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志军

对刘萍副县长这个论断，需要从两个层面来讨论。

一方面，如果刘萍还是“刘老师”，“把课上好是教师的最大师德”这个论断没有多大的讨论价值，因为它关涉立场而非事实。德国人布列钦卡在《教育科学的基本概念：分析、批判和建议》中把教育学看作一种“实践的理论”，而不是科学的理论。他指出教育学的语言“不仅具有信息的功能，而且还被用来表达要求和情感”，所以教育中的许多论断的目的并非在于表达客观事实，而在于表达情感或用来规劝别人。他将之称为“口号”，还列举了“从儿童自身出发进行教育”“以研究促进教学”等都是教育口号。按照这种分析，“把课上好是教师的最大师德”也可以归于教育口号之类，是在号召老师们把课上好。既然“把课上好是教师的最大师德”是一句教育口号，再去讨论把课上好到何种层次、何种领域是最大的师德，就显得有些盲目了。只要这句话能够唤起教师们对课堂教学的重视也就足够了。与其在此计较什么是“最大师德”，还不如好好研究如何“把课上好”。

近年来，教育界的关注点终于从宏观叙事下沉到课堂教学了。下有刘副县长提出“把课上好”，上有陈宝生部长提出本科高校要增加“金课”、减少“水课”。“把课上好”关注的是遵守教学规范、认真组织教学、认真对待学生，而增加“金课”就是要提升学业挑战度、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很显然，“好课”与“金课”这两个词中的“课”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主要指课堂，把课上好就是要把课堂教学组织好；后者主要指课程，增加金课首先是要更新、优化课程内容，其次要把课堂教学组织好。职业教育专业课程体系复杂，与本科高校更为相似。所以，如果要在职业教育领域强调教学的重要性，不一定照搬“把课上好”的口号，而可以引进“打造金课”的说法。

高教司有“五大金课”的提法，即线下“金课”、线上“金课”、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虚拟仿真“金课”和社会实践“金课”。并且提出：打造“金课”要充分重视课堂教学这一主阵地，努力营造课堂教学热烈氛围；要合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积极推进慕课建设与应用，开展基于慕课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要抓好虚拟仿真实验实训项目建设，开辟“智能+教育”新途径；要抓实两堂社会实践大课，一个是有温度的国情思政金课，另一个是有激情的创新创业金课。这些想法都对职业教育有极大的启发价值。

在另一方面，如果刘副县长是一方教育行政主官，那她就不再是简单地表达立场，而有可能将这句话转变为某种教育决策行为，就有必要好好分析一下这个论断了。

首先，这个论断在学术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伦理学区分了道德与伦理的关系，蒂洛与克拉斯曼合著的《伦理学与生活》一书中把道德理解成关于好坏、善恶、对错、正当与不正当的观念，而伦理（ethics）源自希腊文，原意是风俗或礼貌。日常生活中伦理一词一般指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准则。按照这个理解，把课上好应属于教师伦理的范畴，上好课这个行为中所体现的教师的敬业精神、对学生的关爱才是师德的范畴。“把课上好是教师的最大师德”这个论断在表达上是存在不足的。

其次，什么是“最大”的师德不应由一个地方的教育主官随意判断，而是一个事关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大问题，需要由国家规定，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教育界经常发生以教育主官的个人偏好影响整个区域教育事业的事件。2014年，河北涿鹿县的教科局长强力推行“三疑三探”的教学改革，引导中小学告别“题海战术”，受到学生家长尤其是高三学生家长的强烈反对，相关改革以该局长辞职的方式结束。且不论该局长的教学观是否合理，他在未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情况下推行改革，就有以个人偏好庖代社会共识之嫌。教育是关涉千家万户与国家发展的大事，教育主官在把个人的教育理念转化为教育行政行为时要倍加小心。如果“把课上好是教师的最大师德”从一句口号落实到某些具体的文件、工程、计划或者项目上，就有可能与《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规定产生矛盾。

在教育界（职业教育界可能尤甚），类似的教育口号其实每天都在产生，教师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对待这些口号，教育管理者则应该慎重提出类似口号。让我们的教育少一些口号，多一些对教育本源的实践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