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明

(内蒙古民族大学 文学院，内蒙古 通辽 028000)

危素乃元末朝中重臣，又是元代后期文坛领袖级的人物，于文学、理学、史学等领域均有不俗的造诣，他师从多位硕儒巨子，又交游广阔，是元明之际很重要的一位人物，颇具研究价值。至正四年(1344年)，为编修《宋史》，危素前往河南、江浙、江西等地，宣传朝廷纂修三史旨意，搜访散佚于江南草野间遗书古事，很多江南文人得以见到景仰已久的危素，新朋旧友云集，交游活动盛极一时。搜访遗书史料虽艰苦，但危素一路见故知，结新友，访山水，却也不亦乐乎。考危素此行路线，应是取道河南，一路从钱塘、会稽，再到四明、庐陵，下面试勾勒危素此行沿途的交游活动。

1 危素与杨维祯

至正四年(1344年)四月，危素南下之行过钱塘，而杨维祯于元统二年(1334年)任钱清场司令，至元五年(1339年)七月，归乡丁艰，至正元年(1341年)丧期满，携妻子徙钱塘，一直到至正十六年(1356年)转建德路总管府推官，这十六年大部分时间一直居住在钱塘。危素、杨维祯两人正于此机缘相见，并请其为金溪孝女作歌。

前文叙危素与李存交谊时，已经讲述过金溪孝女投炉之事。据吴师道《金溪孝女庙记》载：危素惜其事之未白于世，于元统二年(1334年)请虞集赞之，又请李存记之，名卿显人诗歌之，由是孝女之事闻于天下。危素在京师又与即将上任的县丞尹大鹏交流此事，尹到任后思栋宇破败，召父老欲重建之，至正元年刘子芳以私财自营孝女祠，至正二年，尹大鹏以书告之于素，于是危素向吴师道求此记。[1]306此后危素虽参与修史之事，但对此事念念不忘，时隔两年后又向杨维祯求诗赋此事，杨维祯为其作《金溪孝女歌》，诗前小序云：

唐敬宗时，抚之金溪有金银场户葛佑者，输银不足，监官黄慷榜佑，垂死。佑二女投银冶中，化银二锭，事闻，遂罢银场。金溪为二女立庙，至今血食。危太朴有卷，求余诗为赋《孝女歌》云。[2]

两人的交谊应早于此次会面。从存世文考危素与杨维祯相识，杨维祯有《改危素桂先生碑》[3]文，文中桂义方逝于至正元年(1341年)，危素文约作于此年，那么可以大致推断危素与杨维祯最晚相识于此年，此后两人交往已不可考。

值得一提的是，《铁崖古乐府补》卷四收《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三篇》，末有危素跋语：

会稽杨公廉夫，登高科四十余年，以文鸣当时，方四海有兵事，高居松江山中。一日，聘至金陵论定礼乐，乃成铙歌鼓吹曲，称颂武功。昔柳柳州谪官荒缴，以有是作，方之于公，目睹行师之次第而论撰于著作之庭者大不侔矣。临川危素敬书。[4]

四库馆臣作《铁崖古乐府提要》云：

惟维祯于明初被召，不肯受官，赋《老客妇谣》以自况，其志操颇有可取。而《乐府补》内有所作《大明铙歌鼓吹曲》，乃多非刺故国，颂美新朝，判然若出两手。据危素跋，盖聘至金陵时所作。或者惧明祖之羁留，故以逊词脱祸欤？然核以大义，不止于白璧之微暇矣。

四库馆臣又在《东维子集提要》中称其“反颜吠主，罪甚扬雄”。乾隆皇帝阅后作《题杨维祯铁崖古乐府》将杨维祯视为贰臣。不过，据清人葛漱白考证，《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三篇》所述事件、时间等多与事实不符，实为伪作[5]，如确为伪作，危素的跋语也为伪作，便不足信。只是作伪者的用心值得深思，是因为危素与杨维祯交好，才伪作危素跋语于其后，还是用危素的“变节”来衬托杨维祯，讽刺两人皆无忠于前朝之心。

2 危素在会稽的交游活动

故宫博物院藏稿本《故中书舍人南丰先生曾公谥议》，为宋刘汉弼撰，后有危素题跋曰：

右曾文定公谥议，刘忠公□□(《(上虞)刘氏宗谱》作“所作”)。{素}□(《(上虞)刘氏宗谱》作“以”)国家修《宋史》，奉命求天下遗书。来会稽，造忠公之家，得此议。伏读之，服其公论……至正四年四月廿五日第四局史官危素记。[6]

可知，危素于至正四年(1344年)四月二十五日，造访会稽刘汉弼家，看到这份议稿，将其录下寄给曾巩的八世孙元默，支持他搜集整理其家所得诸名公文字之举。刘汉弼，字正甫，上虞(今属浙江)人。嘉定年间进士，历任吉州教授、秘书省正字等职，累官侍御史，以户部侍郎致仕。《宋史》有传。由此资料可知，危素与宋代一些官员、文人的后人保持很好的交谊，这对他修史有很大的帮助，南下搜访遗书史料，危素可谓是最好的人选。

六月十六日，危素应耆宿杨仲等请为绍兴同知州事刘辉核田均赋之事作《余姚州经界图纪》(一题《余姚核田记》，两文详略不同)，又应州人之请复记《余姚州同知廨瑞柏堂记》。大德四年，余姚州核实田税的图籍毁于火中，至正二年，礼部侍郎泰不华出守绍兴，以余姚州田赋不均，嘱同知州事刘辉治理此事，刘辉受命以来，尽夜悉心，须发为白，危素为之作记刻于石，使来者有考焉。州人又请危素为刘辉之同知廨“瑞柏堂”作记。又应余姚父老之言，危素不为余姚州判叶恒作颂，颂前序云：

余过越余姚州，父老来见，道其州判官叶君之政。且曰：世徒知叶判官作海堤而已，若其它政之可书者，顾安得而传之耶!君四明人，而余姚是邻其父母之邦。施诸事功，使民不忘如此，然后知儒者之果足用也。乃采诸父老之言，序次以为之颂，以播其美于无穷。[7]169

至正元年(1341年)，余姚州判叶恒率民大规模整修大古塘，筑石堤2.12万尺。塘南居民百年无大患。叶恒也是危素好友，两人有诗歌唱和。

3 危素与四明文人的交游

五月十九日，危素于庆元之涵虚馆为袁士元的《书林外集》作序[8]，知其此时已至四明。危素在《鄞江送别图序》中也描述了他在四明时的盛况：

至正四年，素奉使购求故翰林侍讲学士袁文清公所藏书于鄞，属其孙曮同知诸暨州事方以事往海中，待之久而后还。鄞之士君子闻素至甚喜，无贵贱长少，日候素于寓馆，所以慰藉奖予，无所不至。其退处山谷间者，亦褒衣博带，相携来见。馆名“涵虚”，唐秘监贺公之故宅。下瞰月湖，后枕碧沚，方盛暑，清风时来，坐有嘉客。鄞故文献之邦，距宋行都不远，往往能言前代故实。又各出其文章，如游琼林瑶圃，灿然可观。[9]04

宋禧《代刘同知送危检讨还京师序》云：“宋之叔世，其人才出于四明者为盛，至今文献犹有足征者。君至是留四十余日，得书七千余卷以还。”[10]511可知，危素因等待袁曮在四明停留四十多天。在贺知章故宅中，对着湖光美景与士人君子谈论前代故实，又品评文章，真乃人间一大美事，这样的经历给危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可见危素在江南文人中的影响力。到江南征集文献并非易事，很多人家对此多有忌惮，不敢送官。危素在四明则受到地方士人的欢迎和帮助，征集文献开展顺利。危素回京的第二年，四明史文可托迺贤给危素带去了一幅由画家陈元昭作的《鄞江送别图》，画上还有四明名士们的题诗，危素十分感动，感慨道：

素，山林之鄙人，学未卒业，以贫干禄，无寸长以自见。且非有穹官峻爵，以耸动当世。遡其先世，未尝宦游此邦而有遗爱在其人，何鄞之士君子待遇之隆一至于此，其殆有宿缘耶！[9]204

危素与四明文人们的这段交游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在此期间，危素得到句章学者史季敷作《夏小正经传考》，读之十几日，叹其采摭详细、训诂细密，为之作序。[9]195危素又载叶恒、迺贤、胡助、岑安卿、张仲深等人陪同下游览了庆元东湖，并留下很多唱和诗歌，迺贤作《和危太朴检讨叶敬常太史东湖纪游》云：

柳外旌旗拂曙光，使星迢递下江乡。岸花送客乌篷远，山雨催诗翠阁凉。老衲自分茶灶火，小僮深炷石龛香。故人别去瀛洲远，千里披图思侭长。[9]195

张仲深作《题危太朴检讨借船图次叶敬常编修韵》云：

独怀十载竹书光，今日追游越水乡。櫂发钱湖情浩浩，梦回梵宇月凉凉。莼丝入豉春流滑，菰米舂云晚饭香。内翰新诗费题品，定应风物引杯长。[9]195

胡助作《和叶敬常危太朴同游四明东湖》云：

连璧鳌头蔚有光，东湖胜概甲吾乡。青山带雨秋偏早，积水生阴夏自凉。太史方?藏秘阁，老侬深炷古祠香。承宣安得如前辈，泽及斯民百世长。[11]

岑安卿作《次叶敬常编修危太朴检讨东湖嘉泽庙倡和诗韵》云：

太史文章星斗光，丛祠新制耀仙乡。两贤嘉泽千年在，万顷清风五月凉。烟际楼台澄晚色，雨余兰芷发天香。经筵检讨临川彦，唱和尤闻感慨长。[11]

危素与这些友人们在东湖的美景中，品味悠久的历史和醇香的菰米饭，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可称一段佳话。下面笔者具体论述危素与一些当地文人的交游事迹。

3.1 危素与袁士元

袁士元(1306-1364年)，字彦章，自号书林半隐，鄞县人。性至孝，以教书为生，并参加了至顺三年(1332年)、后至元元年(1335年)的乡试，张士诚降元后曾任鄮山书院山长。危素曾荐其为平江路儒学教授，道梗未及上，又用荐升授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一般认为袁士元未赴职，但据唐艳芳《元代鄞县诗人袁士元生平事迹考述》[12]273文考证，其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实已“领职翰林”。袁士元晚年筑城西别墅，旁边种菊上百株，自号菊村学者。

危素与袁士元的相识或许源于共同的朋友吕虚夷，吕虚夷(？-1344年)，字与之，浙江奉化(今浙江宁波)人。少尝执事鄞、象山二县廷，后入天台之桐柏山崇道观，著道书，治经史。皇庆间(1312-1313年)吕氏诣庆元报恩观师吴尊师，受祈风雨役鬼神之法。他后来主象山大瀛海道院事，立大瀛海道院碑，吴澄为之记，又重建福顺观于四明山，虞集题名曰“四明别馆”，危素为作记。至正四年吕氏无病而卒，有《瀛海纪言》十七卷，皆当时名人为其所作。

危素《玄儒吕先生道行记》记载，吕虚夷曾冒寒暑、履冰霜求医为袁士元治病。[9]295知吕袁二人交谊颇深。蒋景高《合葬墓志铭》记载：“吕与危太史友善，危购书时，胥会于明，相忘彼此，因笑曰：‘吾徒三人，可谓岁寒贞节者与。’”[13]但据危素《玄儒吕先生道行记》载，危素适鄞时，吕虚夷已逝世月逾矣，蒋氏墓志铭记载有误。或许因为吕虚夷这一层关系，危素和袁士元结下了深厚情谊。

危素在四明的四十余日，与袁士元有诗歌唱和，袁士元存有《和危检讨太朴题紫清观韵与僧果春林学正张元相同赋》云：

太平天子有门生，购史来游古鄮城。曲岸晚凉清可爱，画船撑傍藕花行。[14]

可知，危素在当地士人的陪同下游紫清观，紫清观位于城西南马园，是宋徽宗时御史中丞丰稷的后代为祭祀他所建，丰稷曾论蔡京奸状，后升礼部尚书。危素当有所感作诗一首，但今已无存。僧人果春林与学正张元相有同赋，亦不存。危素为袁士元《书林外集》作叙，叙中写道：袁士元将自己的诗作拿给危素看，危素称其词清丽可喜，兴致高远，并为袁士元年近四十未尝求仕感到可惜，认为以袁的才能可以为朝廷作雅颂之歌，可为荐于郊庙。[8]后来危素官职升迁，曾两次荐举袁士元，可知两人情谊之深。危素回京后，两人亦有书信往来，袁士元有诗《简危检讨太朴翁书赠史文可所寄东湖图卷后》 《奉寄危应奉太朴并谢书问》，考危素除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是在至正七年(1347年)，后诗当最早作于至正七年。戴良为袁士元所作《墓志铭》[13]载，危素任中书参政时再次荐举袁士元授平江路儒学教授，但因道路梗阻未能上任。危素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拜参知政事，最早于此年荐举袁士元授平江路儒学教授，又据蒋景高《合葬墓志铭》：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危素和张翥等人合词举庸，授以清显，檄书至门，先生受而不赴。[13]据袁士元之孙袁忠彻《敬跋检阅先祖布衣歌》“至正间以翰林检阅召之”[15]，知危素荐其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可知，危素一直惦念袁士元，惜其才能无所用，有机会便荐举他为官。

3.2 危素与迺贤

迺贤(1309-1368年)，又作纳延、纳新，字易之，号河朔外史，西域葛逻禄人，祖上迁居南阳，幼年迁居庆元路鄞县。年及弱冠，入国子监为生员。其早年怀才不遇，两赴大都，失意而归。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他以翰林编修征，因战乱阻隔而延迟入京，这期间出任鄞县东湖书院山长；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三赴大都；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出参桑哥实里军，守东蓟州，老病卒于军旅中。

迺贤与危素初次相识约在危素南下鄞县之时。在鄞县分别的第二年，迺贤生平第二次赴大都，从他所作《投赠赵祭酒廿韵》来看，此次北上是希望有所作为的。危素在《迺易之金台后稿序》中提到：“昔余客鄞，为文送易之北来，以为祖宗取天下，丰功大业，宜制乐歌荐诸郊庙，易之之才足以为之。圣君贤相制礼作乐，岂终舍吾易之者哉？”[9]229可知危素应是鼓励迺贤北上一展宏图的，迺贤到大都之后，就寄居在危素位于金台坊的寓舍中，其《金台集》亦因此命名。迺贤历尽艰辛，跨越千里来到大都，正欲畅谈切磋，可惜不久之后危素又将扈从上都，两人即将分别，迺贤于是作《送危助教分监上京太朴》[16]，道出不舍之情。

但后来在京师的不得志，让迺贤动了归兴，或许这样的情绪在与危素诉说中能够得到平复。至正九年(1349年)，迺贤以布衣之身，杖策往上都，寻求入仕机会，但亦无果。后他将此次出塞之行编为《上京纪行》组诗，最末一首为《还京道中》，表达了自己深谙宦途艰难，倦游缁尘，终返南山之意。危素颇能体会迺贤的心境，在诗后题诗一首：“海上幽人锦绣肠，独临滦水惜年芳。千金不卖长门赋，闲写新诗寄玉堂。”[17]

迺贤另有七绝诗《题画扇送兰石奉御游上京》：“居庸烟树绿扶疏，公子频年从属车。闻说千金求作赋，上林须荐马相如。”[17]诗中表达了他希望在仕途上有所发展的心情，恳请兰石奉推荐自己，他的其他诗歌中也流露了这种心愿，但是现实的不如意，让他经常陷入入世和出世的纠结之中，能够准确体会这种心绪变化的就是老友危素，亦可考见两人互通款曲的深厚情谊。危素对迺贤的才情非常欣赏，曾为迺贤的《易之巢湖述怀寄四明张子益》和《颍州老翁歌》两诗作跋：

易之诗中所历之景，予皆尝过之，所未至者巢湖耳，易之有此诗，清雄峻拔之句，余无一遇者，人各有能有不能也，太常博士危素书。[16]

易之此诗，格调则宗韩吏部，情性则同元道州，世必有能知之者，监察御史危素书。[16]

危素称赞迺贤的诗歌清雄峻拔，慨叹自己作诗难为此风格，并总结迺贤诗歌格调，给予很高评价。至正十一年(1351年)秋，迺贤与危素、梁九思、朱梦炎等七人出游金中都遗迹，并分别作诗十六首，咏怀古迹，迺贤《南城詠古十六首》[17]序中记录：七人志同道合，难得此机会一同游览古迹，借咏怀互吐心事，聊以慰藉。同年，危素迁太常博士，迺贤作《张仲举危太朴二翰林同擢太常博士》：

南宫夜直拥青绫，二妙容台喜共登。瑚琏久知清庙器，階衔联署玉壶水。后来博士如公少，今日先生自此升。见说圜丘将大饗，百年礼乐正当兴。[17]

迺贤仕途虽不顺畅，却由衷为危素的擢升感到欣喜。至正十一年(1351年)，危素为迺贤《金台后稿》作序，序中云曾为其《金台前稿》作序，推测应是危素在鄞期间所作。汲古阁本《金台集》署“南阳迺贤易之著” “临川危素太朴编”，但危素序中未提到编辑《金台集》之事。

至正十二年(1352年)，飘零京师已久的迺贤心灰意冷，下定决心离开大都。回到家乡以后,以授徒为生，生活窘迫。直到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三月，中书省臣上奏，任命迺贤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18]考危素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19]，可以猜测危素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宋濂在《危公新墓碑铭》中提到危素“平生好荐贤，先后所引，若翰林学士刘君献，待制黄君哻等七十余人，至通显者甚众”[19]。早在初相识时，危素就认为迺贤的才能适合到朝中制礼作乐，又一向了解迺贤的心事，对其无奈回乡深感痛心，对于推举迺贤之事应该一直都在努力，无奈之前位卑言轻，朝中情况又艰险异常，或许此时才找到机会。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迺贤第三次北上大都就职，一偿平生夙愿，两人相逢之后的交谊因无文章传世，已不可考，之后元朝朝政飘零，两人亦命途多舛。据郑真记录，迺贤代祀海嶽，复命于京。恰值僧格实哩以枢密院同知领军东蓟州，迺贤以编修保充从事官，后枢密公移军直沽，迺贤以老病卒于军旅之中，卒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五月十一日，次日，棺敛葬于静明寺栖霞亭松林中，危素之子危於幰等人实为用力。[20]迺贤与危素的这段情谊一直延续到迺贤生命的终止，死后亦得到老友之子的助益。

3.3 危素与朱右

朱右(1314-1376年)，字伯贤(一字序贤)，自号邹阳子、远游公子等，浙江临海人。尝学于陈德永。年少时几次科考失利，后担任过一些学官之职，至正四年(1344年)前后任庆元路慈溪县儒学教谕，后又任绍兴路萧山县儒学教谕、绍兴路萧山县主簿等职。入明后，受宋濂等举荐，朱右于洪武三年(1370年)入馆修《元史》；洪武六年(1373年)，修《大明日历》，除翰林院编修；洪武七年(1374年)，又修《洪武正韵》；寻迁晋府右长史，卒于官。

据朱右撰《危学士哀辞》云：

往予在元至元己卯，识临川危公贞伯于金陵，始结文字交。即而公赴京师，起宣文院检讨，建言修三史，持节购书江南。时予辱典校慈溪，获载晤语。别去三十年，公自宣文官至中书左丞，予以校官未满秩。自是元运日蹙，□□□□□□□□□大明革命，公拜□□□□□□文馆，予亦以洪武庚戌之岁，被□□□□□□□与公遇，握手道旧。[21]679

可知，危素与朱右后至元五年(1339年)相识于南京，结文字交。至正四年(1344年)朱右在慈溪为官，危素南下，两人得以再见，交流作文之法。危素《白云稿序》[9]52提到两人在作文方法方面观点一致，危素反对模仿古文，多用险语，主张要“理明辞达”，认为这才是今文与古文共同之处，是学习古文所要掌握的精髓。朱右之志亦在于“通于古而达于今”，两人有共同的契合点，朱右认为难得知己，请危素为其文集作序。

洪武三年(1370年)，时隔将近三十年，两人再次相逢于南京，只是此时已改朝换代，沧海桑田。危素于洪武二年(1369年)因失朝被弹劾罢官，此时已经复官，兼弘文馆学士，朱右入京师史馆。前次会面，是危素为修《宋史》下江南搜访遗书，此次是朱右参与修《元史》，危素虽是修史最佳人选，却不能参与。可以想象，两人此次相晤当是百味杂陈，难以言说，但依然相互探讨、交流创作心得，朱右《危学士哀辞》[21]679记载：朱右修史之事结束后，为危素在南京停留四十余日，可见情谊之笃。危素出居和州，仍有书信寄予朱右，至危素卒于含山，朱右不知，却两次梦见危素，拳拳情谊，令人动容。朱右《危学士哀辞》虽为残篇，却情真意切，可以想见这对文字交的知己相惜之情。

综上，危素在四明与友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和四明友人们似乎更加契合、和谐。考其原因，当是四明学术有以陆学为主的鲜明地域特点。陆学诞生后，因“甬上四先生”等人的大力宣扬，占据浙东学坛，人有“朱文公之学盛行天下而不行于四明，陆象山之学行于四明而不行于天下”之说。早在淳熙十五年，陆九渊就曾说过：“四方士友，辱交于余，惟四明为多。”[22]危素的学术渊源中，陆学占很大比重，相同的学术倾向让他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相处起来也更融洽，更觉情谊深长。另一方面，浙东学术的主导方面是讲究经世致用的精神，危素曾经寻求沈焕遗书[9]515，为舒璘整理文集，并在《宋史》中为两人作传[9]08，可见危素的讲求实用的主张早就与浙东诸子有契合。

4 危素与刘诜

危素南下江西，至庐陵，访求宋礼部侍郎邓剡遗书，并两次作书与其孙邓子明，说服其进献先祖之书。刘诜作《题危大朴与邓子明书后》[23]73，可知刘诜先叔祖与危素、邓剡等先祖素有交往。

刘诜(1268-1350年)，字桂翁，号归隐，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延祐兴科举，数次场屋失利，后朝中名公力荐，不就，终生未仕，年八十三卒，以布衣之身得朝廷赐谥文敏。有诗集《桂隐存稿》，明嘉靖间后人又重编为《桂隐文集》四卷、《桂隐诗集》四卷附录一卷。生平见欧阳玄撰《元故隐士庐陵刘桂隐先生墓志铭》 《元史》 《元书》及危素《桂隐先生传》 《刘桂翁先生墓志铭》等。刘诜为“江右三刘”之一，在刘辰翁父子之后，成为元后期庐陵文学的代表人物。危素《桂隐刘先生传》云：

呜呼！先生实行未易以知也。蚤岁遇国朝科举制废，犹以故宋律赋雄多士。延祐科兴，又尝随众往还场屋者数次。至形之诗文，亦间尝有急急功名意。及后，州里有司举孝弟、明经，太守吴公强劝之驾，先生则又曰：“科举之学，君非不能，但学以讲道，岂以是为富贵筌蹄？”甚至集贤学士文公陞、尚书郑公鹏南、御史萧公泰登皆力荐之，而苦苦不就。即后观前，先生若判然两截人矣。噫！孟子云：“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素曩者奉命求藏书，及江西庐陵，得与先生剧论者十有余日，始有以窥先生心事焉。……先生生七岁而孤，九岁而革命，知先世皆刚毅卓卓，非庸庸鄙劣者流，即克意自树，志向不凡，则欲高首阳之节者，其素志也。至于为科场律赋、往还场屋者，值朝议方索南土不屈之士，故为是以委曲遂志而已。……先生殁十有六载，素始遇令孙山长伯珵于龙溪书院，出示先生行状、墓铭、谥议等篇。素大惜诸君知先生之未深也，故敢以鄙见表而出之……至正二十六年丙午春仲月，前右宣文阁经筳检讨危素太朴顿首谨书。[9]395

可知，危素到庐陵时，与刘诜激切论辩十余日，得以了解刘诜心事，即面对朝廷欲索南方不屈之士的现实，刘诜假意往还场屋，为科场律赋而不第，朝中名士屡有荐举，他苦苦相拒，当是欲效仿伯夷、叔齐而委屈遂志。危素恐世人不知，而作此传。

需要注意的是，危素曾为刘诜作两文：一为《刘桂翁先生墓志铭》；一为《桂隐先生传》。据墓志铭云：“吉水刘桂翁先生既卒，葬于其州仁寿乡东槎滩之原山。其孙珵以父命走京师，谒太常博士临川危素，使为之铭。”[9]511刘诜卒于至正十年九月，危素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迁太常博士，知此文作于至正十一年之后，文中提到是刘诜孙刘珵到京师见危素请铭，而危素在《桂隐先生传》中则云刘诜卒后十六年，危素于龙溪书院始遇其孙刘珵，并根据其出示行状、墓铭等作传，似乎全然没有之前作墓志铭之事，此文标注作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二月。两文对刘诜的科举经历描述不同，前文曰：“文公之子集贤直举士升将荐于朝，会科举制行，先生年五十矣，一试有司不合，曰：‘命也！’乃一意为文章，出入经史百氏，自成一家，追古作者。”后文又曰：“延祐科兴，又尝随众往还场屋者数次。”究竟刘诜是只考了一次，还是考了很多次？

考其他记录刘诜生平的资料，欧阳玄《元故隐士庐陵刘桂隐先生墓志铭》、夏以忠《桂隐先生行状》及《元史》对此记录都很模糊，但对延祐科举复兴时刘诜年龄的记录却相差十年。欧阳玄《墓志铭》[24]文中说科举复兴，刘诜才四十多岁，后退自场屋。夏以忠《桂隐先生行状》云：“延祐甲寅科举制行，先生年几五十。”[24]危素《刘桂翁先生墓志铭》亦载：“会科举制行，先生年五十矣。”为什么会有十年之差，这十年刘诜做了什么事？考清人曾濂《元书》：“延祐设科后，益肆力于名物度数、训诂笺注之学，既十年不第，乃刻意于诗、古文，声誉日隆。”[25]可知刘诜曾参加科考十年不第，而后专心学问。可以推测，欧阳玄、夏以忠所撰文为符合刘诜守节隐居的隐士形象，对刘诜早年屡次参加科考的事情含糊其辞，危素早年作《墓志铭》也是如此。为何十多年后，危素要重撰传文，道出当时刘诜参加科考的实情，为何之前写作墓志铭时没有提及？考此文集附录有至正二十六年朝廷赐谥“文敏”的勅谕，危素为刘诜作的传也作于此年，是否当时有人有异议，提起刘诜往年屡次参加科考的旧事，危素文云：“素大惜诸君知先生之未深也。”大有为刘诜正名之意。此仅为笔者妄测，以求教于方家。

5 结 语

综上所述，危素此次南下，除了兢兢业业地搜集遗书、史料，还得以与新朋旧友畅谈唱和，有些此时相识的朋友成为了一生的挚友。危氏家族与很多故宋世家多有渊源，这份情谊也一直延续到危素这一代。更重要的是，危素此行给远在江南的文士们带来了新的讯息。后至元六年(1340年)十一月，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上台后，恢复了科举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推动文化发展的措施。危素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江南的士人，尤其是四明的文人，并鼓励他们入朝为官，激发了他们出仕的热情，很多人陆续开始了北游大都的旅程。段海蓉《元末江南士人在大都的活动——以迺贤为例》[26]97一文认为元末浙东士人北游大都人数激增的原因就是危素的此次南行。危素这次南行，不仅搜集了很多古书，还起到了荐引人才、交流文化的作用，对元代后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即使一些北上的文人并未求得一官半职，但北方的景色和求仕途中的艰辛带给他们不同的感受和感悟，写下不少诗作。而此行危素和友人们的唱和之作也为数不少，可谓是以危素南行为中心的同题集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