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涛

(华东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近年来,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奥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话题。然而,囿于缺乏深刻的历史思维,一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面对这个“显问题”时容易陷入“自我视域”的窠臼,甚至为取得自身理论的优先性而忽视乃至否认规律性存在,跳进“宿命论”的漩涡之中。事实上,对近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开拓与发展历程的考察不难发现,尽管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频繁在“挫折”与“突破”之间穿梭,但始终没有走向自己的反面,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从根本上讲,“道路自信”问题上并不存在一种“纯粹偶然或冥冥注定”的逻辑,它深植于历史变迁与伟大实践之中,深植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之中。只有准确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从何处来、处于何种方位、又将走向何方,才能科学寻觅“道路自信”的源泉与基础,并带给世界独特贡献与价值启发。

1 问题域视角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生成史省思

如果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历史性的源流考察,就不难发现,它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无数次迷茫中理性抉择的结果,更是追寻理想信念与实现伟大使命的逻辑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冒出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一步一个脚印踏出来的。”[1]实质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征程中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域,我们正是在对不同时代问题域进行回答过程中更加坚定了道路自信。

1.1 中国共产党成功解答“中华民族究竟走向何方”之迷思

在内忧外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究竟走向何方”成为萦绕在仁人志士心头的历史之问,也开启了人们对国家前途命运和发展道路的苦苦探寻。17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彻底打破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美梦,也使中华民族陷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许多爱国志士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试图挽救徘徊在危机边缘的中华民族。但问题是,处于民族危亡历史时刻的人们或许过于心急与焦虑,在救国救民的道路探索中忽视了道路本身的阶级基础与价值诉求,实用主义、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轮番登场,太平天国、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运动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争,试图寻求新的道路,挽救风雨飘摇的中华民族。然而,这些仁人志士艰苦卓绝的探索和不屈不挠的斗争,要么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引,要么为了某个阶级私利而失去民心,它们不但没有拯救国家与民族危机,反而让国人更加彷徨与迷茫。

中国到底向何处去,中华民族振兴之路究竟怎样走,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1471。实质上,一种思想或主义能否挽救民族危机,关键在于它是否可以真正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1840年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对其他救国途径的尝试全部碰壁之后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3]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希望,是因为它回答了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给处于苦苦挣扎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全新的方向与道路。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历史情势下担负起伟大的使命与重任,社会主义道路逐渐获得人们深刻认同,并转化为变革社会的强大动力。表面上看,历史和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似乎是其他思潮或主义走不通,抑或意外失败,事实上深层折射出理论照进现实过程中的“扭曲”与“脱节”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一种正当性与合理性存在,它对近代社会现实弊病绝不是“隔靴搔痒”地批判,而是切准问题根源,创造性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需要指出的是,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仅仅为中华民族指明了前进方向,它绝不意味着这个理想信念可以自行实现。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过程与所谓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艰苦的理论与实践斗争,从而为坚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

1.2 中国共产党初步探索“经济落后国家如何通向现代化”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问题并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复杂。这是因为,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落后东方国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又一次作为一个重大时代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俄为师”“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参考乃至借用苏联的经验,带领中国人民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创造性地完成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正式确立,从而为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然而,“以俄为师”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投射与浸染着苏联模式的痕迹,致使我们的制度、体制、政策以及具体决策都局限于他国模式的框架内,甚至在某个侧面或某种程度上把本该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降低为苏联模式的“翻版”。

机械式、教条式借鉴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戕害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引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关注。特别是苏联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也面临困境,甚至导致思想上的混乱,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究竟该通过怎样的道路实现现代化再次让人们陷入深思。毛泽东开始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弊端,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我们要引以为戒,从“以俄为师”转变为“以苏为鉴”,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而且,毛泽东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修改稿会上明确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4]557本质上看,不管是“以苏为鉴”,还是“第二次结合”,都强调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自我认同。

问题在于,理论通向实践之路往往充满坎坷。受国内外因素影响,我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遭遇挫折,出现失误与偏差。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不但使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以苏为鉴”“第二次结合”的科学原则相悖,而且偏离了中共八大提出的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正确路向,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这些挫折与失误让人们对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一定程度的质疑与动摇。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的重大挫折让我们咀嚼着“偏离科学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带来的深切痛苦。更为重要的是,“画地为牢”式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事实上拒绝了他国镜鉴,将自我封闭于世界之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上频走弯路,甚至付出巨大代价,但这不能削弱如下事实,那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曲折探索过程中仍然取得不菲成就,独立与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政治制度体系建立起来,从而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坚实基础。

1.3 中国共产党破解了“怎样开拓与发展中国道路”的难题

“方向”与“高度”是一对辩证统一的范畴。如果方向错误,那么高度越高也就意味着离真理越远。只有在正确方向上持续努力,才决定着最终高度。如果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为中国道路提供了正确方向选择,那么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把社会主义道路推向新高度。从问题取向看,邓小平时代面临着求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谜的棘手难题。这个难题背后隐含着两层逻辑：一是社会主义“想象空间”与“现实形态”的一致性问题。理论描述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只有观照现实生活才会最终获得人们认可与拥护,假如这种“一致性”长期分离,就会衍生失望与自卑情绪。正是在此意义上,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经验教训入手,把“贫穷”“发展太慢”“平均主义”“两极分化”“僵化封闭”“照搬外国经验”与社会主义道路作了认识上的“去标签化”处理。二是破解社会主义道路快速发展的“秘钥”。换言之,就是究竟怎样超越发展困境,寻觅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道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走上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5]11,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经济特区”的大胆探索,到“社会主义本质”突破“姓资姓社”观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论断揭示,成功探索出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优越性被充分激发出来,并生发出道路自信的力量源泉。正如邓小平所说：“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5]3,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充满信心,必须“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5]321。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走上政治舞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一次被置于严峻的历史考验中。从国际看,苏东剧烈震荡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难以置信的挫折,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质疑与失望情绪也波及国内。部分民众甚至怀疑我们经过千辛万苦、迈沟过坎找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前途吗?能行得通吗?从国内看,一些围绕“传统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争论动摇人们信心。在这样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着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坚定捍卫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人们在困顿与动摇中看到希望、充满信心。

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别是在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受到一些人的怀疑,出现了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之争时[6],“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7],更加强调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并且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把中国特色社会道路推向新的历史阶段、新的更高水平,中国人民对这条道路更加自信、更具优越感。从时代特征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处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节点,承担着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必须在新的伟大实践基础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8]8。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为出发点,着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进行理论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宽广。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历史生成的逻辑进路

循着上述思路,我们不难发现,无论从源还是从流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接续性选择过程都镌刻着自信“印迹”。“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9]18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追问历史中前行,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生成逻辑与历史必然性,始终不忘“道路初心”,以自信姿态砥砺前行,站在新时代起点上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2.1 建基于被历史证明且具有光明前景的道路认同

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10]“回看走过的路”,每一次历史的重大关头,我们党都理性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思考时代困局,始终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夯实“道路自信”根基。回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史,从近代之后党的“临危受命”到毛泽东时期的“基础奠定”,从邓小平时期的“成功开辟”到江泽民时期的“捍卫推进”和胡锦涛时期的“坚持发展”[11],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的“深化拓展”,都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与艰苦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与期望,并且生成了具有说服力的成功实践与制度体系。归根到底,这是一条被历史证明了的自信之路。“比较别人的路”,意味着我们之所以坚持“道路自信”,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经过慎重比较、付出沉重代价后作出的历史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过程中的历史复杂性及其内在的驳杂混乱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近代时期各种“思潮与主义”的争相涌动,还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资社之辩”,抑或是深化改革时期的“利益纠葛”,都在社会上催生一种浓郁的焦虑与不安。尽管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及其道路使出浑身解数,但因其不涉病灶、不究病理,最终被无情舍弃。“道路自信”正是在理性比较、冷暖自知中形成的,它不是要追逐所谓“花哨噱头”,而是要切实解决我国面临的问题。“远眺前行的路”,我们之所以仍然能够且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根源就在于中国已然取得伟大的历史成就,并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植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民族的深层需求,以此避免走上“僵化封闭的老路”与“改旗易帜的邪路”,通过不断努力把中华民族带上复兴的康庄大道。

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凝聚着党对近代中国170多年斗争史、新中国70年发展史和改革开放40多年改革史的深刻思考和伟大实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70年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环境、脱贫减贫、全球治理等方面对国际社会贡献愈来愈大,我们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自信满满、不惧风雨。因此,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本质上是在历史认知、情感认同与伟大实践辩证统一中的理性选择,它是中国继续前进的动力,更是在发展道路上克服艰难险阻的有效“利器”。

2.2 源自文明互鉴基础上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理念

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与开拓不外乎“模仿他者”“封闭探索”“文明互鉴”三种态度。今天,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赞成第三种态度,似乎对前两者嗤之以鼻。然而,这种“态度的不屑”却恰恰在历史上引发过激烈争论。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以俄为师”、“文革”时期的“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改革开放初期的“姓资姓社纠缠”、政治民主发展道路的西方化路向等,都有前两者熟悉的身影。

之所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开拓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最有理由自信,是因为我们逐渐走出“封闭探索或模仿他者”的困局,特别是镜鉴苏联或西方时不忘“自我本色”,倡导“文明互鉴”。从本质上看,文明互鉴意味着以自觉性心态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善于吸收与消化其他国家发展道路中的优秀成果,在对比融合中“为我所用”。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以自身智慧解决了中国道路发展中的“根系”与“枝叶”关系,从而能够自信地坚持开放性与包容性理念,勇于吸收和借鉴其他文明优秀成果。所谓“根系”,就是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作为基础性与根本性立场,必须牢牢守住这个底线,它是我们坚持道路自信的前提。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2]60而所谓“枝叶”,就是在深度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提下学习其他国家与民族的成功经验,为“根系”输送有益“营养”,从而使社会主义“根系”更深更牢。譬如,我们就借鉴了苏联或西方关于“五年计划”“人民民主专政”“市场经济”“股份制”等理念与做法,将之深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框架中,逐渐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苏联模式、更与西方模式有本质区别的自我发展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以开放性与包容性理念借鉴他国优秀成果,绝不意味着照搬照抄别国经验,相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邓小平曾作出深刻反思：“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了很多问题,我们虽然很早发现了,但没解决好。我们既不能、不应该照搬别人的模式,更不能丢掉自己的制度的优越性。”[5]261习近平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12]68实质上,我们坚持“道路自信”的底气,恰恰是认准了自身发展道路,学习与借鉴他国经验时没有妄自菲薄、给自己带上“精神枷锁”,最终才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

2.3 生发于我们党与时俱进拓展中国道路的开创精神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不能简单归结于“中国特色”。更深一层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伟大实践基础上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使这条道路越走越宽。再追问下去,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与时俱进的“道路拓展”蕴含着坚持社会主义“不变”与根据时代要求推动实践之“变”的辩证逻辑,从而产生回应现实困局的自信。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来自我们党的开创精神,她在继往开来、承先启后中创造性地提出发展模式的新形态。实际上,面对不同时期的复杂任务,每一代党的领导集体都在追求理论和实践逻辑自洽基础上拓展了中国道路的思想内涵,并推进现实变革。从历时态看,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构建了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框架。改革开放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继承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一系列独创性理论。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时代问题继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彻“三个代表”、推进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不断拓展这条道路,并取得不菲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着力解决改革开放中的深层次问题,勇于“涉深水区”“啃硬骨头”,创造性提出“中国梦”“四个全面”“新发展理念”等思想,中国道路的目标更加清晰、动力更加强劲、措施更加有力,人们以自信姿态昂首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

而且,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上的开创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而不是肢解分离的,更不是苏联时期出现的一种思想对另一种思想的全面清算。例如,面对社会上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诋毁现象,习近平坚定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3]111-112从根本上说,“道路自信”是中国人民对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怀有坚定信仰,对中国道路的开拓持有坚定信心。中国共产党只有不遗余力地把这条道路拓展的新成果用之于民,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身的奋斗目标,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道路自信的强大动力。

3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世界意义

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同实际情况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此过程中,人们对中国道路形成深度认同,表现出坚定的自信姿态,这种精神状态不仅推动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而且也为国际社会共同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具有重大世界意义。

3.1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贡献中国智慧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欧美大国的发展模式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传统做法,每当危急时刻都将自身利益凌驾于他国家之上,甚至非常傲慢地推崇“丛林法则”,信奉弱肉强食是谁也改变不了的规律。反观部分落后、弱小的民族与国家,更是走向另一个极端,非常自卑地放弃自身特色,要么封闭于世界之外,要么默默承受西方强国凌辱。从这个角度来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世界意义,就在于我们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运用于变化着的中国实际情况,并且处理好同外部世界关系,深度参与国际事务,倡导世界各国以诚相待,在和平对话与解决文明冲突中应对国际问题,反对恃强凌弱,反对为求自保损害他国利益。

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14]169当前,全球化发展推动世界历史进程走向纵深,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意味着,如果仅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归结于“独立探索”,那么显然误读了这条道路的深刻内涵。实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立性是在世界坐标中进行的,它通过艰苦探索找寻自身的合适位置,从而开创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观照世界发展的道路。对于国际社会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创性贡献在于,维护自身独立与深度融入世界并不是相互抵牾的。恰恰相反,我们之所以坚定道路自信,正是因为这条道路最终抛弃了中国与世界严格划界的思维,成功破解了改革与稳定、独立与开放、自主与包容这道世界性难题。也就是说,我们逐渐改变了孤立式发展模式,探索出一条把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和平发展道路。这对于重塑国际秩序,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及在当今不确定性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3.2 为落后民族和国家迈向现代化提供全新选择

实现现代化、人民幸福安康是每个国家和民族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在通向现代化道路上,西方欧美国家的理论和模式一直是各国效仿的对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国家不顾自身具体国情和现实情况盲目照搬西方模式,甚至对原本属于自身特色的道路也产生了自卑心理,最终不仅没有快速走向现代化,反而招致灾难。实质上,以附魅的眼光审视西方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本身是一种倒错逻辑,它如此推崇他国道路,以至于在模仿、照搬他者中迷失自我。

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中国人民没有盲目跟随西方预设的所谓“唯一正确模式”,并在欧美道路高歌猛进时保持清醒头脑,成功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事实上,这种“道路自信”是中国人民对自身道路的深度认同,我们摒弃了西方现代化路向中的侵略扩张、殖民掠夺、恃强凌弱等饱受诟病的传统做法,在坚持不懈的和平探索中获得成功。从世界现代化发展历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意义在于,这种深刻认同并始终保持坚定信心的精神状态打破了西方发展模式“不证自明”的传统认知与话语垄断,执着于开创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从而彰显出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与灵活性,破除了世界各国对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盲目追捧和路径依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习近平指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示范意义上“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8]10,特别是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及其内在的自信姿态为人类追求适合自我的发展模式提供了动力支持,鼓舞广大发展中国家结合自身国情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

3.3 彰显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与社会主义美好未来

毋庸讳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历史性低潮。面对这样不争的事实,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抛出的“历史终结论”一度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似乎预示着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制度成为人类“最完美的发展模式”。但是,这样的“预示”既误读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又低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威力。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逆境中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由此而生发的道路自信让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世界东方的耀眼明星,我们不仅成功破解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而且以巨大成就有力回击了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谬论。更为重要的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让我们站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前沿,并使沉渣泛起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殖民论”等思潮不攻自破。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实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5]135并预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5]382如今,历史不但没有终结于“资本主义道路”,反而凸显文明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马克思主义依然散发着时代魅力,同时也昭示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和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