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楠

(南方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515)

十九大报告关于“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论述,指明了新时代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国家认同建构问题研究呈增长态势,主要有两大研究进路：一是以规范分析为主的逻辑求解理路,主要从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的社会变迁着手,探讨国家认同的政治逻辑[1]、文化逻辑[2]、历史逻辑[3],侧重从国家认同的深层逻辑探究其生成的结构、模式、支撑体系等;二是以事实分析为主的变量求解理路,主要从国家认同与领土认同[4]、民族认同[5]、政治整合[6]、社会运动[7]等变量的关系,求解不同变量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寻求提高国家认同的有效路径。从现有研究来看,国家认同研究多在逻辑解读层面,而以实证分析切入,从记忆、象征、仪式等政治文化层面探讨国家认同建构的研究仍较为薄弱。

习近平指出：“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8]165纪念活动既是一种政治象征,也是一种政治仪式。政治仪式是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具有唤醒集体记忆、彰显主流价值、呈现综合实力功能的象征性活动。回顾历史,国家的承续均借助仪式以“唤醒某些观念和情感,把现在归为过去,把个体归为群体”[9]521。回望中国发展历程,政治仪式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发挥着唤醒某些观念和情感,进而发挥提升认同的功能。近年来,政治仪式问题研究亦呈增长态势,政治仪式研究主要有两个研究向度：一是侧重从权力技术向度展开,如王海洲从政治仪式的权力生产与再生产功能,诠释政治仪式在合法性建构中的作用[10];二是侧重从象征体系向度展开,如马敏从政治仪式中的声音、图像、符号等象征性资源的分析中诠释政治仪式在观念传播中的作用[11]。整体来看,学界鲜有直接研究政治仪式与国家认同建构关系的成果,尤其是实证分析更少。2018年国家隆重举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提供了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鲜活案例。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探析政治仪式何以建构与如何建构国家认同,并提出新时代如何合理利用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无疑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1 何以建构：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理论诠释

政治仪式是在特定时空,以特定操演凸显特定主题展开的象征性活动。当前就政治仪式的结构要素而言,王海洲提出“时间、空间、人员、器物”是政治仪式的基本内置[10]110,吴乔提出“知识、权力、空间与信仰”是仪式的基本要素[12]。基于政治仪式的现实呈现与内隐价值,本文从仪式时空、仪式主题、仪式操演三个维度分析政治仪式何以建构国家认同。民族国家既是法律-政治共同体,也是历史-文化共同体,政治仪式透过仪式时空、仪式主题、仪式操演内蕴着明晰国家身份归属、强化国家话语力量、提升国家形象的价值功能,指向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逻辑本原。

1.1 仪式时空：唤醒集体记忆,明晰国家身份归属

政治仪式是在特定时空展开的规范化、程序化的象征性活动。时间与空间是政治仪式展开的基本要素,时间“不仅包含着我们的个体实存,也包含着整个人类的实存”[9]11-12。仪式时间往往是与特定纪念日或特别节日相连的,它以一种历史累积的沉淀方式在特定时刻唤醒人们的记忆,使个体既在自我生命中获得一种“更新力量”,也在共同体凝聚中获得一种“群体力量”。从仪式展开指涉的时间意蕴看,它既包括作为仪式主题的时间,也包括作为仪式过程的时间与作为仪式策略的时间。作为仪式主题的时间是仪式主题的“合法性来源”确证,它往往与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或重要节日相连,以特定时刻的重复性追溯“公开纪念这样的延续”。作为仪式过程的时间是仪式过程的“效用性来源”确证,它往往包括分离、阈限、再整合阶段,以“阈限期”个体身份同质的共鸣加深彼此的共同情感。作为仪式策略的时间是仪式的“规范性来源”确证,它往往与分秒定格的步调、精准排布的程式紧密相关,以程序化、规范化的时间定位“升华神圣的凝聚”。

列斐伏尔曾指出：“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涵着某种意义。”[13]83仪式空间是政治象征的形象化呈现,它以一种可触可见的形象载体在特定的场域唤醒人们的记忆,使人们既在空间蕴涵的某种意义中重拾意义,也在空间集合的某种凝聚中找寻归属。与仪式时间指涉的类别相对应,仪式空间也包括作为仪式主题的空间、作为仪式过程的空间和作为仪式策略的空间。作为仪式主题的空间是仪式主题的“形象化感知”确证,它与仪式主题的彰显紧密契合,以地理学意义上的形象空间呈现仪式隐喻的文化意蕴。作为仪式过程的空间是仪式过程的“力量化感知”确证,它在分离、阈限、再整合的空间转换中,以心理学意义上的身份空间呈现仪式赋予的力量。作为仪式策略的空间是仪式策略的“程式化感知”确证,它在排位、定格、划区、精准的空间排序中,以社会学意义上的现实空间呈现仪式内蕴的规范功能。可见,时间与空间从来不只是日历的翻页或位置的定格,它在特定时刻的重复性追溯与特空场域的形象化彰显形塑了仪式之魅,也充当着记忆“唤醒师”与时代“记录者”的角色。

国家认同是在时间连续性中的认同,它表征为以集体记忆为连结的时间序列中的动态性认同。“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14]40时间的刻度、空间的定位是每一个集体记忆唤醒与记录不可或缺的时空标签。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14]39。“记忆什么”“谁的记忆”“如何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也是身份认知,即识别“我是谁”“我们是谁”的源头活水。托马斯·路卡曼曾指出：“人的身份是由时间沉淀而成”,“记忆在其中犹如一个必不可少的器官,它从时间和自我两个原料不间断地制造出身份这一合成物”[15]16。记忆是构筑时间连续性想象的前提,正是一个个时间沉淀累积记忆的过往形成“身份”的合成物。身份又与认同是同一语源,在英文中“identity”既指身份也指认同。认同首要在于身份的确证,国家认同首要亦在于国家身份的归属。国家是看不见的,它需要被人格化方能被接受、被认同、被热爱。“祖国母亲”是国家的人格化隐喻,国家身份的归属即“祖国的孩子”对“母亲”的认可与热爱。身份的定位是在“我”与“他”、“我”与“我们”构建的坐标系中定位的,正是“我”与“他”的斥异和“我”到“我们”的归属形塑着自我身份的定格与身份认同的形成。身份认同的形成始终处于过程之中,伴随着记忆的变迁,身份定位的参照物会随之改变,个体的认同感与身份归属感亦会改变。可见,政治仪式在特定时空唤醒着集体记忆,指向国家身份归属的明晰化。

1.2 仪式主题：彰显主流价值,强化国家话语力量

政治仪式是“一种象征性的陈述形式”[16]2。象征符号是政治仪式的必需要件,仪式主题则是象征符号背后指涉的价值意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象征意义的凝聚则没有仪式的呈现;没有仪式主题的宣示则没有仪式活动的展演。象征主义大师维克多·特纳将象征符号视为观念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结的唯一转换机制,仪式主题的宣示需要借助象征符号以彰显与传递。象征符号作为能指与所指的组合,能够将抽象的信仰、观念、价值、情感和精神气质具体化、形象化、生动化。依据象征符号在政治仪式中功能效用的殊异,可分为工具型象征符号与价值型象征符号。工具型象征符号即指向说明、具体、突出的功能能指,它代表着具象,将不可见、不可触摸的观念、情感通过标语、音乐、歌曲、图片、舞蹈等符号形式表达。透过工具型象征符号使人明晰“表意性内涵”,达致“指意”的具象化功能。价值型象征符号即指向规范、引导、支配的功能能指,它代表着价值,“对外,它是一面旗帜、一种号召、一种宣誓;对内,它是一条纽带、一种标志、一个传统”[17]95。透过价值型象征符号使人重塑某种心理状态,达致“引领”的价值化功能。无论是工具型象征符号抑或价值型象征符号,它们都经编码—转码—译码的过程成为有意义、有所指的符号,进而影响个体观念与社会秩序。象征符号是仪式的基本构成单位,也是社团、组织、国家等政治共同体指称的具象化表达。“共同体这一概念凸显的是传统的、历史的、情感的和相互承认的有机结合体,而象征正是催生这种共同的情感体验和共享共同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工具。”[18]可见,象征符号从来不只是文学的修饰或无意的衬托,它在具体事物蕴含的浓缩意义与行为动作表征的精神气质中彰显“主题价值”,也充当着主题承载体与价值传播者的角色。

国家认同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一种透过认可其意义而生发的发自内心的赞同与认可。政治仪式是“一种以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9]423-425。“神圣典礼”既是通过意义赋予彰显仪式主题的过程,也是通过精神再生彰显主流价值的过程。政治仪式的主题总是与主流价值紧密呼应的,仪式主题的彰显与主流价值的渗透总是如影相随。价值观念是无形的,主流价值的内化往往外化为国家话语力量。福柯深刻揭示话语与权力的内在关联,话语不仅仅是简单的语素组合,它是蕴含身份立场、政治倾向、社会关系的价值表达。国家话语是“一种以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为目的的国家传播行为”[19]。国家话语力量是话语主体建构、理解及传播国家话语的力量呈现。国家话语力量包括内向力与外向力：内向力即国家话语在主流文化传播、主导观念凝聚等方面的力量呈现,即主流意识形态的聚合力;外向力即国家话语在国际话语体系、国际话语建构等方面的力量呈现,即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力。国家话语是主流文化的一种表达,是象征符号的一种呈现。“国家象征不仅代表着作为普遍概念的‘国家’,还是与国家相关的知识、价值、历史和记忆的凝聚。”[20]象征符号与人们的利益诉求、价值偏好、手段方式紧密相关,它指向了意识形态、思想意识与观念形态。仪式主题的彰显影响着主流文化的传播与主流价值的内化,也深刻影响着国家话语力量。可见,政治仪式通过仪式主题的彰显传播着主流价值,指向国家话语力量的强化。

1.3 仪式操演：呈现国家综合实力,提升国家形象

政治仪式不是空洞的理论表达,它是一项鲜活的实践活动,仪式操演是政治仪式鲜活的实践表达。“没有操演,就没有仪式。”[21]66政治仪式透过可见的、可听的、可触的仪式操演将社会的信息和意义传递与展现。仪式操演作为一种实践表达,对内强化忠诚与提升认同、对外展示形象与树立权威。就对内的功能实现而言,它主要是籍以情境的营造以吸纳共同体成员于一体,进而达致一种强烈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仪式操演通过程式化的行为动作、声音话语、象征符号形成一个强大的“感染域”,在“感染域”的烘托下主体历经“分离—阈限—再聚合”等过程,实现新知与已知的融合,进而获得观念的升华与共同体的认同。在符号性活动的集体凝聚中,共同体成员加强了彼此的联结,每个个体也似乎获得了一种力量与方向,实现自我身份确证与他者承认尊重。就对外的功能实现而言,它主要是借以力量的展示以呈现共同体的硬实力与软实力,进而达致一种权威的外化与力量的形象化。政治仪式通过规范化的人员、器物等展示形成一个强大的能量场,在能量场的烘托下外化并呈现一种力量,进而达致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无论是对内抑或对外的功能实现,它们都是经仪式操演形成一种“感染域”或“能量场”,在日常时空与神圣时空、日常场域与神圣场域、日常观念与神圣观念的区隔中获得一种“新知”与“超越”。可见,仪式操演从来不只是表象的呈现或戏剧的展开,它在对内强化忠诚与提升认同、对外展示形象与树立权威中实现了“价值确证”,也充当着忠诚的“凝聚人”与形象的“代言人”。

政治仪式不仅在认知上对人们理解政治现实产生影响,它还透过生动、鲜活的情境使参与者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记忆生产与再生产、观念生产与再生产、权力生产与再生产是仪式操演背后指涉的价值功能,通过程式化、规范化、规模化的操演,形成强大的情境指向仪式隐喻的“信息与意义”。形象是人对目标物产生的认知或态度。国家形象是主体经事实判断或价值判断形成的对国家的某种认知或态度。国家形象塑造是主体认知与客观呈现持续性阐释的过程,也是主体态度与客体再现生成性建构的过程。国家形象是客体形象、媒介形象、认知形象等多方面的复合。戴维·科尔泽曾指出：“没有仪式和象征,就没有民族。”[22]28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国家形象依托客观承载的现实、符号介质的象征、主体建构的想象以形塑,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扬·阿斯曼指出：“集体形象的建构依托各种文化层面上的符号和象征(文本、意象、仪式)。”[15]136仪式操演是文化记忆绵延亘续的承载方式,是集体形象建构的重要依托,通过对内强化忠诚、对外树立权威形象,呈现综合实力,提升国家形象。

2 如何建构：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实践图景

政治仪式往往是以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节日为主题的活动展开,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新中国发展历程中重大事件的特定历史时刻,2018年国家隆重举行了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活动。纪念活动既是一种政治象征,也是一种政治仪式。本文选取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活动为实践样本,解析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实践图景。

2.1 改革开放40周年的特定时空：唤醒改革记忆,提供国家认同的历史记忆资源

任何时代都需要有往复有常的仪式,正是通过这些重复性、程序性、规范化的仪式,使这个时代的累累硕果鲜活地印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也是新中国日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转折。2018年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举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一个原因就是要使这个时代的累累硕果反映到人们的记忆之中。这份记忆是人们对于改革初心、改革历程、改革成果的记忆,这是一种“集体记忆”,是中华民族成员共享改革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于2018年1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一特定时空唤醒人们对40年前中华民族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载入史册的改革记忆。改革开放40年使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为繁荣富强的大国,使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小岗村足迹记载了小岗村历经改革开放的成长蜕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23]“四个基于”唤醒了人们对改革初心的记忆,强化了人们对改革再出发的肯认与赞同。正如涂尔干指出：“在这个时刻,人们感觉到有某种外在于他们的东西再次获得了新生,有某种力量又被赋予了生机,有某种生命又被重新唤醒了。”[9]477由此,在特定时空唤醒的改革记忆,使个体的某种力量重新被赋予生机,人们能够以一种更饱满的姿态投身改革的伟大事业。

记忆构筑的时间连续性想象是身份认同的前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中华民族成员奋力寻求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改革记忆使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明晰个体的历史责任,亦清晰“我们是谁”的回答。然而,改革开放进程中全球化、市场化、多元化的席卷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国家身份的归属,弱化国家认同。全球化具有将各地人群“异质趋同”的趋势,全球化进程中超民族国家、次民族国家的涌现削弱或消解着国家身份意识,“世界公民”的标榜或弱化着国家身份的认同与归属。市场化代表了资本逻辑撬动利益分化的趋势,市场化进程中利益的分殊可能触发身份认同感的紧张,利益多元的加剧与渗透弱化着国家身份的同质与共通。多元化代表了世俗祛魅后“诸神争吵”的趋势,多元化取向下“诸神争吵”消泯与弱化着核心价值主导,“诸神渴了”的嘈杂纷争弱化着国家身份的认知与定位。改革记忆是中华民族成员在改革历程中共享往事的记忆,它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深深印刻中华儿女改革奋发的姿态与昂扬拼搏的干劲。改革记忆作为一种时代标识,在连续性的时间想象中清晰界分“我们”与“他们”,明晰着国家身份归属。正如德罗伊森所言：“每个集体在他们的过去中,同时找到了对自我的解释和意识——这是所有成员的共同财富,这财富越巨大,集体的概念就越稳固和深入人心。将民族作为一个集体的想象,有赖于对一种可以回溯到时间深处的连续性的想象。”[15]164由此,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改革开放纪念活动有利于唤醒中华民族成员共享的改革记忆,破解全球化、市场化、多元化席卷下对国家身份归属的冲击,在改革记忆的唤醒中强化“我们的”共同感与一体感,明晰国家身份归属,提升国家认同感。

2.2 改革开放40周年的鲜明主题：凝聚改革共识,强化国家认同的话语力量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面对有人可能走“封闭僵化”老路或“改旗易帜”邪路的分歧,凝聚改革共识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首要任务。改革共识是一种价值凝聚,它是改革亲历者与见证者价值观念的最大公约数。借助改革共识,中华民族成员在情感凝聚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历程,奏响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强音。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大会中标语、音乐、会标等象征符号的运用均鲜明的传递“改革不止步”“将改革推向深入”的鲜明主题。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1978—2018”字标,10面红旗分列两侧,会场悬挂“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鲜明标语。在《春天的故事》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为获得改革先锋称号、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人员代表颁奖。可见,改革开放纪念活动中象征符号的运用均鲜明地诠释着仪式主题,它浓缩着“将改革推向深入”的奋进之意、“改革不止步”的时代强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它如同一种“意识形态图腾”凝聚人心。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改革开放纪念活动凝聚的改革共识,是人们历经了一场“精神洗礼”达致的共识,它使个体的精神品性获得升华,人们能够以一种更积极的姿态诠释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

主流价值共识构筑的意识形态是话语力量彰显的基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期,改革共识使每一个中华民族成员坚定改革信念,亦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力量。然而,改革开放进程中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一定程度削弱着国家话语力量。民主社会主义表面上高举“民主”“自由”“平等”等旗帜,实际上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本质,以抽象的道德观念分化中国的改革实践,削弱国家话语的内向凝聚力与外向传播力;历史虚无主义以虚化或曲解党的历史与中国实践为手段,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以虚无的历史姿态抹杀中国的改革成就,削弱国家话语的内向说服力与外向形塑力;新自由主义以“自由”“公正”“正当”为标榜,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以虚假的自由扩张抹黑中国的改革历程,削弱国家话语的内向影响力与外向渗透力。话语是一种象征性权威资源,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实质均是企图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争夺话语权,占领“意识形态战场”,以达到分化改革共识的目的。改革共识是中华民族成员在改革历程中形成的最大公约数,它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清晰地指向“改革不动摇”的价值信念,它作为一种时代话语,清晰地传递“改革不止步”的时代强音,提升着国家话语力量。由此,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改革开放纪念活动有利于凝聚中华民族成员达致的改革共识,破解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对国家话语力量的削弱,在凝聚改革共识中增强国家话语的内向力与外向力,彰显国家话语力量,提升国家认同感。

2.3 改革开放40周年的纪念大会：总结改革成就,建构国家认同

政治仪式的古今之用源于在时间、空间、人员、器物等基本内置中,在规范化语言和表演布局背后承载着信息与意义,透过特定的仪式将信息与意义以传递并彰显。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关键转折,改革开放纪念大会透过“仪式操演”使人们关注并理解改革开放的意义。改革开放纪念大会通过特定的会场布置、表彰100名“改革先锋”、国家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符号纪念、行为纪念等多种形式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使人们在仪式的规范化语言和表演布局背后、在历史与现实的张力中切身感受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讲话中以3个“第一”和3个“第二”,即“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有力地呈现了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纪念大会通过“1978—2018”的时光穿梭,唤醒改革历程的记忆,在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中明晰改革开放的意义价值;通过“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鲜明主题升华改革理念的认知,在观念的生产与再生产中明晰改革开放的鲜明立场;通过“四个实践证明”“力量的展示”,彰显改革开放的力量,在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中明晰改革开放的魄力决心。改革成就是一种“饱满果实”,它是一代代改革亲历者与见证者奋斗不息的劳动硕果。中华民族成员在改革前后的对比中能够提升获得感,提振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改革成就是一种“力量宣展”,它是中国历经改革开放迎来强起来的事实证明。由此,改革开放纪念大会总结的改革成就,是人们在情景域与能量场切实感受的成就体现,使人们对改革开放有更坚定的信心,能够以一种更坚定的姿态将改革开放推向深入。

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现代传媒使现场参与的公众、媒体前观看的公众及加入讨论的公众身处“共同情境”,透过会微、旗帜、标语等象征符号的运用、表彰“改革先锋”、习近平总书记长达2小时的讲话等仪式操演阐明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鲜明立场,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与宝贵经验。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向世界展现了一个“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国家形象,一个强大、自信、开放、包容、民主的中国国家形象。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门罗主义”等论调一定程度扭曲中国国家形象。“中国崩溃论”以唱衰的姿态“预言”中国即将崩溃,断然否定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以崩溃的论调消蚀中国和平崛起的信心,扭曲中国强大、自信的国家形象;“中国威胁论”以惶恐的姿态“预言”中国必将成为威胁,断然否定改革开放的和平友好,以威胁的论调消泯中国和平崛起的表态,扭曲中国美好、包容的国家形象;“中国门罗主义”以霸权的姿态“预言”中国版门罗主义,断然否认改革开放的平等开放,以强国必霸的论调消解中国和平崛起的定力,扭曲中国和平、开放的国际形象。“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门罗主义”等论调的实质均是以诋毁或丑化中国国家形象的方式,以达到孤立或分化中国力量的目的。改革成就是中华民族成员用奋斗与汗水换来的伟大成就,它作为一种“饱满果实”,形塑着不断崛起的大国形象,它作为一种奋斗姿态,形塑着开放包容的国家形象。由此,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改革开放纪念活动有利于形象地呈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破解“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对国家形象形塑的扭曲,在改革成就的呈现中诠释国家内涵与提升国家凝聚力,展现中国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认同感。

3 新时代运用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路径

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活动为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提供了鲜活样本,透过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活动的样本分析,可以看出政治仪式在强化认同、传播价值、凝聚力量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在政治仪式从附魅向祛魅、封闭向开放、单向向互动的转变过程中,当前中国政治仪式供给与国家崛起的需求仍存在不匹配之处。观照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理论诠释与实践图景,新时代实现政治仪式供给与国家崛起需求的匹配,需要合理挖掘时空资源,建构集体记忆;有效传播主流价值,提升传播效能;科学运用仪式操演,形塑国家形象。

3.1 合理挖掘时空资源,建构集体记忆

历史唯物史观认为,国家和社会发展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过去的选择决定了现在和未来的选择[24]。集体记忆是共同体对内认同、对外区隔的基本依据,是共同体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保罗·康纳顿指出：“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这是一条暗示的规则：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21]3集体记忆并非共同体凝聚的必要条件,但集体记忆的消解或消失必然带来共同体的松散甚至消亡。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共同体而言,集体记忆即是民族国家的文化性凝聚要素。集体记忆既是现存的,也是建构的。“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14]45集体记忆及其承载的价值秩序之存续,是基于“现在的关注所形塑”,建构集体记忆即基于现在的关注建构共同的记忆。需要指出的是,建构集体记忆不是颠覆集体记忆,它是基于“我们的”共同经历的现实建构,它给予现在的“我们”依循时间序列累积的共同力量与定向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德国文学家莱辛说,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25]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互联网时代“时空虚化”的风险,合理挖掘时空资源,建构集体记忆是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政治仪式在新时代供给的必要举措。为铭记历史、勿忘国耻,2014年全国人大首次以立法形式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日)、“中国烈士纪念日”(9月30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12月1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设立突显了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独特作用,也是合理挖掘时空资源、建构集体记忆的具体例证。此外,2018年举行的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等也是政治仪式在新时代发挥国家认同建构功能的例证,亦是合理挖掘时空资源、建构集体记忆的具体举措。总之,集体记忆承载的不是碎片的、具体情境的“叙述”,它是承载具有精神、象征意义上的规定性“价值”,它照亮着我们“从哪里来”的共同过往。合理挖掘时空资源,建构集体记忆是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启示。

3.2 有效传播主流价值,提升传播效能

传播主流价值、维护信仰的生命力是政治仪式的重要功能,也是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面相。涂尔干曾指出：“仪式为维护这些信仰的生命力服务的,而且仅仅为此服务,仪式必须保证信仰不能从记忆中抹去,必须使集体意识最本质的要素得到复苏。”[9]518在信息网络时代,政治仪式在发挥传播主流价值的功能中要注重提升传播效能,增强政治仪式在建构国家认同中的效能供给。特定时空是政治仪式展开的基本要素,现代传媒超越了传统的“时空囿限”,在调节时空偏倚中实现了时空平衡。如2018年举行的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大会,通过网络、电视、广播等媒体的实时播放拓展了仪式化空间,使现场参与的公众、媒体前观看的公众及加入讨论的公众身处“共同情境”,形成了创造价值意义、凝聚观念共识的巨大网络,构筑了“想象的共同体”。现代传媒有效地消除了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阻隔,使人们在“共同的想象”中凝聚共识,在参与过程中实现“精神再生”,强化共同的价值理念。信息网络时代,有效传播主流价值、提升传播效能需要跳出传统的单向-传递模式,迈向互动-共享模式。现代传媒拓宽了仪式空间、丰富了仪式参与方式,为“无差别的共同体验”提供了平台与情境。通过仪式参与和分享空间的延伸,有效减少甚或遏制吐槽、讥讽等负面舆论,提升主流价值传播的有效性。此外,仪式传播营造的“共在情境”传递象征性活动解释的话语信息,突出事件表达的价值主题,实现“信息与意义”的共享,有利于凝聚社会共识,并实现公众在仪式中的“地位扭转”,使公众由被动参与转向主体融入。总之,有效传播主流价值是政治仪式建构国家认同的功能体现。在信息网络时代,有效传播主流价值,需要注重发挥现代媒体在调节时空平衡、拓展认同空间、凝聚社会共识方面的优势,提升传播效能。

3.3 科学运用仪式操演,形塑国家形象

政治仪式是规范化、程序化的象征性活动,它以一种规范、严肃的形式营造一种权力情境,对内强化忠诚、对外树立权威,是实现权力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策略。仪式操演是政治仪式的实践表达,它以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的身体动用、言语表达、象征符号等塑造与维护权力系统的权威性,是形塑国家形象的重要维度。如2017年10月31日,在党的十九大结束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重温入党誓词。这是一种政治仪式,形塑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初心坚持的整体形象。特定时空、特定情境、特定人物,以及规范、严肃的仪式操演能够强化党和国家的权威,增强民众的认同。又如2015年9月3日,举行了新中国历史上第15次大阅兵,但这一次阅兵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非国庆节举行的大阅兵,此次时间的变化,旨在突出70年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向世界宣告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6年7月30日,举行了首次在军事训练场的大阅兵,这次实战场的“沙场点兵”,指明了人民军队的“实战化”训练,显示出中国保卫国家和平发展的能力。可见,仪式操演是政治仪式的核心环节,仪式操演在人、器、物、声音、符号、动作、话语等方面的运用直接影响政治仪式的价值表达,亦指向国家形象的形塑与呈现[26]。总之,仪式操演承载的不是简单的、无所指向的“实践”,它是承载具有特殊情境、象征意义上的特定性实践,它直接影响并形塑着中国国家形象。

4 结语

政治仪式是政治社会形态存续的重要载体,“政治仪式在古今政治生活中都一无例外地存在并发挥着作用”[27]。民族国家既是政治-法律共同体,也是历史-文化共同体,政治仪式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仪式时空、仪式主题、仪式操演是政治仪式的结构要素,它所蕴含的唤醒集体记忆、传播主流价值、营造权力情境的现实功能与国家认同建构形成直接呼应与正向推动,它使主流意识形态价值推崇与个体原始情感生发之间产生圆融共通,推动中华民族成员内化主流观念与外化爱国行动的自觉养成。但需要指出的是,政治仪式仅仅是国家认同建构的一种方式或手段,国家认同的建构还需要民生改善、制度正义、社会公正等各方面要素的支持。与此同时,政治仪式的过度使用也可能会引起国家认同的“非理性”甚或“狂热”,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总之,政治仪式在建构国家认同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但不能运用过度,需要在适度范围内合理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