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四川的支柱产业“鸦片”大丰收，产值高达3500万两。其中2300万两，完全依靠省内就地销售，这极大地拉动了内需。这一产值，甚至超过了当年中央财政的收入。当年，大清国年度财政总收入突破2亿两白银，创历史之最。但是，中央财政只掌握区区2400万两，不足12%。

多年来，鸦片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都占到10%以上，但是考虑到被地方政府大量隐瞒了的鸦片收入，这一数据被远远低估了。

地方政府酷爱鸦片，是因为能征收超出粮食20倍的税收，“州县因之添设陋规，私收鸦片烟土税，亦数倍于常赋”(郭嵩焘)。农民喜爱鸦片，因为“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鸦片之利，数倍于农。小民无知，孰不弃农而趋利乎？”（《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十六年九月壬午)。“种罂粟一亩所出，视农田数倍，力又复减省”(郭嵩焘)。

根据后世学者测算，一亩罂粟地大概能收获50两鸦片，1两鸦片约值大洋1元，1元大洋可以买40斤左右的大米，一亩鸦片就能换来2000斤大米。亩产千斤的粮田，到哪里去寻找呢？即使扣除了各种成本、缴纳了各种税费，鸦片的收成也大大高于粮食，令农民足以达到温饱有余。

因此大清国处处罂粟盛开、鸦片飘香，最好的农田都成了罂粟地。仅山西一省，530万亩的耕地中土质最好的60万亩，全部用于种植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