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 言

两岸贸易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自1979年祖国大陆与中国台湾恢复经贸往来以来，两岸贸易经历了涨落起伏的发展，其中既有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更有政治关系的潜在影响。虽然两岸贸易是一个经济问题，但是两岸贸易政策的制定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需要双方内部政治程序的支持，更需要双方基于共同愿景的友好协商，而这一切都必须以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为前提，两岸关系的起伏变幻将严重影响两岸贸易政策的制定、进而影响两岸贸易的发展。因此，两岸贸易应该放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进行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两岸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两件标志性的重大事件，对两岸贸易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正向影响。第一件大事发生在2005年，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访问大陆，两岸政治互信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自从奉行“台独党纲”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于2000年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台湾当局非但没有改变李登辉执政时期提出的“戒急用忍”的两岸贸易政策，反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积极开放，有效管理”这一专门针对祖国大陆的限制性贸易政策，两岸经贸往来受到了严重阻碍。在两岸政治经济交流全方位受阻的非常时期，连战于2005年访问大陆可谓两岸关系的“破冰”之旅，此行不仅以两岸政党之间交流的形式打破了两岸关系之僵局，更与祖国大陆达成了包括促进两岸经济全面交流在内的“五项愿景”。此后，两岸关系逐渐回暖、两岸政治互信得到增强，这为两岸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政治环境。

第二件大事发生在2010年，《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正式签署并生效，两岸经济合作得到了极大的深化。自从奉行“不统不独”政策的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于2008年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台湾当局逐渐在政治上放弃与祖国大陆的对立，转而在经济上积极寻求与祖国大陆的深度合作，并主动提出希望与祖国大陆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一政治经济诉求。2010年6月29日，两岸正式签订ECFA，双方承诺将逐步减少或消除海峡两岸之间实质多数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减少或消除海峡两岸之间涵盖众多部门的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推动海峡两岸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进而推动两岸贸易的发展。签订ECFA以来，两岸经济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程度明显加深、政治性阻碍明显减少，这为两岸贸易的发展创造了自由化程度较高的经济环境。

但是，在两岸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各种负面声音。这些负面声音不仅来自台独势力对连战访问大陆、签订ECFA的负面评价，还来自部分台湾民众对两岸经贸合作的误解甚至敌意。2014年3月，“逢陆必反”的民进党利用台湾岛内部分民众担心两岸经贸合作可能对台湾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的心态，在台湾岛内鼓动、策划了反对签署《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ECFA的后续协议之一)的“太阳花运动”，最终导致服务贸易协议无法在台湾顺利完成“立法”，两岸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因台独势力的干扰而陷于停滞。由此可见，如果不对这些关于两岸政治互信和经济合作的质疑予以强有力的回应，那么负面声音最终将演变为阻碍两岸贸易发展的实际行动。

2016年以来，秉持台独政见的民进党重新获得台湾地区的执政权，新一任的台湾当局不仅在两岸关系根本性质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而且还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两岸政治互信的基础受到严重破坏，两岸经济合作的步伐也逐渐放缓甚至停滞。在此关键时刻，研究并检验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对两岸贸易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尝试采用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将两岸政治互信和经济合作放在一个框架里，检验其对两岸贸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两岸政治经济关系与未来发展做出评析。

二、文献综述

(一)政治因素、经济合作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政治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热点，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强调各种政治因素对一国贸易政策的影响。Krasner(1976)发现，一国若在国际体系中拥有绝对优势的权力，则该国必将选择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政策。Grossman和Helpman(1994)提出了保护待售模型(Protection for Sale)，将国内利益集团看作特定贸易政策的需求方、将政府看作特定贸易政策的供给方，并认为政府在利益集团给出的政治献金总水平下选择自身最大化效用水平的贸易政策。进一步，Tovar(2011)分析了游说成本对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Bombardini和Trebbi(2012)分析了不同行业游说模式的决定因素。Stoyanov和Yildiz(2015)的研究则表明，不同国家执政党的政治倾向将显著影响两国之间的贸易模式。目前，国内的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尝试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中国的对外贸易问题。盛斌(2001)指出，在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贸易政策既可能是“慈善”的政府实现社会福利函数和提供社会保险的途径，也可能是“自利”的政府为了寻求政治支持或竞选获胜向少数利益集团出售的政治商品。鲍晓华和朱钟棣(2006)利用“国家利益”和“利益集团”特征指标解释了中国技术性贸易壁垒保护政策形成的原因。唐宜红和徐世腾(2007)在保护待售模型的基础上对贸易摩擦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王孝松和谢申祥(2010)研究了中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决策机制和形成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是政府兼顾国家利益和国内各种利益相关群体诉求的折中结果。Wang等(2013)分析了美国对华贸易法案的立法过程，发现对华贸易法案是否通过取决于特殊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影响。

经济合作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也是学界长期跟踪的热点话题。Baldwin和Jaimovich(2012)研究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区这一“多米诺”现象。Anderson和Yotov(2016)研究了自由贸易协定(FTA)对一国贸易条件的影响。Hur等(2010)利用96个国家1960～200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TA对贸易流量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直接的贸易自由化影响之外，FTA的辐射性特征还会为贸易流量的增长带来额外的正向影响。Leung(2016)分析了FTA对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签订FTA使得双边贸易流量平均增加了155%。关于经济合作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加入WTO和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两件大事上。关于加入WTO，毛其淋和盛斌(2014)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的理论框架，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进行的分析表明：中国加入WTO显著推动了企业的出口参与，其中对本土企业的推动作用更大，并且入世主要是通过集约边际的途径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Imbruno(2016)分析了加入WTO对中国制造业进口贸易的影响。刘啟仁和黄建忠(2016)利用1998～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DID方法分析了加入WTO对中国企业层面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进口关税削减的“规模效应”在初期抑制了存活企业对生产率进步的贡献幅度，但其后的“竞争激励效应”又提升了存活企业的生产率贡献幅度。关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陈雯(2009)运用引力模型对2002～2006年中国和133个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与东盟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同东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Yang和Martinez-Zarzoso(2014)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农业、化工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等行业引致了大量的、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周曙东等(2006)和仇焕广等(2007)则利用GTAP模型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区域农产品贸易的动态影响。此外，彭支伟和张伯伟(2013)还分析了TP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对中国的影响。

总的来看，在关于政治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方面，已有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国际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学”，较少关注政治因素对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在关于经济合作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方面，已有的研究普遍认为签订FTA、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助于推动双边贸易流量的增长。

(二)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对两岸贸易的影响

关于政治互信对两岸贸易的影响，已经有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李非和蒋含明(2012)、蒋含明和李非(2012b)、陈必修(2013)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政策虚拟变量进行分析，结论均表明：两岸“三通”的实现有效降低了贸易成本，但台湾当局所制定的“戒急用忍”和“积极开发，有效管理”等针对祖国大陆的限制性经贸政策提升了两岸贸易成本。因此，海峡两岸可以搁置政治争议、继续挖掘贸易成本下降的途径，降低两岸经贸往来中的障碍与壁垒，促进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实现共同繁荣。

关于经济合作对两岸贸易的影响，目前学者们主要在GTAP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ECFA的政策效果。张光南等(2011)、张光南等(2012)利用GTAP模型及相关地区关税校准，分析了ECFA“早期收获”和“全面实施”两种降税安排对两岸的经贸影响，研究发现：短期内，早期收获计划将对大陆的贸易余额和贸易条件产生负面冲击，但长期动态条件下将显著促进两岸贸易、经济增长和福利水平，且台湾地区的改善幅度大于大陆。蒋含明和李非(2012a)采用GTAP模型，从宏观经济和产业层面模拟预测了ECFA的建立对于两岸经济贸易等方面所可能造成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ECFA的签订推动了两岸贸易的成长，提高了两岸实际GDP的增长速度与福利水平。谢锐等(2012)采用GTAP模型模拟中国大陆参与东亚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各种不同场景，结果显示：通过ECFA参与中国大陆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三种模式均有利于提高台湾来料对大陆出口垂直专业化的贡献度，有利于台湾走出在东亚分工体系中被边缘化的困境，从而优化海峡两岸产业垂直分工体系。此外，顾国达和陈丽静(2011)利用联立方程模型模拟了ECFA早期收获清单的实施对两岸贸易及台湾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ECFA早期收获清单的实施无论对两岸贸易还是整个台湾经济都具有较为显著的增长效应。向洪金和赖明勇(2011)利用局部均衡COMPAS模型，就ECFA对两岸纺织品生产和贸易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分析，结果表明：ECFA对两岸间纺织品贸易会带来积极影响，但由于供需弹性、市场规模的差异，ECFA对台湾纺织品出口祖国大陆的积极影响要远大于对祖国大陆纺织品出口台湾的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从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看，在统一的框架内研究政治因素、经济合作及经济基本面因素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早就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研究的基本范式；然而，从已有的对两岸贸易的研究来看，虽然目前已经有学者开始注意到政治因素对两岸贸易的影响，但是绝大部分研究都仅从经济合作一个角度来考察两岸贸易，尚未有研究将两岸贸易的发展放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进行系统研究。据此，本文试图在已有的文献基础上设计一个包括政治因素、贸易政策及经济因素在内的分析框架，对两岸贸易关系进行探索性的研究。本文余下的部分安排如下：第三部分介绍两岸贸易流量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框架和实证方法，以及具体的计量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第四部分报告了实证结果；第五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了总结和讨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涵义。

三、研究方法、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来研究连战访问大陆、签订ECFA对两岸贸易的影响。DID模型的基本表达形式如下：

yit=β0+β1treati×Dt+β2treati+β3Dt+εit

(1)

其中，yit是被解释变量，treati是处理组虚拟变量(如果i属于处理组，则treati=1；如果i属于对照组，则treati=0)，Dt是政策虚拟变量(政策冲击发生之前，Dt=0；政策冲击发生之后，Dt=1)，εit是随机扰动项。

对于处理组，政策冲击发生后，E(y|treat=1，D=1)=β0+β1+β2+β3；政策冲击发生前，E(y|treat=1，D=0)=β0+β2。因此，处理组的差分估计：

E(y|treat=1，D=1)-E(y|treat=1，D=0)=β1+β3

(2)

对于对照组，政策冲击发生后，E(y|treat=0，D=1)=β0+β2；政策冲击发生前，E(y|treat=0，D=0)=β0。因此，处理组的差分估计：

E(y|treat=0，D=1)-E(y|treat=0，D=0)=β3

(3)

式(2)减去式(3)，即差分之后再差分所得到的结果为β1。因此，处理组虚拟变量和政策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系数即为“双重差分估计量”，反映了政策冲击的净效应。

在运用双重差分法之前，首先必须确定政策冲击。图1表明，连战访问大陆和签订ECFA之后，两岸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均获得了大幅度、稳健持续的增长，大陆对台湾持续贸易逆差的状态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这表明，作为增进两岸政治互信、推动两岸经济合作的标志性事件，连战访问大陆和签订ECFA不仅推动了两岸贸易的总量增长，还提高了两岸贸易的自由度、改善了两岸贸易结构。因此，将连战访问大陆设定为政治冲击、将签订ECFA设定为经济冲击是比较合适的。

图1 2000～2014年两岸贸易情况

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对两岸贸易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对不同地区的影响又不尽相同。在长期的对台交流中，祖国大陆的沿海地区始终与台湾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往来，海西地区则更是具有“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而台湾当局在与祖国大陆各省份的交流中，也对沿海省份采取了相较内陆省份而言更大规模的开放政策。因此，沿海省份对台交流相较于内陆省份而言更加密集。此外，由于距离是外生变量，根据距离来划分样本不会造成内生性问题。基于此，本文参照韩军等(2015)的做法，根据地理位置来划分样本，将沿海地区(对台交流的高强度地区)设定为处理组，将内陆地区(对台交流的低强度地区)设定为控制组。

图2表明，高强度地区的对台贸易总量和贸易逆差程度均远远超过低强度地区，尤其是连战访问大陆和签订ECFA前后的对比更为明显。这表明：连战访问大陆和签订ECFA这两个重要事件对于两岸贸易的总量和结构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的影响差别极大，这构成了本文使用DID方法的基础。

图2 2000～2014年不同地区的两岸贸易情况

(二)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DID模型来分析政治互信对两岸贸易的影响，具体的回归模型如下：

Tradeit=α0+α1×Highi×LianZhant+α2×Highi×ECFAt+α3×Highi+

α4×LianZhant+α5×ECFAt+φXit+ωZit+μi+λt+εit

(4)

Exportit=β0+β1×Highi×LianZhant+β2×Highi×ECFAt+β3×Highi+

β4×LianZhant+β5×ECFAt+φXit+ωZit+μi+λt+εit

(5)

Importit=γ0+γ1×Highi×LianZhant+γ2×Highi×ECFAt+γ3×Highi+γ4

×LianZhant+γ5×ECFAt+φXit+ωZit+μi+λt+εit

(6)

Struit=δ0+δ1×Highi×LianZhant+δ2×Highi×ECFAt+δ3×Highi+δ4

×LianZhant+δ5×ECFAt+φXit+ωZit+μi+λt+εit

(7)

其中：Tradeit表示对台进出口贸易，Exportit表示对台出口贸易，Importit表示对台进口贸易，Struit表示两岸贸易结构指数(=对台进口/对台出口)；Highi是处理组虚拟变量(高强度地区=1，低强度地区=0)，本文定义沿海省份为高强度地区，内陆省份为低强度地区；LianZhant是第一个政策虚拟变量，连战访问大陆之前为0、之后为1，即2000～2004年为0，2005～2014年为1；ECFAt是第二个政策虚拟变量，ECFA签订之前为0、签订之后为1，即2000～2009年为0，2010～2014年为1；Xit是能够直接影响两岸贸易的控制变量，Zit是可能会影响两岸贸易的控制变量，μi是个体固定效应，λt是时间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扰动项。

能够直接影响两岸贸易的控制变量Xit，主要包括两岸市场规模(Market)与两岸贸易成本(Cost)。关于两岸市场规模，为了克服传统贸易引力模型将GDP作为市场规模变量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张少军(2013)的做法，将人口作为市场规模的代理变量，具体算法为Market=大陆省份的人口总数/台湾的人口总数；关于两岸贸易成本，鉴于汇率波动与贸易距离均会显著影响两岸贸易成本(李非等，2012)，本文用两岸汇率与两岸贸易距离的乘积来表示两岸贸易成本(Cost)，两岸汇率为人民币兑新台币的名义汇率，两岸贸易距离为大陆各省省会城市与台北市的经纬度坐标距离。

可能会影响两岸贸易的其他控制变量Zit，主要是指大陆省份的经济环境中可能会影响两岸贸易的因素。鉴于出口退税、金融发展、所有制结构均会对进出口贸易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钱学锋等，2015；施炳展和齐俊妍，2011；马俊英等，2015)，本文进一步选取宏观税率Tax(=税收总收入/GDP)、金融发展Finance(=金融机构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金融机构年末人民币存款余额)和所有制结构Stateown(=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控制变量。

在本文构建的上述4个模型中，系数α1、β1、γ1、δ1分别表示连战访问大陆对两岸进出口、出口、进口和贸易结构的影响，而系数α2、β2、γ2、δ2则分别表示签订ECFA对两岸进出口、出口、进口和贸易结构的影响。

具体而言，本文使用2000～2014年各省统计年鉴中的对台进口、出口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数据包括19个省级单位，即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云南、陕西、甘肃、新疆。根据地理位置是否沿海，把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海南归为高强度地区，把山西、黑龙江、安徽、江西、湖南、广西、重庆、云南、山西、甘肃、新疆归为低强度地区。高强度地区受两岸政治互信的影响更大，区位优势与长期以来形成的政策优势使得这些地区的对台贸易总量远远高于低强度地区。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检验

(一)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对两岸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首先，对式(4)进行回归，用以检验政治经济冲击对两岸贸易总量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见表2)，在未添加控制变量时，High×LianZhan的系数为525.1、显著为正，High×ECFA的系数为207.8、显著为正；在添加了能够直接影响两岸贸易的控制变量之后，High×LianZhan的系数为502.5、显著为正，High×ECFA的系数为149.7、显著为正；在进一步添加可能会影响两岸贸易的其他控制变量之后，High×LianZhan的系数为412.9、显著为正，High×ECFA的系数为127.8、显著为正。这表明，连战访问大陆和签订ECFA之后，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量有了显著增长，且连战访问大陆这一政治冲击对两岸贸易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签订ECFA这一经济冲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政治上的互信和经济上的合作均能有效促进两岸贸易的发展，而政治互信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经济合作。

表2政治经济冲击对两岸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续表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t值，下同。

此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能够反映一些有益的结论。在进一步添加可能会影响两岸贸易的其他控制变量之后，Market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Cost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这说明引力模型的基本结论适用于两岸贸易，即：两岸贸易总量与双方的相对市场规模成正比，与双方的贸易成本成反比。

(二)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对两岸出口贸易、进口贸易的影响

其次，分别对式(5)、式(6)进行回归，分别检验政治经济冲击对两岸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影响。具体而言：

从对台出口贸易的DID回归结果来看(见表3)，在未添加控制变量时，High×LianZhan的系数为116.5、显著为正，High×ECFA的系数为84.14、显著为正；在添加了能够直接影响两岸贸易的控制变量之后，High×LianZhan的系数为104.6、显著为正，High×ECFA的系数为70.27、显著为正；在进一步添加可能会影响两岸贸易的其他控制变量之后，High×LianZhan的系数为74.51、显著为正，High×ECFA的系数为57.09、显著为正。这表明，连战访问大陆和签订ECFA之后，对台出口贸易总量有了显著增长，且连战访问大陆这一政治冲击对对台出口贸易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签订ECFA这一经济冲击。因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政治上的互信和经济上的合作均能有效促进对台出口贸易的发展，而政治互信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经济合作。

此外，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Market的系数不显著、Cost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相对市场规模无法显著影响对台出口贸易，但是贸易成本对对台出口贸易的抑制作用仍然稳健存在；Tax、Stateown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宏观税率、国有经济占比的提高，大陆会更加积极地展开对台出口贸易。

从对台进口贸易的DID回归结果来看(见表3)，在未添加控制变量时，High×LianZhan的系数为408.5、显著为正，High×ECFA的系数为123.7、显著为正；在添加了能够直接影响两岸贸易的控制变量之后，High×LianZhan的系数为397.9、显著为正，但是High×ECFA的系数不再显著；在进一步添加可能会影响两岸贸易的其他控制变量之后，High×LianZhan的系数为74.51、仍然显著为正，而High×ECFA的系数依然不显著。这表明，连战访问大陆对之后，对台进口贸易总量有了显著增长，而签订ECFA则没有给对台进口贸易带来显著、稳健的正向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政治上的互信能有效促进对台进口贸易的发展，但是经济上的合作则不具备此方面的显著影响能力。

表3政治经济冲击对两岸出口贸易、进口贸易的影响

续表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t值，下同。

此外，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Market的系数显著为正、Cost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引力模型的基本结论适用于对台进口贸易；Finance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加深，大陆会更积极地展开对台进口贸易。

总的来看，政治互信对两岸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均能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且对对台进口贸易的推动作用要明显大于对台出口贸易；但是，经济合作虽然能够显著推动对台出口贸易的发展，却不能稳健地影响对台进口贸易。

(三)政治互信、经济合作对两岸贸易结构的影响

再次，对式(7)进行回归，用以检验政治经济冲击对两岸贸易结构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见表4)，在未添加控制变量时，High×LianZhan的系数不显著，High×ECFA的系数为1.482、显著为负；在添加了能够直接影响两岸贸易的控制变量之后，High×LianZhan的系数仍然不显著，High×ECFA的系数为1.752、显著为负；在进一步添加可能会影响两岸贸易的其他控制变量之后，High×LianZhan的系数依旧不显著，High×ECFA的系数为1.711、显著为负。这表明，连战访问大陆这一政治冲击并未有效改变两岸贸易结构，但是签订ECFA这一经济冲击有效改善了祖国大陆对台贸易长期逆差的状况。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经济上的合作能够有效改善两岸贸易结构，但是政治上的互信对两岸贸易结构的影响不甚明显。

表4政治经济冲击对两岸贸易结构的影响

注：*、**和***分别表示10%、5%和1%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t值，下同。

此外，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Cost的系数显著为负，Stateown的系数也显著为负，这表明贸易成本的增加和国有经济占比的提高都将对两岸贸易结构的改善发挥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政治互信能够全方位推动对台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总量增长，而且影响力度要远远大于经济合作，但是却不能有效改变大陆对台湾长期逆差的状况；经济合作能够有效推动对台出口贸易的总量增长，但是不能有效推动对台进口贸易的总量增长，不过却能有效改善大陆对台长期逆差的贸易结构。

上述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两岸贸易的特殊性：长期以来，祖国大陆始终对台湾实行政策性进口，而台湾当局则对大陆商品进岛重重设限，因而祖国大陆对台贸易长期逆差的状态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诱因。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格局下，政治上的互信更多地体现在祖国大陆对台湾人民展示友好与善意，因而其影响更多地表现为总量增长、而非结构改善；经济上的合作则必须兼顾提升经济效率这一目标，因而其影响更多地表现为结构改善、而非总量增长。

五、结论及讨论

本文在大陆与台湾地区双边贸易流量的研究中，首次采用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运用DID方法实证检验了政治冲击和经济合作冲击对两岸贸易流量和贸易结构的影响，主要结论有：第一，从总量上看，政治互信和经济合作均能有效促进两岸贸易的发展，且政治互信的推动作用要大于经济合作。第二，分别从出口和进口看，政治互信对两岸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均能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且对对台进口贸易的推动作用要明显大于对台出口贸易；经济合作虽然能够显著推动对台出口贸易的发展，却不能稳健地影响对台进口贸易。第三，经济上的合作能够有效改善两岸贸易结构，但是政治上的互信对两岸贸易结构的影响不甚明显。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明显的政策涵义。首先，以政治互信为基础的政治关系良性发展是两岸经济合作和贸易发展的根本所在。这或可回答两岸政治经济关系的未来走向。当前，两岸经济合作受到阻碍、经贸交流已经到达瓶颈，而破题的关键在于以政治互信为基础，推动两岸进行政治接触、甚至是政治谈判。台湾当局如果持续以各种理由抗拒政治关系进入良性互动的发展轨迹，无疑会使得两岸政治、经济关系双双陷入困境。在两岸关系中，“政冷经热”的局面在中长期似乎难以为继，而经由“先经后政”次序达成两岸统一似乎也只能是权宜之计，两岸终需共同寻求政治解决之道。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2005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共同迈出了历史性一步，通过政党对话建立起的两岸沟通新模式，有助于推动两岸关系向着打破僵局、平等互利、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值得庆幸的是，在台独势力重掌台湾执政权的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国民党继续扛起了“以政党良性互动推进两岸政经互动”的大旗。2016年9月4日，中国国民党第19次全代会通过了题为“真诚反省、勇于改革”的政策纲领案，“探讨以和平协议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可能性”的提法首度明确写入该党政纲，中国国民党将积极扮演台海和平与稳定的角色，这有利于推动两岸交流与合作。

其次，在政治关系受阻的情况下，即便经济关系有所推进，两岸贸易的结构性问题也难以得到有效改善。在台独势力掌权的陈水扁执政时期，两岸关系突出表现为“政冷经热”，此阶段两岸贸易表现出了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特征，两岸贸易结构亟待改善；在台独势力重新抬头的马英九执政后期，《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制定在台湾受阻，两岸贸易自由化进程受到了极大制约；及至代表台独势力的蔡英文执政以来，两岸政治关系严重受阻、经贸交流几近停滞，两岸贸易的发展受到了明显的阻碍。两岸交流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两岸政治关系难以深入发展的情况下，“政冷经热”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无助于两岸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基于此，我们呼吁台湾当局(尤其是奉行台独党纲的民进党当局)，应在两岸关系的基石——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保持与祖国大陆的良性政治互动关系。这是推动两岸贸易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也是事关两岸人民福祉的真正所在。

以上两方面的政策启示，是本文在两岸贸易研究的一个贡献。与当前关于两岸贸易的主流观点——“搁置政治争议，促进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实现共同繁荣”(李非和蒋含明，2012；蒋含明和李非2012b)相比，本文认为：政治互信是两岸贸易长足发展的根本保障，当前两岸贸易已经在“政冷经热”状态下到达瓶颈，必须寻求政治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