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玺 刘爱生

摘 要：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这一中层理论，可以发现，中世纪大学的创建是一种自发的产物，它脱胎于行会组织，受惠于基督教的意识形态；中世纪大学的制度化是因为它承袭了宗教理性的价值观，秉持了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信念；中世纪大学的治理则建立在理性计算与非理性预测混合的基础之上。中世纪大学内含的理性精神和信仰力量，一直延续至今，并促进现代欧美大学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世纪大学；新制度主义；成型；治理

当前，有相当多的研究从文化的视角来探讨中世纪大学的起源、发展和治理。然而，文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可以“被用来对人类社会中一系列的现象进行事后‘解释”[1]。这种情形极有可能带来宏大叙事的弊病，使得研究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叙述、完满的设想。因而，在宏观的“文化”与微观的“大学”之间嫁接一个中层理论似乎更为适切。其中，制度理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是因为：第一，制度与文化紧密相联。霍夫斯泰德指出，制度遵循文化，通过对文化的适应而起作用；反之，在一种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制度又能够使作为制度基础的文化延续下去。“如果不考虑文化，我们就无法理解制度，而理解文化则意味对制度的考察。缺乏对其中任何一个的解释都是无效的。”[2]第二，新制度理论具有中层理论的特性。斯科特指出，制度理论并不会寻求普世的社会法则，或者回到早期那种“纯粹的描述与叙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