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宏洲

(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 100705)

《总术》属于《文心雕龙》下篇“毛目”中的重要一篇，清代纪昀就发现这一篇“语多难解”[1]142。纪昀之后，黄侃、刘永济、牟世金、周振甫、王运熙、郭晋稀、吴林伯、詹锳、詹福瑞、张灯、戚良德、李长庚、王焕然、白建忠等都对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但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并不十分令人满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与《总术》语脉逻辑的复杂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研究者的理解不够准确分不开。鉴于此，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详细梳理《总术》的语脉逻辑，准确把握《总术》的宗旨，并对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做出新的解释。

1 从理论的角度论述研究文术的重要性

《总术》不是从“文术”讲起，而是从文笔论谈起。刘勰的文笔论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对当时盛行的“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的观点进行纠正，认为文学虽分文、笔，但都属“文以足言”的范畴，就像《诗经》和《尚书》代表文学的两种典范一样。二是批评颜延年的言、笔之分。颜延年将文学分为言和笔两大类，认为笔是“言之文者”。在颜延年看来，经典属于言，而解释经典的传记属于笔。按照颜延年的划分，经典就不属于“文”的范畴，这显然与《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宗经》等强调的经典是文学的源头和典范相矛盾，所以必须予以辩驳。[注]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已经指出，“照这样说，经书绝大部分不是文，论文就不好宗经了。因此刘勰要反对这个说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3页)。刘勰不仅将五经视为后世各种文学的源头，而且将五经视为解决当时文弊的药方，如果如颜延年所言，经典属于发口为言，而不属于“言文”的笔，这就排除了经典的文学属性，在经典与文学之间划了一道鸿沟，这既与刘勰将经作为后世各种文体的源头的判断相违背，又难以发挥用经来解决文学弊病的作用，所以必须予以驳斥。刘勰主要用《易经》的“文言”来反驳。在刘勰看来，《易经》的“文言”显然属于“言文”，如果它属于“言文”，就属于颜延年所谓的“笔”，这样就不能说经典是言而非笔。刘勰的反驳显然不够周延，正如周振甫所言：“他只能指出《文言》是文，不能证明《文言》以外的经书都是文。”[2]383祖保泉指出这种反驳其实是以偏概全的钻空子。[3]834这些批评都是有道理的。不过，这并不影响刘勰对文笔论的整体看法。在刘勰看来，经传之言“出言入笔，笔为言使，可强可弱”，兼具言和笔的特征；同时，经典以典奥为其根本特征，而不以言、笔为优劣。刘勰的这些认识都是具有深意的，经典的“出言入笔”为《文心雕龙》包含文笔、规范文笔的“宗经”思想扫清了障碍；同时，否定言、笔之间的优劣，既批评了当时“重文轻笔”的时代风气，又与《文心雕龙》兼论文、笔的“论文叙笔”相一致。

《总术》不是开门见山谈文术，而是从文笔论谈起，这就造成一个问题，纪昀云：“此一段辨明文笔，其言汗漫，未喻其命意之本。”[1]142纪昀的质疑有一定的道理，作为《总术》的组成部分，文笔论只有关涉到该篇的主旨才算得体。由于纪昀没有找到文笔论与《总术》主旨之间的关联，所以说“其言汗漫，未喻其命意之本”。黄侃对纪昀的批评不予认可，详细疏解了刘勰的文笔论。[4]208-216黄侃的贡献有三：一是指出该篇的主旨在于“意在提挈纲维，指陈枢要”，强调研究文术的重要性；二是指出刘勰“虽分文笔，而二者并重，未尝以笔非文而屏弃之”；三是指出“若笔不言文”的“不”字为“为”字之误[注]刘永济、王利器将“不”校为“果”，潘重规校为“乃”(参见詹锳的《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29页)，吴林伯认为“不”字非误，是无否定意味的“语词”(《〈文心雕龙〉义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页)。尽管目前还不能遽断何者为确，但是该句的语意指“若笔为言文”则是毫无疑问的。，使得该句的意思明晰起来。黄侃的局限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将“自篇首至知言之选句”理解为“乃言文体众多”，这显然不够贴切。二是将文笔论的命题之意与对陆机《文赋》的批评关联起来，认为目的是为了讥笑陆机《文赋》所论文体“未该”。黄侃的这一判断不能成立。郭晋稀对此做过有力的辩驳。他说：“今案黄氏(指黄侃)以‘体’为‘文体’恐非。一、此篇论总术，而涉及文体，似不关切要；二、此言‘实体’，非言‘文体’，亦非单独言‘体’，黄氏舍去‘实’字，专释‘体’字，犹或可通，谓‘实体’为‘文体’，则难为说也。今以为‘实体’犹今言要点、实质也，指总术而言。”[5]505-506郭晋稀的质疑击中了黄侃立论的软肋。同时，郭晋稀将“实体”理解为要点、实质也是恰当的，只是进而将“实体”理解为主要指《总术》就过于狭隘了。其实，这里的“实体”应该指有关文学创作的实质性内容，刘勰是批评陆机《文赋》对文学创作的实质性问题的论述不够赅备。刘勰对陆机《文赋》的总体评价是“泛论纤细，实体未该”，因此，要准确理解“实体未该”一定要结合着“泛论纤细”。“泛论纤细”一方面指论述的问题比较浅，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另一方面指论述的问题过于纤细，而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反而被忽视。刘勰对陆机《文赋》的不满是建立在《文心雕龙》对《文赋》的超越基础之上的。所以，比较《文心雕龙》与《文赋》在结构上的异同有助于理解“实体未该”的原意。《文心雕龙》与《文赋》在结构上的差异至少包括：一是《文赋》没有提出“文之枢纽”的为文总方向；二是《文赋》对“文体论”的讨论没有上升到“纲领”的高度，也没有贯彻“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论述原则；三是《文赋》对有关文学创作的“细目”的论述没有《文心雕龙》全面和深刻。由此可见，黄侃将其仅仅理解为“举体未能详备”显然是不够准确和全面的。[注]黄侃将《文心雕龙》与《文赋》的差异解释为《文赋》的赋体形式所造成的，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仅此是不够的，这还涉及到刘勰独特的精神世界、对文论传统的继承、对折衷方法的自觉、对知音批评理论的反思等多个因素。

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刘勰的文笔论与刘勰对陆机《文赋》的批评之间的语义关系问题。龙学界对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杨明照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祖保泉的《文心雕龙解说》、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王礼卿的《文心雕龙通解》等将刘勰的文笔论与刘勰对陆机《文赋》的批评划分为一段。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郭晋稀的《文心雕龙译注》、陆侃如和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王运熙和周锋的《文心雕龙译注》等则将刘勰对陆机《文赋》的批评与下文“凡精虑造文”相衔接。詹锳的《文心雕龙义证》、吴林伯的《文心雕龙义证》、陈拱的《文心雕龙本义》、周勋初的《文心雕龙解析》等则将刘勰对陆机《文赋》的批评独立成段。赵仲邑的《文心雕龙译注》则将“予以发口为言”至“知言之选难备矣”为一段。从学者们对这段话语义划分的多样性不难看出这段话语义承接的复杂性。相比较而言，笔者认为第一种划分比较合理。因为其他划分都无法回答纪昀眉批指出的“凡精虑造文”这一段“剖析得失，疑是分明。然与前后二段不甚相属，亦未喻其意”的疑问，多是在不能有效阐释刘勰文笔论与对陆机《文赋》评价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第一种划分虽然比较合理，但是研究者们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理由，他们大多附和黄侃的解释，将其理解为《文心雕龙》论述的文体众多，而批评陆机《文赋》论述的文体不够全面。如前所述，这种解释是难以成立的。因此，要准确理解这段话的意思，必须重新梳理这段话之间的语义承接关系。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刘勰的文笔论与刘勰对陆机《文赋》的批评是并列关系，“故知九变之贯匪穷，知言之选难备矣”是在这两者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意思是由于颜延年和陆机没有穷究文学演变的各种变化，所以称不上是“知言之选”。两者都是从理论的角度强调研究文术的重要性，颜延年和陆机可以看作是不研究“文术”导致理论局限的代表。过去的研究都把“故知九变之贯匪穷，知言之选难备矣”局限在对陆机《文赋》的批评上，这不仅缩小了它实际指涉的范围，而且割断了它与文笔论的联系，使得文笔论成为“不知命意之本”的汗漫之言。如果将这一句理解为在批评文笔论和陆机《文赋》的基础上强调研究文术的重要性，许多疑问就焕然冰释了。

2 从创作的角度论述研究文术的重要性

纪昀对“凡精虑造文”这一段的眉批是“剖析得失，疑是分明。然与前后二段不甚相属，亦未喻其意”。可见，理解这段话的难点在于如何勾连它与前后两段之间的语脉承接关系及刘勰的命意之本。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与前一段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认识到了这段话的点睛之笔是“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认为这是针对当时文坛“莫肯研术”的创作现实而言的。这是符合实际的。在刘勰看来，文学创作的复杂性决定了研究文术的必要性。刘勰说，文学创作中经常会出现似是而非的现象。外貌平凡的璞玉有时候被当作普通的石头，晶莹透亮的石头有时候却被当作美玉。文学中的精约与匮乏、广博与芜杂、辨晰与浅露、典奥与诡异，非常相似，因为“精者要约，匮者亦尠；博者该赡，芜者亦繁；辩者昭晢，浅者亦露；奥者复隐，诡者亦曲”。有时候还会出现文章的内容优美而形式憔悴，内容拙劣而文辞华美。在此基础上，刘勰得出“调钟不易，张琴实难”。刘勰用历史上的典故来说明，伶人告诉钟调好了，却未必知道钟声高低的规律；乐人弹琴，何必一定知道从始至终的韵律配合呢[注]这段话中的“动用挥扇，何必穷初终之韵”历来是注释的难点。王叔珉《文心雕龙缀补》认为“动用挥扇”是指“动、用、挥、扇琴之时”，杨明照、张立斋、潘重规认为“动用挥扇”是“动角挥羽”的讹误，李曰刚则认为“动用挥扇”是“田连挥羽”的讹误(参见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38-1640页)，吴林伯认为“动用挥扇”不误，是指“伶人歌唱时，摇扇掩面，与声之抑扬相应”(《〈文心雕龙〉义疏》，第530页)。尽管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一句的准确释文是什么，但是它指弹琴是毫无疑问的。《文心雕龙·声律》篇对“和”与“韵”的解释有助于理解这句话的准确含义。刘勰云：“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结合“伶人告和，不必尽窕槬之中；动用挥扇，何必穷初终之韵”就是“伶人告诉钟调好了，却未必知道钟声高低的规律；弹琴的人怎么会必然穷尽初终之韵律呢？”？刘勰意在说明，文学确实如曹丕所言，像音乐一样，“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奇，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以上是“凡精虑造文”这段文字的主要意思。在笔者看来，这一段与前一段属于并列关系，前一段是从理论的角度论述研究文术的重要性，这一段是从创作的复杂性论述研究文术的重要性。这样的思想在《文心雕龙》中并非只此一处。在《序志》中，刘勰也是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这两个角度论述写作《文心雕龙》的缘起的。从创作的角度是，“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从理论的角度是，当时的理论之作虽然很多，但是都存在一定的局限，“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总术》的思路与《序志》非常相似，只是顺序略有不同，前者是先理论后创作，后者是先创作后理论。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一段与后一段的语脉关系。学者对这一段应该到哪一句为止存在不同的看法。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杨明照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郭晋稀的《文心雕龙注译》、陆侃如和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祖保泉的《文心雕龙解说》、王运熙和周锋的《文心雕龙译注》、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周勋初的《文心雕龙解析》都把这一段包含至“制胜文苑哉”。王礼卿的《文心雕龙通解》、赵仲邑的《文心雕龙译注》、陈拱的《文心雕龙本义》等则将这一段包含至“魏文比篇章于音乐，盖有征矣”。笔者认为后者更合理。理由是：第一段从理论的角度论述研究文术的重要性，这一段从创作的角度论述研究文术的重要性，接下来应该在此基础上讨论研究文术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夫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应该属下。而且，这段话与下面的“是以执术驭篇”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如果将这段话划分至“制胜文苑哉”，不仅割裂了它与下面句子之间的因果承接关系，而且将“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局限在第二段，从而导致它们与第一段的逻辑关系不相属，与第二段的逻辑关系不贴切。

3 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研究文术的价值和意义

《总术》的第三段应该从“夫不截盘根”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是在前面两段的基础上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研究文术的价值和意义。刘勰先是总括性地说：“夫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6]656这段话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前面的文笔论、对陆机《文赋》的批评和“调钟未易，张琴实难”都可以看作是对文学中的“盘根” “文奥”的讨论，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具备通才的素质，而通才是建立在对文术的通晓基础之上的。在刘勰看来，要通晓文术必须做到“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只有这样才能驾驭文学创作，在文坛取得成功。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将“圆鉴区域”理解为“审定体式，上篇所论是也”，主要指《文心雕龙》“论文叙笔”部分的文体论；“大判条例”理解为“举要治繁，下篇所论是也”，主要指“剖情析采”的创作论。[6]659范文澜的这一观点获得了学界的普遍接受。其实，这种理解值得商榷。将“圆鉴区域”理解为指“论文叙笔”的文体论的主要依据是，“圆鉴区域”与《序志》中的“若乃论文叙笔，则宥别区分”中的“宥别区分”的相似性。其实，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别。首先，“宥别区分”不同于“圆鉴区域”，前者是“宥别”和“区分”组成的并列关系，强调对不同进行区分；后者则是“圆鉴”和“区域”组成的动宾结构，“区域”是领域的意思，“圆鉴”是对待“区域”的要求，要求圆满地鉴别相关的领域。其次，“宥别区分”之前有主语“若乃论文叙笔”的限制，所以它指对“论文叙笔”的论述是毫无疑问的；而“圆鉴区域”则是对“晓术”的补充性说明，是对“晓术”要旨的概括。我们在解读《文心雕龙》的时候，既要注意相关篇章之间的相互训释问题，也要照顾相关文字在特定语境中的相对独立性。在笔者看来，“圆鉴区域”应该指对文学创作的各个领域有圆满、赅备的认识。结合《文心雕龙》，可以将其理解为上篇的“文之枢纽” “论文叙笔”和下篇的“毛目”；“论文叙笔”又可以分为论“文”和论“笔”两部分，下篇“毛目”又可以分为神思、体性、通变、定势、情采、镕裁、章句、声律、知音、程器等多个领域。“大判条例”应该指对相关问题的论述采用了大判条例的办法，比如“文之枢纽”中的《宗经》提出的“文能宗经，体有六义”，“论文叙笔”对文体的论述贯彻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条例，《体性》的“数穷八体”，《情采》的“立文之道，其理有三”，《镕裁》的“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练字》的“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知音》的“将阅文情，先标六观”，等等。“圆鉴区域，大判条例”的研究方法使《文心雕龙》对相关问题的论述更加条理和深刻，这也是刘勰认为文学创作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其实，这不只是一个字词训释的问题，而是关涉到“总术”篇所涵盖的范围问题。白建忠将学界对《总术》外延所包含的范围概括为四种观点[7]：第一，《总术》乃是对《神思》至《附会》共十八篇创作论的总会，这种观点以黄侃、范文澜、杨明照等为代表。第二，《总术》不仅总括《神思》至《附会》之旨，而且还包含对二十篇文体论的综合，戚良德是这种观点的较早阐释者。第三，《总术》不仅就文体论和创作论立论，而且还应该涵盖五篇总论。郭晋稀较早提出这种看法。第四，《总术》是对全书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中关于文学原理方面的总摄，刘永济是这种观点的代表。笔者认为第三种和第四种观点比较合理，《总术》所总之“术”应该包括上篇“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以及下篇从《神思》至《序志》所论述到的所有文术。只是，《文心雕龙》整体上属于文学创作论，是讨论如何创作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所以《总术》放在了《文心雕龙》“创作论”的末尾，《时序》 《物色》 《才略》 《知音》 《程器》 《序志》篇的前面。“文之枢纽”是对文学创作的关键问题的辨正，“论文叙笔”是对每种文体创作规范的概括和总结，在刘勰看来，它们是文学创作的纲领，谈为文之术而不包括纲领是说不过去的。况且，刘勰在“文之枢纽”论述了许多为文之术，比如《征圣》将圣人的为文方法概括为“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正纬》的“芟其谲诡，采其雕蔚”，《辩骚》的“凭轼以倚《雅》 《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等等，都在谈论如何为文之术。在这个意义上，王运熙[8]134、白建忠指出“总术”包含圣人的简言、博文、明理、隐义等为文之术是有道理的，但是将“总术”仅仅局限在圣人的为文之术范围内明显不符合事实，尽管圣人的为文之术在刘勰那里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况且，将纲领性的“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排除出文术的范围显然无法完成刘勰希望通过“晓术”达到“控引情源，制胜文苑”的宏愿。不过，刘勰所总之“术”又不是刘永济所言的“文学原理”[9]149，而是“为文之术”。需要指出的是，《总术》不是像黄侃等所言是对《总术》之前论述到的一些篇章的总结，而是对这些篇章中谈到的为文之术的总括性说明。过去，许多学者由于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总是将《总术》所总之“术”局限在《文心雕龙》的某某篇。殊不知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思维。众所周知，《总术》之前的篇目，即使是创作论的每一篇都不是专门谈文术，而是在谈论文学创作的某个方面时涉及到文术，这从那些篇目的命名可以看出来，没有一篇是以术命名的，有的篇章比如《指瑕》根本就没有谈为文之术，至少没有正面谈为文之术。正因为为文之术散落在《文心雕龙》的许多篇章，所以才需要《总术》予以总括性地说明。黄侃将“圆鉴区域”理解为“论文叙笔”对文体论的论述，将“大判条例”理解为“剖情析采”对创作论的探讨，不仅割裂了它们与“文之枢纽”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使得这段话与前面的文笔论和对陆机《文赋》的批评都失去了关联，导致整个文本义脉割裂，主旨晦暗不明。

“夫不截盘根”至“制胜文苑哉”不仅具有承上的作用，而且具有启下的功能。刘勰接着就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研究“文术”的价值和意义。刘勰是采用比喻的方法来说明这个问题的。从正面，刘勰将“执术驭篇”比喻为“似善奕之穷数”；从反面，刘勰将“弃术任心”比喻为“如博塞之邀遇”。刘勰分析说，“弃术任心”的“博塞之文”就像赌博一样，虽然有时也会偶然地写出好的开头，但是很难获得持续的成功；写得少不知如何接着往下写，写得多不知如何进行删除。在刘勰看来，如果连文章的多少都不能把握，怎么能控制文章的好坏呢？而“善奕之文”的“执术驭篇”就像下棋一样，有一定的规则可循，能够有序地等待情况的发生，恰当地根据时机来把握契机，不会错失正确的道路。如果“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就会取得良好的效果，“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写文章的功夫到这个时候就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对于这段话的终点，学界也存在不同的看法。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杨明照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祖保泉的《文心雕龙解说》、陆侃如和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王运熙和周锋的《文心雕龙译注》、周勋初的《文心雕龙解析》等将这一段包含至文章的末尾“亦鄙夫之见也”。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郭晋稀的《文心雕龙译注》、王礼卿的《文心雕龙通解》、周振甫的《文心雕龙今译》等则认为该段到“断章之功，于斯盛矣”为止。笔者认为后者更为可取。因为这段主要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来研究文术的价值和意义，这一意思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已经完成，下面将转到“申论本篇之所由作”[9]149。

4 说明设置《总术》的目的

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从“夫骥足虽骏”至“亦鄙夫之见也”是对设置《总术》的原因进行的说明，但是由于对本篇的主旨存在不同的理解，导致对这段话的理解歧义重重。由于这段话对于《总术》的主旨至关重要，现抄录于下：“夫骥足虽骏，纆牵忌长，以万分一累，且废千里。况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所以列在一篇，备总情变，譬三十之辐，共成一毂，虽未足观，亦鄙夫之见也。”[6]656我们逐句疏解一下这段话的意思。刘勰从类比开始其论述。刘勰讲，好马虽然跑得快，但是缰绳不宜太长，缰绳太长这个小小的失误有可能毁坏好马的千里之行。刘勰的这一类比是为“况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所以列在一篇，备总情变，譬三十之辐，共成一毂，虽未足观，亦鄙夫之见也”服务的。刘勰的意思是：好马都会因为缰绳过长而废千里之行，《文心雕龙》虽然讲了很多文术，但是它们是共相弥纶、相互配合的关系，因此，不能将《总术》放在它们中间去讲，如果将《总术》放到其他篇目去讲，就会出现一个篇章含有两个主题的问题，这样就破坏了其他各篇主题的相对独立性。于是，他就单独设立了《总术》，总括性地论述文术的各种情况。其中，“一物携贰，莫不解体”表面讲的是一个物体如果携持二心就会解体，实际指的是《总术》与《文心雕龙》其他各篇的关系。用刘勰的话说，《总术》与其他各篇的关系就像“三十之辐，共成一毂”一样，“一毂”虽然不发生具体的作用，但是它对“三十之辐”具有统领的作用。《总术》虽然没有提出具体的为文之术，但是它对整个《文心雕龙》论述到的为文之术具有统领的作用。许多研究者由于没有搞清楚这段话之间的语脉关系，将这段话中的“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作为本篇的主旨，认为《总术》的主旨在于强调多种文术相互配合的问题。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一物携贰，莫不解体”就变成了一篇文章的写作有很多原理，有一个构成部分违背了原理，文章就没有不解体的。这样的理解完全违背了句子之间的语意承接关系，是脱离文本逻辑的郢书燕说。我们还可以反向推论，能否将《总术》并入《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章呢？答案是否定的。《总术》虽然是对《文心雕龙》其他篇目论述到的文术的总括性说明，但是它与其他各篇立论的角度明显不同，如果将其放在其他各篇必然造成其他各篇“一物携贰，莫不解体”，破坏了文章结构的完整性。

这段话中的“备总情变”是标题“总术”的最好注脚。“情变”在《文心雕龙》中有多种意思，可以解释为情感的变化，也可以解释为情况、事情的各种变化，这里用的是后一种意思，意思是《总术》是对文术情状的总括性说明。一些学者将其理解为情感的变化，这就无法准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了。“总术”的总是总合、总括的意思，术是为文之术，合起来就是总括地论述为文之术。刘勰为什么要总括地论述文术呢？黄侃将其解释为“彦和之撰斯文，意在提挈纲维，指陈枢要”是恰当的，就是为了强调研究文术的重要性。但是黄侃说“此篇乃总会《神思》以至《附会》之旨，而丁宁郑重言之，非别有所谓总术也”则不能成立。理由是，一方面，如前所述，刘勰对文术的论述并不局限在下篇的创作论中，而且还涉及到上篇的“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另一方面，《总术》并不是对《神思》以至《附会》主旨的总结，而是总括性地论述文术的重要性。

《文心雕龙》的“赞”言是对每篇主旨的概括说明，由于对《总术》的主旨有不同的理解，导致对“赞”言的理解差异很大。大多数学者将“赞”言中的“务先大体，鉴必穷源”理解为“论文叙笔”中的“文体”，郭晋稀认为这里的“大体”和“源”都指《总术》。[5]510笔者认为郭晋稀的看法更准确。这一句是接上一句而言的，上一句说“文场笔苑，有术有门”，这一句的意思是，要掌握这些文术，首先要掌握它们的总源头，它们的总源头就是“乘一总万，举要治繁”的《总术》。《总术》对整个文术具有统领的作用，懂得了《总术》才能“举要治繁”，有效地控制各种具体的文术。刘勰强调《总术》的理论根据在于，在他看来，虽然人的思想没有恒定的规则，但是一些有关创作的规律却是永远存在的。《总术》虽然没有提供具体的创作方法，但是它的设置却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总术》表征着刘勰将文学创作的方法上升到理论自觉的高度。这一点与后世理学家的对比中表现的尤其明显。理学家将文学视为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不仅抹杀了文学创作的独立性，而且完全否定探讨文学技巧的积极意义。刘勰专设一篇来讨论文术的重要性不仅标志着中国古人对文术的自觉，而且意味着“术”这一概念已经从哲学和兵家术语进入到文学领域，开启了文人探讨文学创作技能的先河。

5 结 语

综上所述，如何划分《文心雕龙·总术》的段落结构和语脉逻辑是限制准确把握《总术》主旨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在详细梳理《总术》的段落结构和语脉逻辑的基础上对《总术》的主旨进行了新的探讨。在笔者看来，《文心雕龙·总术》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从理论的角度论述研究文术的重要性，二是从创作的角度论述研究文术的重要性，三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研究文术的价值和意义，四是说明设置《总术》的目的。其中，前两者是并列关系，共同为研究文术的价值和意义服务，最后一点则是对设置《总术》的目的进行补充性说明。过去的研究者由于不能准确把握这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导致对《总术》的理解充满歧义，这是需要予以辨正的。另外，本文所谓的段落划分只是根据现代人的段落意识以及对《总术》语脉逻辑的把握进行的结构划分，刘勰本人未必具有现代人的段落意识，这是需要补充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