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叶春

（中共台州市路桥区委党校，浙江 台州 318050）

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清晰的产权制度，能给产权拥有者带来安全感和激励机制。新制度经济学提出，“能否建立起具有激励性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发展的关键所在”［1］14。产权制度的建立与变迁存在着固有的路径依赖，因为“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1］79。行为的选择又存在着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凡勃仑“累积因果论”。台州是中国民营经济和中华和合文化的两大主要发祥地。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探究和合文化对民营经济产权制度变迁的影响，成为本文志趣所在。

一、台州股份合作制中模糊产权的圆融变通

（一）“打硬股”演变为私有产权萌芽的股份合作制

“打硬股”是以同一血缘、亲缘和地缘为基底的、“合伙经商、盈亏共负、休业散伙”的传统商业习俗。改革开放初期，台州人民借鉴“打硬股”的方式，把集资合股的松散型的商业行为逐步演变为兴办雇工型企业的股份合作制，即一个在合作制的基础上引入股份制管理原则的经济组织方式。它具有“五共四自两分配”［2］的特征：共同投资、共同占有、共同劳动、共同受益、共担风险；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相结合。相比原有“一大二公”所有制的产权结构，股份合作制以承袭“打硬股”的传统路径，在产权归属上有了新突破。个人按出资比例共同占有，产权结构相对清晰；一旦盈利或亏损，按股份比例分红或承担债务，利益挂钩个人财产。换句话说，它以产权人格化的雏形方式，适应改革开放初期个人对私有产权的需求。

（二）圆融变通的“戴红帽”跨越异质体制的障碍

为避免贴上私有产权的标签，股份合作制企业往往“戴上红帽子”，即以集体经济形式开展经营。“红帽子”下的“合股财产私有共用，公共财产公有共用”［3］5的成色，让股份合作制既不同于个体私营经济，又不同于旧有的集体经济，而定位于两种异质经济制度有机和合为一体的“新型共有制经济”［3］6，帮助基层政府跨越非公所有制的意识形态障碍，使得企业在税费减免、银行贷款、土地征用等政策上享受乡镇集体经济的待遇，为萌芽的私有产权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就民间创业者而言，“戴红帽”不仅减少政治风险，而且增强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经营方式更加有利。共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之间模糊变通，帮助他们打开介入公有制经济体系的窗口，拓展计划经济体制背后隐藏的巨大利益空间。

（三）混沌状态下模糊产权的三大原因

一是先“产”后“权”的次优策略。在短缺经济时代，轻工业产品投资少、见效快、利润丰厚，能实现当年投入当年回本收益。因而，在产权和利益面前，“早期创业者更加重视产而不是权”，“优先选择经营机会，而不管企业属于什么性质和制度约束”［4］。

二是“戴红帽”企业事实上的产权模糊。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空间、资金等生产要素制约瓶颈凸显，村镇无偿提供集体土地，参与跑贷款、争政策，股东分红的积累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投入等事实，都没有明晰的作价入股，造成在共同发展的混沌状态下，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产权事实上的模糊。

三是渐进变迁的路径依赖。在非公经济发展受制约的环境下，完整明晰的产权变革必然会引起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冲突，诸多潜在非法的交易行为会浮出水面，带来更多的摩擦成本。沿着原有共有制经济的变革途径，模糊产权反而为企业提供左右逢源的制度屏藩，“当批判私有制时，有些企业主就设法往集体靠，有的甚至将资产全部划归集体；当政策宽松时，有的厂长表示企业实际上就是私营的，提出取消集体企业的待遇。”［3］7

二、股份合作制中产权由模糊逐步趋向明晰的博弈变迁

（一）股本分红引发的“石曲现象”

尽管股份合作制实行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的结合，但由于“戴红帽”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定性为集体企业，基层政府出于规避政治风险，在利润分配上，强调按劳分配，压低股本分红，如出台《保本保息分成法》，规定股本分红不能超过当时银行存款利率水平。1985年，原黄岩县石曲乡（今路桥区路南街道）一家“戴红帽”企业因按资分红几十万元被查处，引发28家都面临相同困惑的“戴红帽”企业的恐慌。为此，他们不惜退出股金，把空壳企业交还给基层政府来进行博弈。1986年10月，原黄岩县委、县政府正式颁发《关于合股企业的若干政策意见》，率先承认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合法地位，对企业的性质、登记、财务管理、股权分类，尤其是明确规定了社会聚焦的分红、入股者和劳动者的权益：“实行按劳与按资相结合的分配原则，企业资金利润率在22.2%以下的，归股东所有；超过22.2%的，应提取一部分归工人共有；企业积累的资产明确归属企业所有等等。”［5］虽然它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产权问题，但建立相对清晰的分配机制和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机制。

（二）矛盾背后的是企业经营控制权的争夺

从表象上看，不规范的利润分配机制引发了“石曲现象”。实质上，它体现出，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时势环境的变化，模糊产权已不能给早期创业者带来安全感和激励效应。如，1985年和1987年国家两次信贷资金紧缩，村镇参与企业担保、跑贷款的作用减弱，企业家民间集资的能力加强；尤其是随着短缺经济转变成过剩经济，卖方市场转变成买方市场后，企业家的经营决策能力在企业发展中变得更为直接有效。他们走出先“产”后“权”的渐进过程，开始关注清晰的个人财产权利，要求实事求是地对待没有权属的共有产权，积极争取“戴红帽”企业的经营控制权。最终，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肯定企业的经营控制权和剩余分配权逐步向企业家转移的事实。

（三）矛盾的根源在于股份合作制内部的私有产权与共有产权的博弈

作为特殊时期、特殊土壤培育的特殊产物，股份合作制是一个股份制下私有产权与合作制下共有产权和合博弈的矛盾综合体。合作制遵循劳动决定资本的人合性原则，立足不可分的共有产权，通过“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方式，满足内部劳动者的互惠互助。股份制遵循产权人格化的资合性原则，依据落实到人的私有产权，通过“一股一票”的决策管理方式，保障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获得资产收益。在股份合作制发展初期，因企业规模小，能实现股东兼管理者和劳动者于一身，私有产权与共有产权于一体。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模糊产权制度安排下的不可分的共有产权与人格化的私有产权存在着越来越明显的异己博弈，尤其是对积累之后的产权关系疑虑重重，出现“一年合伙、两年红火、三年分伙”的普遍现象。它深刻反映出，矛盾冲突下有效激励性制度的缺失。明晰的私有产权成为推动股份合作制向现代股份制演变的内在动力和外在要求。1993年出台的《公司法》确认民企产权的合法性后，隐藏于股份合作制身后的家族制，依仗着同一血缘、亲缘和地缘的基底，凭借产权“单一明晰、权责明确”的特点，在“脱帽改制”的产权制度变迁的浪潮中脱颖而出。

三、家族制下产权由一元化趋向多元化的调和改良

（一）“企业即家、家即企业”相融合的产权制度优势

先天的血缘关系和后天的财产共有是家族制企业的两大特征，而且产权排他性和血缘排斥性相吻合，造就家族制企业三大优势。

一是产权一元化。一元化下的产权界定明确，剩余索取权和企业控制权的基本对称；交易受益或受损效应均由家族成员直接共享共担，激励机制简化有效。

二是交易成本低。以忠诚信任为核心的家族和合文化资源引入企业管理，降低交易费用，节约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三是决策快，效率高，机制灵活。家族企业采取以创业者为核心、亲友为主体、亲情为纽带的治理结构，信息传递迅速直接，凝聚力与执行力较强，把握市场商机的反应机制敏锐。凭借这三大优势，家族制下的一元化产权取代股份合作制的模糊产权，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二）家族文化和企业文化相冲突下的产权结构缺陷

家族文化基于血缘、亲缘观念，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的特征；企业文化基于业缘和事缘的理念，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征。两种截然不同文化在产权和血缘两大排他性的共同狙击下，被和合文化中蕴藏的“圈子文化”的固化后，造成家族制产权结构的内外交困。从外部看，由于产权结构一元封闭性，家族企业控制权的开放配置涉及较高的交易成本，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基底的信任机制囿于类家族的圈子，很难拓展到制度的信任。从内部看，“一股独大”下家族财产与企业资产相混淆，不仅设置外来资本与人才进入的高门槛，而且推动家族制走向家长制，民企法人治理结构难以出现根本的改观。内外有别的产权结构和利益分配，制造一个两难的命题：既要符合企业整体的发展需要，又要保障家族团体的既得利益，来实现企业规则与家族规则的博弈均衡、异质机制的和合兼容。

（三）产权一元化趋向多元化的调和改良路径

传统家族制向现代企业制的转变，往往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和引入职业经理人为标志。但因“子承父业”的传统价值观和不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客观现实，台州民营创业者难以将自己千辛万苦创下的基业托付给家族以外的人经营管理，而是从管理体制入手，加大对亲友为主体、亲情为纽带的治理结构的改造，逐步淡化家族制，推动产权结构多元化，来破解家族制企业的两难命题。这种从家族内部生长的调和改良机制主要体现为三条路径。

一是家族内的“合作式分家”与产业链的“卫星式整合”。它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以股权的形式清晰界定到家族自然人身上；同时为抑制内部成员瓜分家族财产的积极性，利用家族企业在产业集群中资金、品牌、技术、营销上的优势，让家族成员独自创建或经营产权独立明晰的产业链上下游的相关企业，重新构建以家族创业企业为核心的企业集团的治理结构。

二是承袭原有股份合作制中利益共同体的传统，实施员工持股与人才持股行动。如，浙江三友控股集团在1996年的“脱帽改制”中，按照技术股、工龄股、创始股三种形式把股权量化到全体员工。2005年，再次推出人才持股行动。企业通过向老员工回购股权等方式，量化给工作满三年的新加入的技术、管理和销售等骨干人才，强化股权激励性和约束力。

三是低所有权-高控制权下的“第二形态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创业家族通过资本市场的增资扩股，在降低家族所有权而强化经营掌控权的基础上，实行资本和人才的社会化，构建家族成员与社会成员共同管理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如家族控股的腾达建设公司，在2002年上市时，以叶洋友为核心的叶氏家族合并持股26.99%，其中，叶洋友为6.14%；经2006年和2010年两次资本公积金10送10高送转，2011年叶氏家族合并持股14.72%，其中，叶洋友为4.49%；2015年家族内部实现父子传承后，腾达建设针对金鹰基金、长安基金等近20家资产管理公司实施非公开发行近8.6亿股，叶氏家族主要成员逐步退出公司十大主要股东行列，叶林富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持股11.01%，但叶林富个人持股上升为8.26%。通过引进资产管理公司，腾达建设不仅实现股权多元化，而且把引资与引进管理、人才等有机结合，让投资者以战略目标参与企业管理，通过协助企业长期发展和成长来获取收益。

四、民营经济产权制度变迁中的和合意蕴

（一）台州和合精神中的三大特质

和合精神是台州文化中最富生命力的内核。“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和谐共处，合是指异质因素的融合贯通。”［6］“和合”指的是在包容异质事物矛盾、差异基础上，构建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通过多元的和谐、异质的协调与对立的消解”［7］，实现共存共荣状态下的“和而不同”向“和实生物”的转变。由此可见，台州和合文化具备三种基本特质：一是“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即客观地承认异质事物的矛盾与差异存在；二是“以和为贵”的实用性，即把异质事物的博弈限定在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防止因过度的矛盾而破坏共存共荣的基底；三是“和实生物”的功利性，即立足实际，事功求利，把异质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来创造新生的事物。这三种特质潜移默化地形塑了台州人民的一个处事的方法：即以包容性为基底、功利性为取向、实用性为目标，“注重谋求事物共存与发展的双赢性策略”［8］。

（二）双赢策略下产权变迁的三大特点

一是唯利是求的功利性。无论股份合作制的模糊产权，还是家族制的混合产权，在产权和利益之间，台州创业者更加重视的是经济利益，优先选择的是谋利机遇。为此，在私有产权萌芽时期，他们忽略个人财产权利，选择先“产”后“权”的渐进路径；在私有产权成长时期，他们开放股权配置，选择低所有权-高控制权的渐变途径。

二是变通融合的包容性。这在“戴红帽”的股份合作制淋漓展现。“不伦不类”的模糊产权，既没有股份制的规范，也没有合作制的完善，更没有家族制的明晰。但股份合作制迈出产权人格化的第一步，促进了资产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结盟为利益共同体，共同探索在特定制度环境约束下的民营经济私有产权制度。尤其是，地方政府从一开始“柔性保护”的默认，到逐步转变为“红头文件”的承认，最后上升为“新型共有制经济”。群众首创与政府包容的合拍共振，推动股份合作制冲破地域、行业、所有制的界限，使得台州的发展赢得体制性的先发优势。

三是调和改良的实用性。台州民营经济产权制度在模糊走向明晰、从一元走向多元的两大转变时期，观念的冲突和利益的博弈之所以没有冲破相互依存的和合体，得益于实事求是的调和改良策略。在股份合作制时期，台州曾经刮起“红色台风”，引发“石曲现象”，但地方政府立足实际，通过“试错-纠错”机制，保驾护航产权制度变迁。家族制产权结构最经不起内耗的争夺，由内部生长的家族化治理结构的改良路径，而不是以两权（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和引入职业经理人为标准的管理创新，同样是台州民营经济产权制度顺利转型的重要途径。

（三）台州民营经济产权制度变迁中的和合底蕴

纵观台州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私有产权制度在“无中生有”的质变中，经历从模糊共有、明晰私有、混合所有的三个阶段的渐进变迁。而渐进变迁的背后，处处显现着传承久远、历久弥新的和合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和合”为起点，正视私有产权与公有产权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通过强调模糊共有状态，寻找差异中的一致和多样中的统一；以“博弈”为过程，以务实、圆融的姿态整合疏解异质要素之间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把落脚点重新回归到同质维度的共同发展上，实现异质产权机制的从无到有的崛起。可以说，特定的和合文化传统熏陶出的台州人民所特有的价值观念和集体意识，有形无形间约束着台州人民的经济行为和选择方式，决定民营经济产权制度渐进变迁和创新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