式注定只能是某种“转换”，总会导致原文中文化意象的变形或失落［23］。

汉语语汇具有一定的词性，英语词语亦然。如果两者意味一致而词性不一样，则需要添加成分或变换词性。上例出现类似情况，再以“煮鹤焚琴”为例。它的字面意思是“把鹤煮了吃，拿琴当柴烧”，比喻“做煞风景的事”［24］，属于动词，按照字面意思可译为to burn musical instruments as fire‐wood and cook cranes as food，也可译意为to fool with exquisite and fine things，但不够形象。英语中，没有与“煮鹤焚琴”词性且含义对应的词语，只有在Philistine的基础上添加动词，即to act like a Philistine。Philistine原意是指腓力斯丁人，被喻为“对文化艺术无知的人，文化修养低的人”。“煮鹤焚琴”虽然与Philistine不同词性，但通过添加动词使不同文化的人产生相同的联想。

汉语传统文化语汇虽然源自历史，但具有一定的寓意，故当今仍然沿用。翻译时，可以与时俱进，给它添加新的活力。例如，根据《汉语大词典》，①见汉辞网http：//www.hydcd.com/cidian/42811.htm。“诸葛亮会”是指“若干人在一起商量，发挥集体智慧，解决困难问题的集会”。若译为a meeting of Zhuge Liangs，只有中国通才能理解；要是译意为a meeting to pool ideas，却少了点文化意蕴。现在，“头脑风暴”一词广为流行，它是从英语brainstorming直译过来，原词蕴含了“诸葛亮会”的各种特征，指的是：a method of shared problem solving in which all members of a group sponta‐neously contribute ideas。②见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Fifth Edition.2016 by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网络版。根据这一释义及对“诸葛亮会”的文化理据的梳理，a brainstorming ses‐sion亦为译味之笔。

五、结 语

中华文化语汇蕴含着大量的文化意象，有着独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与意蕴。在翻译过程中，要创造性地传递中华文化意境与语言韵味，必须进行文化理据的溯源，把握好译意与译味的尺度，对其中丰富的文化意象进行移植与转换，而这种移植和转换是基于一定的认知基础。首先，对文化意象的移植不是机械的保留过程，而是不断分析两种语言语汇的文化理据，对两种语言、文化进行不断对比和匹配的过程。其次，文化意象的转换是对两种语言与文化的对比与再创造的认知过程，既涉及到人的心理结构和所处环境的共性，又涉及异族文化中对相同或相似物质世界不同的心理关怀和语言内部形式的差异性。在文化意象转换过程中，力求寻找两种文化中相调和的意象，在译意的基础上译味，才能在译语读者的心理上产生与源语读者共同或至少是相似的审美体验和文化浸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