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满

(复旦大学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上海 200433)

1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长期目标,是我们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国综合国力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均有较大提升,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我们还需要注意到,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处在中等收入阶段,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需要脱贫,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较大,民生和环保方面还有诸多短板。面对新形势,党的十九大审时度势,提出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新的重大论断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学术界也在积极研究如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共同富裕。很多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学理论出发提出了他们的观点。王珂认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会经历共建、共享、共富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自己的特点和目标[2]。沈斐指出,我们要吸取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的教训,要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为基础,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3]。苏畅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4]。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在推动益贫式增长,即经济增长的成果主要是惠及低收入人群[5]。这些马克思主义和经济学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很多理论指导,但是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思想问题,只依赖经济手段无法实现共同富裕。资源和财富的分配问题有时候比它们的生产问题还要棘手。因而贾可卿提出,分配正义不仅是经济过程的一个环节,而且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6]。这就是说,实现共同富裕非常需要关注政治因素。在所有的制度安排中,只有政治制度能够最有效地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维护好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所言：“政治就是谁得到什么,什么时候和如何得到。”[7]因此,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经济基础,也需要特定的政治基础作保障。但是目前学术界对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研究还存在不足。

这里的政治基础不应该只限定在国内的政治基础。在既有的学术研究中,一谈到政治基础,我们往往只考虑国内政治基础。例如,有的研究分析了共同富裕的实现和执政党的领导与建设的关系[8]。诚然,国内政治基础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但是只有国内政治基础也是不够的。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提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9]我国不可能靠闭关锁国实现共同富裕,只有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推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我国的共同富裕与世界的发展相结合,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讲,共同富裕的实现不仅需要打好国内的政治基础,也需要稳固的、良好的国际政治基础。那么实现共同富裕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基础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从比较的视野出发来考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2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减贫和共同富裕

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但是到现在,连世界上最富裕的那些发达国家都无法实现共同富裕。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奉行市场经济的发达国家还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比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研究就表明：近几十年来,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而且会变得更加严重[10]。大国和中小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的难度和路径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的难度和路径也是不同的。其中,实现共同富裕难度最大的是那些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这些国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中国和印度。中印两国人口众多,贫困人口也多,相比而言发达国家不仅人口少,贫困人口也少。但是即便如此,发达国家至今也无力实现共同富裕,甚至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共同富裕的目标。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综合国力最强的大国。然而,贫困问题依然是困扰美国社会的重大问题。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富裕阶层往往选择居住在城市中心,因为这能够代表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但是在美国,居住在市中心的往往是底层公民,因为他们只有居住在市区才能方便他们及时接受到政府的救济。面对贫困问题,美国政府不是没有下过政治决心来解决。在20世纪60年代的林登·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政府为了在全社会消除贫困特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伟大社会”计划。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的《经济机会法案》开启了约翰逊政府“向贫困宣战”的进程。伟大社会计划旨在实现一个目标：在美国彻底消除饥饿、文盲和失业。尽管这个设想很美好,但美国政府最终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之后的尼克松和卡特总统并没有继续实施这个伟大社会计划,到了里根总统时期,这个计划基本上就彻底宣告失败了。

客观来讲,尽管伟大社会计划最终没有成功,它至少表明美国约翰逊政府有政治决心来推进共同富裕,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在美国的兴起,美国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消除贫困被认为是国家的一部分责任,贫困的根源不在穷人。然而里根总统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彻底地抛弃了这些政治信条,政客们不再关心贫困人口如何脱贫,因为他们认为贫困的根源就在这些穷人身上,国家对此无能无力。随着国家对贫困人口的支持越来越少,2017年美国的贫困人口达到了3 900多万人。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美国人口普查局发现贫困人口数量甚至高达4 600多万[11]。对此,美国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资深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痛心地说道：“对于很多人来讲,美国梦已经成了一个噩梦。”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减税措施,富人收益颇丰而财富迅速增加。反观穷人,他们本来就收入低不纳税或者只纳一点点税,所以并没有从减税中获得任何直接的利益。而随着国家财政赤字的攀升,特朗普政府还削减了包括补充营养协助计划(通常简称为食品券计划)在内的诸多国内民生项目。特朗普政府不仅没有在国家层面把推进共同富裕纳入议事日程,而且在政策层面还进一步刺激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更为严重的是,目前的美国缺乏推进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美国现在的“否决体制”(veto system)使得美国面临政治衰败的风险[12]。这里的否决体制是指当前的美国党争造成任何由对方提出的法案都会遭到本党的否决,结果就是国家治理很难得到重大改善。

发达国家中的另外一个主要大本营就是西欧国家和北欧国家。长期以来,西欧国家和北欧国家是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德国更是早在19世纪末期就开始探索建立现代的福利制度。尽管这些国家内部福利制度和体制存在很大的不同[13],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它们无一例外都为减少贫困、推动共同富裕做出了贡献。然而好景不长,以英国的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迅速风靡欧洲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处方作为一个新的政策范式成功地帮助英国摆脱了经济困境[14],但是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政府通过裁撤掉很多民生保障项目从而实现了国家财务平衡和行政上的“轻装上阵”,但是另一方面,这些本来起到“安全网”作用的民主福利的丧失直接把低收入人群暴露在奉行效率优先的市场面前。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低收入人群在贫困线上挣扎,与此同时,中产阶级也在日益萎缩。正是看到了这种残酷的现实后果,布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马克·布莱斯(Mark Blyth)指斥这些政府的紧缩政策是非常危险的观念和实践[15]。

此外,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国家普遍开始大规模地削减福利项目,早就问题重重的福利国家体制面临更大的问题[16]。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北欧的瑞典一直都是高税收、高福利的典型国家。与此同时,它又保持了较好的经济增长而被二战之后很多学者誉为瑞典模式[17]。因为高福利的存在,社会中的中下阶层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整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在很长一段时间是在不断缩小的,也是整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小的。但是面对整个欧洲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为了保持国家的竞争力,瑞典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在变相减少福利。经济政策的调整导致的结果就是,贫富差距也在开始拉大,中产阶级和底层公民的生活变得越发艰辛。所以,从比较的视角出发,现在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从国家的政策层面放弃了对共同富裕的追求。而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政府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精准扶贫”,力争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殊为不易的。

3 中国共同富裕的国内政治基础

中国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更需要牢固的政治基础。政治基础分为国内政治基础和国际政治基础。具体而言,共同富裕的国内政治基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坚强牢固的党的领导。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9]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能够蓬勃发展首要的原因就是党的领导。减少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更离不开党的领导。按照联合国设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需要从1990年到2015年实现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而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研究,随着4.7亿中国人摆脱贫困,中国成为第一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18]。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党的领导为我们实现扶贫攻坚与共同富裕提供了最坚实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丧失了党的领导,不仅共同富裕不可能实现,扶贫工作也会陷入困境。这一点在国际上也是被广泛承认的。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带领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中国之所以能够为其他国家做出表率,在较短的时间内让数亿人不再被贫困所累,这是首要原因。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尽管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初衷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没有变,那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新时代,党中央将其进一步升华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世界上的较多国家,之所以无法有效且长时间地推进扶贫事业,可能就在于执政党的这种执政初心难以持续坚定,或者执政党因为各种原因而丧失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初心。例如,在南美,很多执政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不断放弃自己的一些政策主张,结果最后丧失了民众的支持,共同富裕也就更无从谈起了[19]。

其次,拥有近9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能为我国的扶贫事业提供无可替代的组织基础。我国贫困人口多,地区差异大,扶贫难度巨大。只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能够把贫困人口全覆盖,市场体系和社会体系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而且按照精准扶贫的需要,必须要有大量的党政工作人员投入扶贫一线,也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能够不怕苦、不怕难,真正把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扶贫工作。

二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高效运转的人民政府。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整个政府的不同部门齐心协力,快速高效地推进各项部署与政策。做到这一点,政府需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政府不能出现懒政、惰政、不作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2013年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反腐行动。过去几年,反腐成绩单非常亮眼,政府清廉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但与此同时,懒政、惰政问题开始出现,部分政府官员不作为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现在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时间越来越近,工作任务是最为繁重的时候,如果政府官员反而不作为,那么扶贫工作就很难落到实处。

第二方面是要加快利用包括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内的新技术来塑造高效政府。先进技术与人力资源的有机结合能够前所未有地提升工作效率。在传统的政府机构,政府人力资源的配置是以韦伯式的科层制为基础的。这种科层制的组织形式以正式的等级结构为核心,要求其成员各司其职、按章办事。通过稳定重复的官僚体制过程以及依常规程序进行的各种例行活动,这种组织形式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可预测性和高效率[20]。但是随着层级的扩展,这种政府体制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在我国,这种科层制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压力型体制”[21]。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政府的负担非常重,而且他们往往没有先进的技术手段帮助减轻工作量。所以打造高效运转的政府需要向基层政府赋权和赋能,尤其是需要把先进的技术手段和资源分享给基层政府,提高他们为人民群众服务和推进扶贫工作的效率。

第三方面是高效运转的政府需要一支忠诚干净肯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习近平指出：“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22]干部队伍的水平对政府的运转具有很大的影响。在扶贫工作中,大量的资源调动要经过党和政府的干部。他们是否忠诚清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扶贫资源能否惠及广大贫困人口。他们是否肯担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扶贫资源能否早日惠及贫困群众。

三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家—社会关系。共同富裕从本质上讲是围绕着“分蛋糕”进行的。发展经济“做蛋糕”不容易,在全社会范围内“分蛋糕”更是考验党和政府政治智慧的工作。西方分配政治学和经济学理论启示我们,在整个社会范围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分配需要非常慎重。合理的分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不合理的分配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甚至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那么如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建立和谐稳定的国家-社会关系呢?这里需要把握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帕累托改进原则。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状况是普遍贫困,尽管那时候贫富差距不大,但是个体层面的经济状况普遍很差。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贫富差距问题,那么该如何处理好高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关系呢?实现共同富裕是不是把财产从高收入人群转移到低收入人群?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强制性地把财富从先富者手中转移到贫困人口手中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反而会造成社会危机,导致社会出现不稳定。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先富带后富,但是这一过程要遵守帕累托改进原则,即实现贫困人口生活改善的过程中并没有使得其他人群的状况变差。作为先富带后富这一过程中最大的能动者,国家要谨慎处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国家在激活社会主体的效率意识,保证社会能够不断为市场经济迸发活力;另一方面,国家也在注意维护社会公平,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第二个原则是差异原则。扶贫政策及其实践不能搞教条主义和“一刀切”,否则会面临失败的危险。正如在“扶持谁”的问题上,习近平指出：“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23]84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极大,没有任何“万灵药”可以适用于所有地方。而且在贫困人口内部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正视这些差异才能有效地调整我国的扶贫政策,保持政策的活力和效力。国家对不同的贫困主体采取不同的对策,从这个角度出发,精准扶贫也就意味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精准再造。这种社会关系的调整必须在和谐稳定的节奏下进行,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平稳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个原则是社会自主性原则。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之所以要坚持群众路线就是因为人民群众的自主性、积极性和能动性是我们推进各项事业的必要条件。扶贫工作要注意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上,习近平指出：“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引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开创美好明天,立足当地资源,实现就地脱贫”[23]85。在扶贫一线工作中,政府应该避免成为扶贫对象的“保姆”,否则就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不能让贫困群体把党和政府的扶贫工作当成向国家讨要福利和资源的手段,应更多地激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自主脱贫的内生动力。因此,扶贫工作的开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明确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及其各自应承担的责任。挤压社会空间的泛国家主义会给政府添加额外的负担,不仅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反而会产生其他的问题。而且全能主义的消退和社会自主性的增强也是顺应了改革开放以来总的发展趋势。

4 中国共同富裕的国际政治基础

上面分析了实现共同富裕应该建立坚实的国内政治基础,这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政治保障。随着我国的发展日益与世界的发展融为一体,国际政治因素对我国的各项事业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因此,我国内部共同富裕的实现还需要良好的国际政治基础。具体而言,国际政治基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和平的周边环境。我国位于东亚地区,与十几个国家接壤,周边环境复杂,处理不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或者周边国家出现动乱都将对我国的发展与稳定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贫困县是在我国的边疆地区,这些边境地区的生产生活对我国及其与邻国的关系都非常敏感。一方面,邻国的稳定与安全对我国这些边境地区的贫困县有很大影响。比如说,这些邻国内部非常的不稳定,那么就会对我国边境地区的生产生活产生很多冲击。例如我国的云南与缅甸交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云南的边境县都被缅甸国内的军事冲突所困扰。在2015年,甚至发生了几起缅甸炮弹落入我国云南边境内,炸伤多名当地居民的事件。如果这些边境地区长期是不和平、不安宁的,那么我国边境当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以及扶贫工作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保持和平的周边环境对推进我国边境地区贫困县的扶贫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而在一些和平的边境地区,通过发展跨国贸易,实现互通有无,很多中国的当地居民就富了起来,当然邻国边境地区的很多居民也富了起来。因此,边境可以是我国边境地区扶贫的“红利”,也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阻力”。这主要取决于中国与邻国双方能够构建和平和谐的周边环境。在与周边国家关系中,中俄、中印、中日关系以及中国与中亚国家、东盟等的良好关系发展不仅在政治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在经济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印度与俄罗斯同为金砖国家,与我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日本是当今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亚太经济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维护好和发展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不仅能够为改革开放事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更能够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及其扶贫开发注入新的活力。

其次,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稳定的大国关系。中国是一个和平发展的大国,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造福了本国亿万人民,更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作为一个大国,处理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对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几个崛起大国因为没有处理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最后导致本国的发展遭遇了彻底的失败。国际关系学者把这种历史的教训称为“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最终会爆发冲突乃至战争[24]。应该说,在过去的40多年中,中美关系在大部分时间是比较稳定与健康的。但是这一切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上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朗普奉行美国优先的外交原则,把中国作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而采取了一系列打压中国的举措。纵观历史的教训和着眼现实的状况,我国的进一步发展仍然离不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美国和西欧强国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导者,脱离开他们就很难融入世界。一旦无法融入国际社会,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就会倒退,那么共同富裕就很难实现了。尽管当前中美关系面临很多挑战,我们仍然需要利用政治智慧,建立稳定的大国关系来促进国内事业尤其是扶贫工作的开展。中美关系的未来会出现更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两国会爆发战争,管控分歧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和扩大合作是两国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手段[25]。

再次,实现共同富裕需要顺畅的全球贸易体系。全球贸易的开展是一个双赢的过程,所有参与者都会或多或少地从中受益。目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都是贸易大国或者强国。中国是当前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而且出口产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19.6%。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球贸易体系出了问题导致中国出口不畅,那么我国1/5的国内生产总值就要受到影响,国家收入、社会就业、地方财政方方面面都要被波及。所以中国的对外贸易对国内的民生影响是非常大的。当前全球贸易体系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逆全球化现象[26]。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意图改变当前的全球贸易格局。而每一次全球贸易格局的变动都会对贸易大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尤其是贸易自由化。美国因为不满中国从全球贸易中获得成功,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推出了泛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这个把中国排除在外的贸易协定用意可能就是把中国挤出地区贸易体系。尽管后来特朗普政府退出了TPP协议,但是在日本等国的坚持下,泛太平洋伙伴协定在2017年升级改组为泛太平洋全面进步协定(CPTPP),而且获得了多个国家的签署和批准。不仅地区层面的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改变,围绕着WTO改革的全球贸易格局也在发生变化。美国、欧盟和日本多次提出要对当前的WTO规则进行修改,用意也可能是要限制中国的发展。我国要努力确保全球和地区贸易体系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住当前的发展势头,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国际政治经济基础。

最后,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更加广阔的海外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引进来”的方式吸收外国资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对于推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效果。没有这些外资和技术,我国很难实现快速的经济赶超。随着我国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和资本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是围绕着“走出去”来开展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快速增长,很多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和生产基地,中国的工人到海外开展施工作业。企业和人员的走出去,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开拓海外市场。尤其是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更进一步提高了本国市场与东南亚、中亚、欧洲和非洲市场的联系。开拓这些新的市场不仅有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更能培育出新的市场增长点,为我国创造出更多的国内就业机会,或者我国公民在他国的就业和工作机会。在很多发达国家,因为这些国家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及相互之间都存在紧密的市场联系,所以他们的海外市场非常广阔。不仅他们的产品可以在这些广阔的海外市场进行销售和流通,这些国家的公民也能享受到很多就业机会方面的红利。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海外华人华侨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他们通过国际汇款能够帮助国内的亲人朋友改善生活。而这些海外华人华侨的商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我国所能开拓的海外市场。这种互惠互利的海外市场的扩展,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为我们实现共同富裕提供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基础支撑。

5 结论

中国的快速发展是20世纪最大的经济奇迹。很多发展中国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仍然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道路上步履蹒跚。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无力解决国内的贫困问题,和发达国家也基本上放弃共同富裕的目标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作出庄严承诺,要实现全国人民的脱贫共同奔小康。走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真总结人类社会探索共同富裕的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统筹兼顾,把改革开放各项工作做好做实。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步,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环节。在开展扶贫攻坚和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我国不仅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更需要有国内和国际政治基础作保障。开辟出一条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是不容易的,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坚强领导,确保我国的各项事业有一个主心骨,确保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在扶贫一线落到实处。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会遇到很多难点,攻克这些难点需要高效运转的人民政府,尤其是需要借助科技的力量促使政府活动更加高效。共同富裕是一个“先富带后富”的过程,涉及很多资源在全社会的分配,一定要确保这一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保持和谐稳定。除了需要筑牢这些国内政治基础,我国还需要统筹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历程是与整个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在如何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我们需要注意维护好周边的和平环境,需要谨慎处理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需要保持顺畅的国际贸易体系和不断开拓新的海外市场,与世界的发展融合在一起。尽管当前的国际局势出现了很多新变化,不稳定因素在增多,但只要我们做好内功,注重推进国内的各项改革,不断扩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坚持互惠互利合作,就能够保持国内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只有这样,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才会越走越宽、越走越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