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世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办好端牢饭碗这件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需要总结规律、尊重规律、遵循规律，化解粮食供求阶段性结构性矛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供求总量、政府调控、市场主体三个层面，粮食领域各有三个重要规律特点，对粮食形势怎么看、宏观调控怎么办、粮食工作怎么干起着重要影响和作用。

供求总量层面，产量周期性波动，消费刚性增加，国际贸易相对稳定。第一，粮食产量“锯齿形”波动上升效应。产量丰歉交替周期性波动，单个周期内上升慢时间长、下滑快时间短，多个周期总体趋势向上，波动曲线像锯齿。过去100多年全球粮食生产基本上20多年一个周期，上世纪40、70、90年代共出现3次粮食危机；中国粮食产量过去有“两增一平一减”的特点，近几年波动周期拉长，都是这一规律的具体表现。这个现象是“天、地、人”三个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天，主要是气候变化。风调雨顺粮食容易丰收，自然灾害会导致粮食减产。地，主要是耕地、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因素。耕地多寡、地力肥沃程度、水资源丰沛程度及其时空分布，以及生态环境优劣，决定粮食分布区域格局。比如中国小麦、稻谷、玉米生产分别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地区、东北和长江流域、东北和华北。人，主要是粮食政策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政策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科技进步可以提高单产。这一规律的现实意义在于，必须建立健全粮食储备调控体系，防止隐蔽而突然的粮食大减产形成的粮食安全隐患。第二，粮食消费弹性效应。不管个体还是群体，在满足基本健康生活的“底线消费”和最大限度浪费性消费之间有一个弹性区间，弹性大小受人口总量、消费水平及其结构、粮食丰裕度等等影响。一是人口。我国人口每增加1000万，年度原粮消费量增加40亿斤以上，生育政策调整后消费总量将继续刚性增加。城镇居民人均直接口粮消费比农村居民少，但间接转化用粮消费更多，人均粮食总消费量更多。二是消费水平。生活水平提高，肉蛋水产品等转化用粮增加，近10年我国饲料和工业转化用粮增加2000多亿斤，未来仍将较快增长。三是粮食丰裕度。在基本健康生活的消费底线上下，粮食越少越节约，越多越浪费。过度生产、抛洒遗留、超期储存、餐桌“剩宴”，过精过饱都是浪费。这条规律的现实意义在于，可以调控粮食消费弹性，减少生产、收获、储存、加工、运输、消费从田间到餐桌各个环节的显性浪费和隐性浪费，使消费增速慢于人口和产量增速，减轻粮食供需压力。第三，国际贸易“大国效应”。大国增加粮食进口或出口，都会打破均势，引起国际粮价大幅波动，形成“买涨卖跌”局面，很可能带来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大国效应在一个国家不同区域之间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大国效应的现实意义是，大国进出口粮食总量要基本稳定、渠道要多元，尽可能避免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

政府调控层面，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粮价上涨慢下跌快。政策要尊重历史，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统筹利益。第一，产购储加消各环节“木桶效应”。粮食生产、购销、仓储、加工、消费各环节都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木桶板，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取决于最短的板。生产不足会导致粮食安全“贫血”，流通不畅则可能导致“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水平，要做到系统思维，补齐短板，实现产需对接，按需生产，适度加工，绿色储存，高效流通。这条规律的现实意义在于，保障粮食安全要倡导节约健康的消费方式，树立“滴灌式”精准调控理念，反对“掠夺式”生产、“漫灌式”流通的观念，下大力气建设更加畅通、牢靠的粮食流通体系。第二，市场价格“剪刀差效应”。在正常的完全自由市场环境中，粮食产品与工业产品不同，市场价格往往低于价值，很容易出现“谷贱伤农”。剪刀差客观存在，但承担者可以调整，承担份额可以变化。如强制提高销售价格，让居民承担剪刀差，则会导致“米贵伤民”，同时带来粮食生产成本增高，循环形成粮食价格低于价值的局面。这种情况若不加干预任其长期发展，既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又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政府一般自己承担部分剪刀差，既护农又护民，维护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国家政策性购销形成的价差亏损、农民直补、生产者补贴、居民临时生活补贴、粮食生产和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等，从一定意义上讲都是政府承担的剪刀差。这条规律的现实意义在于，政府必须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合理支出必要的财政资金，处理好粮食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第三，政策实施“惯性效应”和“滞后效应”。政策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由经济基础决定，也反作用经济基础，是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围绕特定时期需要解决的特定问题，确定相应任务、原则、方法、步骤、措施等，达到特定目标的国家工具。制定和实施政策，既是发现问题并予以解决，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过程，也是统一思想认识，重新达成共识的过程。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利益群体对历史和现实的立场、态度、观点、方法各有侧重，更新观念形成共识，有一个多方力量综合博弈的过程。因此，制定和实施政策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实事求是、因时制宜，统筹考虑各方面利益，积极稳妥推进，避免急于求成。

市场主体层面，粮食生产以满足消费需求为目标，能够满足消费需求的生产才是有效生产；生产对消费产生重要影响，决定消费数量、品种、质量等；流通传递需求信号，实现产品价值，是联系生产和需求的纽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粮食生产、消费、流通呈现一些趋势性变化。第一，生产集中化、规模化、专业化趋势。从人类驯化粮食作物进入农耕社会起，粮食生产集中化、规模化、专业化趋势就不断演进，这是粮食供给不断增加的重要保障，现阶段仍在继续发展。从全球看，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的小麦产量占全球70%以上，中国、印度、印尼、孟加拉、越南、泰国大米产量占全球近80% ，美国、中国、巴西、阿根廷、印度、墨西哥玉米产量占全球70%以上，美国、巴西、阿根廷大豆产量占全球40%以上。从国内看，我国13个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近80%，冀、蒙、辽、吉、黑、鲁、豫等7个北方主产区总产量约占全国一半，生产集中趋势还在继续发展。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粮食生产经营主体兴起，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对粮食增产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第二，消费需求个性化、小众化、多元化趋势。人对粮食的基本需求由低到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满足生存需要的数量需求，第二层次是满足健康需要的质量需求，第三层次是满足享受需要的口感和花色品种需求，可以简单概括为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升级。目前我国粮食消费总体上迈过了第一层次，正从第二层次向第三层次迈进，粮食供求的主要矛盾从数量不足向结构性矛盾转变。因此，当前需要深入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第三，流通市场化、信息化、便捷化趋势。一方面，基于粮食安全对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粮食越短缺的市场，越需要政策干预，政策主导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之后，必然过渡到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解决产需精准对接问题阶段。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社会竞争更加激烈，生活节奏进一步加快，既对方便快捷获取粮食资源提出了更加强烈的需求，也为此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因此，应顺应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趋势，顺应我国粮食从政策性收储为主向政府引导下市场化收购为主的转变形势，加快推动粮食行业转型升级跨越发展，加快推动实现粮食流通方式、渠道、效率革命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