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伟

1930年外滩的大多数财产和建筑，都为沙逊、哈同和嘉道理等犹太人所有。其中最著名的沙逊大厦，即是和平饭店的前身。图为上海和平饭店

上海的物质文化遗产、海派文化，众所周知是英法等欧洲殖民者和中华文化持续对话、交融混合的结果，但其中孟买商人的作用却鲜为人知。孟买商人中，除了来自波斯的帕西人，影响最大的当属与帕西人激烈竞争的沙逊家族。

沙逊家族来孟买

沙逊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样，同属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塞法迪犹太人，自古从事钱币、贷款生意。随着半岛逐渐被基督教徒控制且反犹，他们开始流亡。罗斯柴尔德家族流亡到德意志成为宫廷财政官，而沙逊家族则一路向东搬到伊拉克的巴格达。

犹太人独有的商业天赋和金融网络，使沙逊家族很快崛起为波斯湾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并成为当地犹太社区的族长。然而，随着巴格达社区反犹情绪的高涨，他们又不得不借道波斯，于1832年来到印度孟买。

沙逊家族之所以选择孟买，主要有三重原因：大英帝国殖民势力在印度的存在，有助于其有效开展全球商贸活动;随着铁路的铺设，孟买在全球棉花贸易中的地位快速上升;英国工业资本家要求更多的竞争，反对东印度公司和早前的怡和洋行的垄断做法。由此，沙逊开始了将整个家族的生意扩展到远东，进而将孟买、广州和上海有效连接的传奇经历。

沙逊家族到达孟买时已经晚了，大英帝国控制下的棉花、鸦片生意，已被怡和洋行以及东印度公司垄断。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法案，英国商人可直接对华贸易。沙逊家族的掌门人大卫·沙逊（DavidSassoon）精明意识到商机的出现，他设立沙逊洋行，把儿子和从巴格达带来的家族成员安置在印度、缅甸、马来亚和中国的各个主要分支机构，向四方拓展。

掌控罂粟种植园

大卫·沙逊充分利用先前在巴格达构建的交际网络和金融信用，一开始主要从事纺织品、东方织物及波斯湾土特产贸易，很快发展成为波斯湾最大的贸易商行。他敏锐洞察到中国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以及鸦片贸易可以带来的巨额利润。然而，当时鸦片贸易主要为怡和与东印度公司控制，他要有效打开市场必须找到突破点。他再次发现，这些洋行并未有效掌控鸦片的源头——罂粟种植园。

沙逊家族的掌门人大卫·沙逊

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金融支持下，大卫·沙逊通过对种植园贷款等方式，逐步掌控了品质最高的孟买腹地罂粟种植园，从而有效控制了鸦片货源。需要指明的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禁止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和怡和洋行也只能以走私形式进行。然而，大英帝国看到鸦片已被晚清权贵阶层接受，便开始全力支持和推进鸦片贸易，以扭转持续扩大的英中贸易逆差。

据统计，清朝全国高达200万人吸食鸦片，且发展出一整套吸食鸦片的文化，包括烟具和礼仪等。随着鸦片从印度、缅甸大规模输入，鸦片价格尤其是质量较差的鸦片的价格，和普通的烟卷日益接近。由此，越来越多的穷人加入吸食鸦片的行列。也就是说，无论东印度公司、怡和、沙逊家族还是帕西人，他们从事的鸦片贸易是晚清“吸食鸦片大众化”的主要推手。

后果就是中国每年大量白银外流。1806-1809年，从广州运向印度的白银每年就达到700万两。1830-1831年，印度商人走私的鸦片达到近2万箱，1836年增加到3万箱。孟买运出的高品质鸦片，远比其他地区运出的获利丰厚。

鸦片引发的白银外流，显然引发满清政府的警觉。为制止白银外流，1839年清廷授权林则徐虎门销烟。被销毁的2萬箱鸦片中，有7000箱属于沙逊、帕西人等为主的孟买商人，其中沙逊家族有2000箱。

发起香港汇丰银行

对鸦片的抵制和销毁，触发了沙逊家族的不满。在沙逊、怡和等洋行的强烈要求下，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满清战败，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署，1843年上海被开辟为中国5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此时的黄浦江，和孟买曾经的7个岛屿一样，只是沼泽、泥土、湿地，但相比香港、广州，却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最好通道。

孟买由此开始和上海建立经济上的联系。大卫·沙逊会说多种语言，这给了他在波斯湾从事贸易的诸多有利条件;他不会说英语，但这没有妨碍其在1853年成为英国公民，并在孟买同英国王室方面建立了良好关系。

依靠英国王室给予的特权，沙逊1844年、1845年分别在香港、上海设立分公司。上海的业务扩展迅猛，甚至变成沙逊公司在华业务中心，地位超过香港和广州。据统计，运进上海售卖的鸦片平均有5000箱，价值300多万银两，利润高达100万银两。

然而，满清退让没有满足英国和沙逊家族的利益诉求，他们强烈要求中国整个国家对鸦片贸易开放，而不只是局限于通商口岸。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间接导致了圆明园的被毁以及鸦片贸易的直线上升。1864年，沙逊家族输入中国的鸦片为58581箱，到1880年就增加到105508箱。

19世纪70年代，沙逊家族成功排除了怡和洋行，和同样来自孟买的帕西人一道成为鸦片库存的主要持有者，垄断了鸦片贸易的70%以上。宋鸿兵在《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中指出，从1840年到1914年，沙逊家族从鸦片贸易中获利共计1.4亿两白银。大量的财富促使沙逊家族在1864年会同其他洋行尤其是帕西人，发起创办了香港汇丰银行。这是当时事实上的央行。

以上海为远东基地

除了鸦片贸易，棉花纺织也是沙逊家族的核心业务。19世纪五六十年代，孟买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苏伊士运河开通，令印度成为世界棉花市场主要供应方，孟买也就自然成为世界棉花贸易中心。

沙逊洋行在孟买建造了17个纺织工厂，每个工厂都以极低价格雇佣了1.5万至2万个来自孟买腹地的工人。因价格低廉，这些工厂在世界棉纺市场同样大获成功，甚至打垮了英国工业革命起源地的兰开夏郡诸多纺织工厂，导致数千人失业。但这并没有妨碍维多利亚女王为沙逊家族授勋。要知道，这正是英国纺织工人崛起的时代，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

通过设在上海的洋行分支机构，孟买大量棉纺制品输入中国，当然也包括香樟、香料、钢铁、纱等其他商品。晚清原本极为发达的江南纺织经济逐步解体，资本主义萌芽最终被扼杀。上海则只是输出丝绸、茶叶、烟土等初步产品。这一过程中，上海成为连接中国经济和世界市场的门户，逐渐确立在远东首屈一指的贸易地位，超越当时东亚最强国日本的首都东京。沙逊家族甚至以上海作为基地，在日本横滨和神户开了分支机构。

孟买的大卫·沙逊图书馆一角

《马关条约》之后，上海开始允许外商投资。继洋务运动之后，大量外来资本再次推动了上海工业化。上海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工人阶级出现，这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沙逊家族除了从事贸易和投资工廠，还在孟买和上海广泛投资房地产，建造了许多为后世留念的建筑。孟买的，包括大卫·沙逊图书馆、沙逊高中、沙逊医院、沙逊船坞、印度门、印度银行办公室、马斯纳医院和一系列犹太教堂。这些建筑加上道路，使沙逊家族被印度人称为现代印度最大的开发商。上海同样如此，1930年外滩的大多数财产和建筑，都为沙逊、哈同（Silas Hardoon）和嘉道理（Kadoorie）等犹太人所有。其中最著名的沙逊大厦，即和平饭店前身。

沙逊家族的生意，终究没有抵挡住世界历史的大潮。1947年印度独立前夕，家族将沙逊公司总部从孟买搬到上海，又不得不在1949年从上海搬到巴哈马，最终结束在两个城市的核心业务而回到英国。这从一个侧面，也见证了大英帝国历史性的全盘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