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晓煌 袁本涛 杨晓平

摘 要：运用文献法，从分析框架、研究主题、影响因素等三个方面，梳理国外学者关于国际学生流动的研究现状。结果表明：国外国际学生流动研究的分析框架更为丰富，推拉理论、人力资源理论、文化资本理论、国际移民理论等成为主流研究框架；研究主题进一步拓展，从主要聚焦流动规模、流动结构及其国家间的比较研究，转向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因素、国际学生主体留学经历与适应性、国际学生流动与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国际学生流动与国际移民身份角色之间关系等方面的研究；研究需进一步加强多维度的细分研究，多视角探究国际学生流动多样化的样态，以进一步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关鍵词：国际学生流动；理论框架；研究主题；因素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学生流动规模迅猛增加。据统计，1970年全球范围内国际学生规模仅为39万，1980年、1990年与2001年国际学生规模分别增加到84万、117万和200万，2010年国际学生已达370万人， 2025年国际学生预计将达到580万[1]。

国际学生大规模的跨境流动现象逐渐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国际学生流动成为国外学者一个热点研究领域。本文基于国际学术视角，从分析框架、研究主题、影响因素等三个方面，梳理国外学者关于国际学生流动领域的研究现状与成果，以期对我国学者关于国际学生流动以及来华留学教育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观点与理论。

二、国际学生流动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早期研究文献中，国际学生流动被设定在新自由主义分析（neo-liberal frame）理论分析框架之中，被视为一种“贸易”[2]或“流动”[3]，西方学者趋向于孤立地研究教育国际化与国际学生流动。

在过去10年中，越来越多西方学者开始批评这些研究的局限性，并运用推拉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文化资本理论、国际移民理论等建构分析框架，对国际学生的流动进行解析。

“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是对国际学生流动具有一定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国际知名比较教育学家阿特巴赫（Altbach）是其主要倡导者之一。该理论将影响学生与人才流动的各种因素归为“推力”和“拉力”两大类，“推力”是指存在于国际学生输出国家中促使学生外流的不利的驱动因素，“拉力”则指的是存在于国际学生接收国家中吸引国际学生流动的积极的拉动因素，拉力因素具体表现为八个方面，即提供给国际学生奖学金的可能性、高水平的教育质量、先进的研究设备、适当的教育设施、可能被录取并获得经济资助、适宜的政治气候、有机会获得国际生活经验、适宜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

在“推拉理论”基础上，一些学者细分维度与因素，进一步解析国际学生的流动[4]，他们将国际学生输出国与接收国中的推拉因素分解为外部因素与国际学生的个体因素，丰富了国际学生流动的分析框架。

作为国际学生流动的一个理论框架，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学生的国际流动与留学是国家政府或个体家庭对学生个体的一种典型的人力资本投资，高等教育的投资是个人教育中投资额度最大、未来收益最显著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研究表明，国际学生流动可以带来许多收益[5]，这些收益可能是货币形式的经济收益，如个体未来更高的收入、更合理的支出、健康的身体和更大的职业机动性和发展前景，也可能是非货币形式的收益，如知识与能力水平、心理健康水平、闲暇质量与家庭生活质量及其社会地位的提升。

20世纪70年代，布尔迪厄提出了“文化资本”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教育既是文化资本的一种符号，又是社会分层与流动的工具。作为一个符号与工具，教育再生产着社会阶层与结构，影响着各种资源与资本在同代和代际之间的转换与传递，以及特权阶层与弱势阶层在教育选择、社会机会和资源方面的分配。有的学者[6]进而将高等教育证书定位为“位置商品”，为获取这种商品，国际学生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上追求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等教育，通过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来变更他们的社会地位。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累是国际学生海外留学的主要预期，国际学生留学选择的决策影响着其海外留学的预期。

国际移民理论也是西方学者解析国际学生流动的一种理论框架，研究多在探析国际学生流动和潜在移民之间的联系。迁移理论中“成本—效益模型”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如果预期收益大于国际迁移的货币成本，就有可能形成国际学生流动与迁移行为。作为一种特定元素的迁移，国际学生流动是一种特殊的国际迁移现象。分析表明，在留学接收国学成毕业后获得就业机会是国际学生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7]，教育程度越高，越有留下成为国际移民的机会[8]。西方一些新的迁移理论也用来解释国际学生流动，如“社会选择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国际迁移是一个集体决策与策略，旨在确保家庭单元经济生存与发展能力的提升，社会单位（比如家庭）影响着国际学生流动与迁移决策的形成[9]。

当下，全球经济已进入后工业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已成为科学技术创新的一个关键指标，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和繁荣的重要资产，也成为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优势。为应对全球的人才争夺战，在吸引科学家、工程师等各类人才的同时，西方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关注国际学生这一群体的发展，集成战略发展国际学生教育，大力吸引并留住高层次国际人才[10]。国际学生政策已成为发达国家获取高技能人才的一个战略，国际学生流动也已成为高技能移民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因为拥有特殊的经历、技能和社会关系，国际学生被视为潜在的熟练技术人才，能够更容易融入当地的劳动力市场[11][12]。目前，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放宽留学规定、简化学生签证申请流程、允许学习期间打工等措施，推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吸引并网络世界各地优秀的国际学生人才[13][14][15]。

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提出新的分析模型研究国际学生流动。Park在分析韩国学生出境留学时，构建“2-D”理论模型，第一个D是驱动因素（driving force factor），表示本国影响学生留学海外的驱动因素，第二个D是目标因素（the directional factor），指向影响学生留学目标选择的方向因素[16]；Cantwell等运用个性（意向，倾向）、经历以及期望分析框架，研究赴墨西哥留学国际学生的动机与目的，探讨欧洲、北美、拉美地区国际学生选择墨西哥作为留学东道国的影响因素[17]。

三、国际学生流动的研究主题

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国际学生流动只是在最近十几年才逐渐被国外学者关注。2000年前，关于国际学生流动研究的出版物仅有市场战略[18]、经济收益评估、教育学评估[19]，以及心理学评估[20]，国际学生流动的研究主要聚集于流动规模、流动结构与流动趋势及其国际比较，以及国际学生流动的价值研究[21]等。比如，1948年以来，国际教育协会（IIE）每年均发布年度报告：《开放之门：国际教育交流报告（OPEN DOOR：A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change）》，研究分析国际学生流动的现状与趋势，包括入学、经费援助、学习领域、来源地与目标国。

近年来，西方学者开始调适研究视角，将国际学生流动嵌入到全球化、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国际移民等理论框架中，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或调查数据，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拓展了国际学生流动的研究主题，这些主题包括：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因素[22][23][24]25][26]、国际学生流动与海外学位相关的文化资本的关系、国际学生流动在社会阶层再生产中作用与角色[27]、国际学生的经验及其对国际城市的影响[28] [29]、通过国际教育而产生的世界性身份的角色研究[30] [31]、家庭战略与当代国际学生流动之间的关系[32] [33]。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探讨了不同形式移民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34]，研究国际学生跨国界网络和旅居的作用，以及移民与国际教育之间的重要关系，分析国际学生流动在民族国家教育再生产的价值与作用[35]、国际学生留学的收益及其经历对个人发展的影响[36] [37] [38] [39]，探析世界一流高校的建设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全球性分层和等级化及其对国际学生流动的推拉影响，国际学生流动与文化流动的关系[40]。

目前，许多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加强国际学生对高等教育需求与高等教育内外部环境满意度的研究，剖析国际学生在海外学习生活以及跨文化适应等方面的障碍与困难。20世纪80年代，国际教育协会（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eators，AIE）对在美国高校留学学习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学生进行留学学习和居住生活方面的需求研究，其中涉及就业前景、居住环境、留学资助、就读层次、英语水平等维度及相关主题。2004年，国际教育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CIE）在学生住宿、与当地社会融合、休闲、适应障碍与困难等方面，对来自世界150个国家的国际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与分析，研究国际学生流动中的现状。从2010年开始，澳大利亚政府教育与培训部每两年均对在澳大利亚就读的国际学生进行了全面调研，聚焦于国际学生对高等教学质量的满意程度与综合评价，而且，在留学澳洲的动机与选择、学业、花费等维度，对国际学生进行系列实证调研。

四、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因素研究是西方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国际学生流动不仅受输出国与接收国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制约，而且受留学主体个体特征的影响。任何单一因素或单方面维度的分析与研究，都可能无法对国际学生的跨国流动做出全面、合理的诠释。

一些西方学者研究表明，影响国际学生流动有7个最为核心的因素，分别是校园吸引力、校园参观、家人推荐、专业课程设置、大学介绍、离家距离、校园文化氛围[41]；胡利与林奇经过研究得出，课程适合性、大学位置、学术声誉、离家距离、大学类型、家人师长建议是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最为关键的因子[42]；林通过对荷兰7所大学研究认为，影响学生选择的因素主要是教育质量、就业机会、学校声誉、培训机会、教师质量、学术水平、硬件设施、课程设置、学生生活以及留学生组织[43]；有的学者研究得出，国际学生流动的动机因素包括：学生进入特殊学习项目的能力、对国外社会的认知与期望、毕业后移民的意愿等[44]。这些研究探讨了外部环境与背景、学生个性特征和能力与国际学生流动之间的关系，为国际学生如何作出留学选择提供了的注解。

苏塔与特纳认为，影响国际学生留学选择的因素可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大类，客观因素包括课程类型（专业设置）、学术声誉、校园文化氛围、教师质量、学校类型等，主观因素包括离家距离、家人看法、朋友的选择等[45]。经过研究，他们认为，课程适合性、学术声誉、就业前景、教学质量是其中最重要的四个影响因素。其他一些学者还认为，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因素还包括高校教育体系的国际化[46]、经济发展对全球人才的竞争、文化资本的地域特征[47]等。

在对影响国际学生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时，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的不同观点。一些学者还将影响因素划分为个体和公共的动因[48] [49] [50]。公共因素表现为输出国与接收国学术、社会、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因素，其“推”或“拉”国际学生选择特定的国家去留学；个体因素涉及到学生的个体选择（如饮食口味、生活方式）[51]，以及個体的特征（如学术能力、性别、年龄、动机、期望）。当国际学生个体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学术、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接收国，或者学生对接收国缺乏足够的认知信息时，国际学生更可能依赖于他们个人的兴趣、关注与期望来选择留学的目标国家。

一些学者开始对影响因素进行细分研究，亚萨尔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对于来自西方和经济发达国家的学生而言，个人因素是影响学生出国留学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于来自东方和经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学生而言，经济和学术因素是主要的影响因素[52]；母国与东道国之间文化、经济和历史相似性决定着经济发展中国家学生流动的规模与方向；尽管从欠发达国家向经济发达国家流动是学生国际流动的基本发展走势，在“边缘”地区也存在区域“中心”，吸引大批学生从边缘地区和其它国家流向边缘的中心区域留学学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研究表明：讲英语的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是国际学生出国留学的核心目标地区。一些学者提出，英语语言、多样化的学术项目、卓越的研究能力、高质量的学术，以及留在目标国的前景成为拉动国际学生留学的决定因素[53][54]。

近年来，国际学生流动业已成为一些经济发展中国家和非英语国家的一个重要议题[55][56]，这些国家的高校能够提供英语学习项目，并且具有卓越的研究能力以及竞争性的学费，同时，一些研究型高校的存在，以及与“中心”国家精英高校的合作伙伴关系也成为吸引国际学生流动的主要因素[57]。

五、结语

综上所述，近几十年来国外学者关于国际学生流动的研究主题进一步拓展，从主要集中研究国际学生流动的规模与结构及其国家间的比较，开始转向国际学生流动的影响因素、国际学生主体留学经历与适应性、国际学生流动与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国际移民和身份角色之间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分析框架更为丰富，从新自由主义分析框架发展为推拉理论、人力资源理论、文化资本理论、国际移民理论等。

目前，西方学者关于国际学生流动的研究已形成一定的成果，但同时，这些成果多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國际学生流动，亦即为“边缘”国家赴“中心”国家，或“中心”国家赴“中心”国家的国际学生流动的研究。而且，多年来西方学者在该研究领域已建构了概念体系，占据着国际学术研究的中心与主流的话语体系，这些西方概念体系，以及研究成果能否充分、全面地解析国际学生流动的现实样态，以及留学学生主体的留学选择与留学体验？这需要学者进一步加强多维度的细分的实证研究，探究“中心”赴“边缘”、“边缘”赴“边缘”国家的国际学生流动与迁移的流动样态，进一步验证、补充，或者修正西方学者的研究假设与推论，并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国际学生来华留学，是国际学生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的国际间流动是来华留学生教育的一个宏观背景。加强来华留学生教育的研究，加入国际学生流动研究的对话，可以增进国际学生流动学界对来华留学问题的合理关注，也是延展并丰富该领域学术研究的一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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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赖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