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聪颖

[摘    要] 文章构建了城市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影响因素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研究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方法，甄别影响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的主要因素，总结安置社区公共空间发展存在的问题，探讨该类社区公共空间建设与发展的正确定位和路径，提出城市安置社区空间活力提升策略，从而为安置社区的治理实践和后续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 公共空间;城市安置社区;宁波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9. 23. 070

[中图分类号] D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9）23- 0164- 04

0      引    言

高速城镇化导致城镇建设用地需求量的急剧增加，城市周边农村大量土地被征用，传统村落萎缩，出现了失地农民群体，城市政府通过建设安置社区用以安置失地农民。征地、危旧房改造等是目前政府力推的城市建设与扩张工程，以宁波为例，2017年末宁波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2.4%，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在此背景下，安置社区成为城市空间扩展与转型最主要的区域，安置社区打破了原有传统村落的熟人社会格局，原有的社会资本消失。同时农民既有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所带来的纠结与不适，使新型城市成熟社区所应有的社会资本又未完全形成，导致安置社区的社区形态非常复杂，社会公共事务繁杂棘手，治理难题日益凸显。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增强安置社区居民的认同，提高共同体意识，进而实现社区整合与融合，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      问卷调查

1.1   确定影响因素

在对文献资源检索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社区公共空间活力内涵，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考察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一是社区公共空间的物质环境因素，即活动设施状况、活动频率、活动多样性、空间可达性、植物丰富性、空间安全性、空间满意度等;二是社区公共空间的社会环境因素，即居民社会交往对象、维护管理满意度、社区组织程度以及居民关系亲疏程度;三是社区公共空间的文化环境因素，即公共文化设施状况、文化活动开展情况以及文化设施使用频率。为此，笔者设计了城市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包括3个一级指标和16个二级指标（见表1）。

1.2   问卷发放

笔者及课题组成员设计了“城市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调查问卷”，调研宁波鄞州区、江北区、镇海区部分安置社区，根据人口比例进行随机抽样，向居民开展问卷调查，发放问卷700份，有效问卷678份，有效率96.86%。

2      数据分析

2.1   样本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首先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Cronbachs Alpha系数达到0.690，说明数据信度较高，具有价值。采用KMO抽样适当性检验和Barlett球形检验的方法进行效度检验。KMO系数为0.601，Barlett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为0.000，检验效果非常显著，认为此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2.2   因子分析

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标准抽取因子，采用主成分法和最大方差旋转法提取因子，得到结果如表2所示。

注：提取方法—主成分;旋转法—具有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

观察上表，累计解释总体方差差异达到82.83%，表明该量表的检验可以通过。将因子与变量一一对应，显示影响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的四个因素是合适的。

2.3   结果分析

影响宁波社区公共活动空间活力情况的主要因素有物质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其中，物质环境因素对总方差的解释比例为39.31%;社会环境因素对总方差的解释比例为25.31%;文化环境因素对总方差的为18.21%，三个因子对总体方差累积解释水平为82.83%。物质环境因素是最主要的影响因子，其中，活动多样性的因子载荷最高，活动设施状况、居民活动频率、空间可达性、空间安全性次之，因子载荷均高于0.6，空间满意度因子载荷为0.47，说明解释力度较弱;社会环境因素中，居民社会交往对象的因子载荷最高为0.88，说明该因子对社区社会环境因素的解释性较高，社区活动组织程度的因子载荷为0.81，居民参与公共空间维护意愿的因子载荷为0.61;文化环境因素中，文化活动实施效果的因子载荷为0.84，公共文化设施状况、文化活动开展情况和文化活动参与状况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

3      影响因素分析

3.1   物质环境因素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物质环境因素是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空间活动多样性是关键的二级因子，在该项调查中，社区居民使用公共空间活动多元化，主要类型有散步、社交聊天、休憩、运动、带小孩玩、遛狗、使用室外健身器材锻炼、棋牌娱乐、跳广场舞、健身操等等。在“居民活动频率”调查中，每周使用社区公共空间3次以上者占61%。“空间可达性”方面，82%的受访者认为空间可达性较强，进入空间进行活动较为方便;“空间安全性”方面，72%的受访者认为安全，只有3%的受访者认为有一定的危险性;“空间满意度”方面，64%的受访者较为满意公共空间，有30%的受访者对空间满意程度为一般，5%的受访者非常不满意，主要集中在空间设施方面，诸如没有可供休息的座椅、设施老旧、噪声太大、缺少夜间照明等等。在公共空间物质设施方面，居民最希望添加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篮球场、小型足球场、儿童游乐設施、可进入的大草坪、可供慢跑的场地、室外健身器材、社区举办的大型活动场所（如露天电影、社区文娱晚会、趣味运动会）、跳广场舞、健身操的场地、老年活动室灯改善型空间设施。

3.2   社会环境因素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居民社会交往对象”是反映社区公共空间社会环境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社区组织程度和居民维护公共空间的意愿。在调研中，居民在空间活动的类型以聊天居多，经常和亲人聊天的比例为38%，经常和朋友聊天的比例为36%，经常和邻居聊天的比例仅为17%;在活动对象方面，被调查者自己单独活动的比例为32.5%，与伴侣一起活动的比例为32.1%，与子女、第三代孩子一起活动的比例为37%。由此可见，居民活动的对象主要为家人、朋友等熟人，邻里之间的交流相对较少。在社区组织程度方面，“参加过社区组织”的人数占样本容量的19%，“没有参加过社区组织”的人数占样本容量的81%，说明安置社区的居民对参加社区组织的意愿不强烈、参与度不高，进而说明安置社区社区居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在“居民维护公共空间的意愿”方面，愿意参加建设监督管理活动的占比为10.9%，明确表示不想参与的占比42.4%，有3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参与公共空间的绿地维护，因为该项工作简单，人际沟通交流不多，愿意参加社区活动的组织、宣传等管理活动的比例为16.70%。由此可见，安置社区的居民对公共空间的建设监督参与意愿不高，即使参与也希望参与较为简单的工作。

3.3   文化环境因素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文化活动实施效果、文化活动开展情况、公共文化设施状况和文化活动参与状况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84、0.66、0.63和0.61，“文化活动实施效果”的解释力最强。调研数据显示，认为社区文化活动非常受益的比例为8%，较为受益的比例为24%，没有受益的比例为20%，偶尔关注比例为31%，基本不关注的比例为17%，这说明安置社区文化活动效果一般。在“文化活动参与情况”方面，有8%的受访者参加过，56.6%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参加过，30.4%的受访者表示听说过但没参加过，近5%的受访者不知道社区文化活动。在“文化活动开展情况”方面，有近50%的受访者表示社区在传统节日会开展一些活动。在“公共文化设施状况”方面，有近90%的受访者表示社区里有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空间，但44.1%的受访者认为应该优化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由此说明社区公共文化设施缺失、公共文化活动宣传效果一般，文化活动质量不高等问题影响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进而影响公共空间活力。

4      问题分析

4.1   安置社区公共设施配置不足

为了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政府虽然设置了社区公共服务设施规划标准、指标，但在具体布局、交付时间和设置要求等方面过于笼统和模糊。安置社区是在政府主导下城市化的产物，在社区规划设计之初，即将入住的社区居民并没有参与其中，安置农民的意愿和习惯未能得到充分的考虑，传统与现代、习惯与规划的内在张力，给安置社区空间的有效管理带来诸多障碍。伴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导致现有设施短缺，原有设施被迫让渡于基本需求，比如车位存在短缺的隐忧，草坪被占用停车、绿地被用来开垦种菜、楼梯或车库公共空间被占用放置物品、体育健身器材设施无法满足需求，加上社区管理人员较少、社区人口构成复杂、缺乏相应的监督和管理制度等导致社区设施使用和管理不当，比如居委会，议事厅等社区公共室内空间长期闲置。

4.2   安置社区居民公共参与不足

社区担负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指责，承载了太多的行政职能，而居民主动接触社区工作人员，关心社区公共事务，往往是源于自身生活的需要。在调研中发现，居民在社区公共空间的活动以散步为主，很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只有极少部分居民参与过社区举办的大型活动，参与这一活动居民人数比例仅为8%。一方面政府的力量强势介入社区，居民在公共事务中处于失语状态，另一方面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差，参与社区活动的程度较低，主动性大打折扣。

4.3   安置社区居民的认同感下降

农民被安置到城市社区，不仅转变了他们的居住空间和身份，也解构了他们原有的邻里社会关系。城市化下的集中居住瓦解了以传统村落为中心的生活空间格局，和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思想观念，取而代之的是业缘关系逐渐生长和交往异质性的上升，加上安置社区因为较低的生活成本（主要是房租和地理位置的影响）吸纳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两类居民同时存在于安置社区空间，更加剧了社区融合的复杂化程度。在调研中发现，社区居民大多是与自己的子女与亲友一起去公共空间活动或者独自一人去活动，邻里之间比较陌生，社区成员间缺乏安全感。社区空间隔离、邻里关系冷漠进而导致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

4.4   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状况一般

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源于社区居民的需要，它在社区公共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能满足居民需求，又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生活提供了平台。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相比，更贴近居民实际需求，反映居民意愿，参与社区公共空间治理更具有灵活性和延展性。但现实是，安置社区的社会组织发展现状令人担忧，在调研中，发现安置社区居民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更高，对社会组织的认识停留少数文化娱乐组织，对其功能认识还在初级水平，这主要是因为社区社会组织自身的问题，比如组织类型较少、规范化程度不高、活动开展频率不稳定、管理能力有待提高，对居民的吸引力不足。

5      对策建议

政府主导下的安置社区空间治理，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空间改造，还要社会意义上的空间活力重塑。安置社区重点需要化解的是政府自上而下的空间资源配置方式和居民自下而上的空间资源需求之间的矛盾。针对宁波市安置社区公共空间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5.1   完善安置社区公共空间规划机制

政府是安置社区形成的发起者、推动者和建设者，自然也是安置社区空间规划和治理的主导力量。首先，政府要厘清安置社区公共空间规划和生成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分配的深层次问题，首先遵从社会公正价值理念，构建公开透明的规划制度，将安置社区规划的基本要求和标准纳入法制体系，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有效规范开发商、物业的行为，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杜绝开发商侵害居民的公共利益。其次，搭建多元主体参与平台，鼓励居民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空间治理。在社区规划建设过程中要认识到居民需求日趋多元，单靠政府自身力量很难充分考虑居民的生活习惯和传统，为此必须与社会组织、专业人员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比如尝试建立社区工程師、社区规划师等制度，从而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一方面根据不同居民的需求进行规划和建设，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生活习惯和各种需求，另一方面通过环境营造和活动开展引导居民尽快完成角色转化。

5.2   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营造社区公共生活

社区中居民自愿组织起来的社区社会组织，是社会意义上的社区公共空间。在社区社会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交往依赖的不是行政力量，而是彼此的信任与互惠，这有助于社区社会资本的发育和形成。为此要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鼓励其发展。一方面从制度上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成长与支持环境，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另一方面要理顺社区社会组织内部关系，改善治理结构，提升自身能力，真正承担起营造社区公共生活的职责。

5.3   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提高公众参与水平

社区本质上是一个地域社会共同体，认同感和归属感是其内在属性。归根到底，居民是社区主体，也是社区永葆活力和永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培育形成社区特有的社区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在提升社区公共空间活力过程中，强调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树立主人翁意识，带动广大居民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各种形式的社区活动中。通过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体活动，增强社区居民的凝聚力，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其解决公共事务的创造力。

6      结    语

总之，安置社区的治理不再依赖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单一主体，而是要充分发挥各个主体的积极性。结合我国国情，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负责统筹协调，而居民（社会）则是治理的內在动力。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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