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兴

考古学的研究，不仅要关注田野发掘，也要关注考古学本身的历史及理论进展。从20世纪20年代算起，中国考古学已有近100年的历史。因此在许多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的情况下，结合具体的研究梳理中国考古学发展史则显得十分必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世民长期关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和动态，并对商周铜器作过细致、具体的研究。他的《考古学史与商周铜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一书是作者多年学术研究专题论文(或述评)的结集。

该书除“代序”《我与中国考古学史研究》之外，共收录55篇论文。考古学史方面，包括概述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长篇论文《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研讨中国考古学前身金石学若干问题的专论，以及对郭沫若、郑振铎、李济、梁思永、夏鼐、陈梦家、尹达、苏秉琦、黄文弼等多位老一辈专家学术贡献的评述；商周铜器方面，包括《商周铜器考古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关于西周青铜器的分期断代研究》，以及西周诸侯方国铜器、西周金文中的诸侯爵称、两周时期的礼器制度及编钟发展等专论；并附载关于金属铸币与汉代纺织品、南方楚墓与马王堆汉墓、唐卜天寿写本《论语郑氏注》等专题论文。具体而言，该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具体实践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作者1956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即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后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主要在室内从事秘书工作和图书资料工作，先后参与《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辞海》《中国历史地图集》《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殷周金文集成》《中国青铜器全集》《中国考古学年鉴》等多项重点编撰项目。同时，作者曾两次参与起草全国考古研究规划。因工作关系，作者有机会接触中国考古学界诸多老一辈专家，在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夏鼐身边30余年，“因而得以亲身感受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脉搏”(第3页)，又曾连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讲授“中国考古学史”课程。因此可以说，作者宏观论述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长篇论文《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对夏鼐、陈梦家、尹达、郭宝钧等人学术贡献的评述，都是依据具体实践而立论的。关于商周铜器的研究，作者不局限于已经出版的图录、考古报告，而是以亲眼所见的“实物”为准(第453、463、480、532页等)，进而展开具体的研究。

其二，注重“通论”与“专论”的有效结合。

在“上编”的第一篇文章《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之中，作者提出“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年代”是“20世纪整个20年代”(第8页)，而不是仅仅将1921年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活动、1926年李济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史前遗存、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开始对殷墟进行发掘作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而阐述中国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学时期”(包括宋以前的古文物研究、宋代的金石学、元明两代的金石学、清代以来的金石学)、初步发展时期(1928～1948)和全面发展时期(1949年以来)，并分别论述史前时期、夏商周时期、秦汉及其以后各时段的考古研究的进展，以及出土文献整理研究的进展。《北宋时期的制礼作乐与古器研究》一文则是“专论”宋代的金石学问题，指出“北宋时期的制礼作乐，尤其是徽宗朝设置礼局后的考定古器、新造乐器、编撰图录，彼此关系密切，相得益彰”，“朝廷在制作礼乐方面的举措持续不断，而在考定古器的基础上铸造新器，又促进了金石学的形成与发展”，因此“金石学在北宋时期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第72、77页)。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以及取得的成就，离不开诸多学人的努力，如何评述他们的生平事迹以及学术贡献，是研究中国考古学史的重要课题。此问题在当今学术界依然是研究热点。从该书对多位老一辈学人学术贡献的评述入手，可以考察中国考古学发展与不断前进的轨迹，以及不同学者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如傅斯年与夏鼐、郭沫若与夏鼐等)。

商周铜器研究方面，作者不仅对铜器赏赐铭文、铜器的形制和纹饰、编钟铭文、金文中的诸侯爵称等加以专门研究，也从“分期”与“断代”的角度对西周青铜器加以整体考察，从宏观层面“回顾与展望”商周铜器的考古学研究。“西周青铜器的分期断代”专题研究，预定目标是“以西周青铜器中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者为主，就其形制、纹饰作考古学的分期断代研究，为改进西周历谱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第328页)。有学者指出，该研究成果“不仅为改进西周历谱研究提供依据，对澄清西周青铜器研究间的种种迷惑疑难，更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可以成为“西周青铜器研究的坚实基础”(李学勤语，见《文物》2000年第5期)。

其三，问题意识鲜明，不以讹传讹。

关于周都丰镐位置、王振铎的任职经历、黄文弼是否曾藏有唐写本《文心雕龙·隐秀篇》等问题，作者通过扎实的史料考证，辨析相关实物，指出学术界既存的错误或不足，避免以讹传讹。《郑振铎与文物考古工作》一文，是对郑振铎在文物考古方面的开拓性贡献第一次进行详细的评述；《李济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一文，是大陆学术刊物第一次发表纪念李济的文章。这些都表明作者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

当然，该书的个别注释未核对准确(第161、165、185、192页等)，“上编”、“下编”与“附编”的分编标准亦值得商榷。但是整体而言，该书为作者长期从事中国考古学史及商周铜器研究的一次集中呈现，在研究方法、学术观点及理论思想上，对充实及推进中国考古学史及相关专题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