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晋：

为什么会有这一组诗?

石头：

从《肉》之后的《随便诗》《无所诗》，再到2015年的《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写作应该让每一个汉字都要与内心“贴紧”，不能有“贴紧”之外的多余的汉字。这种“贴紧”关系的建立，不是单单依靠写作，而是重新生活，是重活，不单单是知，而是行，不单单是说，而是做。云南大山本身就是一个廓大且爽朗的意象，2016年有个机缘与几个朋友相会于山野，便写下了这首《云南朝山记》。

唐晋：

《云南朝山记》一如你的当下的诗风，并且，在继续减降修辞意义的同时，更加突出强调文字的记录功能。这个并非由这首诗的题材决定，在所谓时间、地点、人物的具象罗列下，其实表现的仍然是个人“心念”、状态的记录。你对“当下”的注意力以及过后对这一“当下”记忆的反溯能力使得全诗成为一个比较浑然的“场”的集合，并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你内心较为长久的一种稳定、平和。可以说，每一次出行，或者说每一首出行所得诗作的出现，都成为你对自身状态的及时捕捉。

石头：

唐晋兄的解读非常到位，谢谢！从《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之后，我的重要作品都不在小意象、小修辞上着力，而是以一个“场”来呈现诗歌的基调，也可以说是以“气”来完成作品的构造。如何让写作成为自己的写作，而不是别人的写作，这是每一个成熟的诗人的“焦虑”，也是构建一个独特文本的出发点。如果不能打破现有的诗歌“规矩”，就无法深入无人之境。从目前我的写作方向来说，古代的山水诗、禅诗，当下那些从禅文化出发的书写，从禅意生发禅意的文字，大都因其不“近心”无法给我带来大喜悦。经常有人对我疑问，你焚烧自己的诗集，你行脚，你吃苦，是不是为了写作而做个样子，甚至作秀，我笑一笑。在最近的一个纪录短片里我回答说，我不管别人，对于我来说，如果不去走，不去行，不去吃苦，我觉得自己还无法贴近那些“未知之物”。

唐晋：

朝山，这个“朝”说出了你的恭敬之心。我们知道你经常去朝台，在一种习惯里，朝台可能放大了人一生的“行进”过程，它使得行者更容易关注到自身，关注到自身与外界的关系。或许正是对这一“疏远”的享受和追求，人会发现自己的成长，正如里尔克描述过的。因此，“疏远”自然也成为你诗作的基本建构，除了我们已知的你对修辞的剔除之外，你还要在诗作中消除“诗意”，消除与阅读之间应具有的那种“温度联系”。就是说，你的诗作不负责“向外”，而更多地形成一种自适。

石头：

每个人与外在事物之间都有一个“我见”，而大多数人会非常固执地、诚恳地认为这个“我见”是真实的。却不知道，在我们与外在事物之间还存在一个东西，就是“无明”，而后才是“我见”，也就是说“我见”是由“无明”决定的。我们大多数人习惯了向外张望，而忽略了对自身的关照，这便是问题所在。在自己没有弄明白自己之前，对外部的“我见”都是可疑的。自觉的人生就是做个清洁工，不断清扫自己的“无明”，我愿用一辈子打扫自己内心的垃圾。朝台也好，行脚也好，都是在清扫。我的写作也可以说是一个清洁工的写作，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唐晋兄提到的“疏远”，其实就是显发“本来面目”，这才是人的“正常”，人活着就应该这样。但我们现在往往把不正常当作正常，正常的事情却以为不正常，价值判断完全扭曲，问题的根源还是“无明”。不论是剔除修辞，还是消除诗意，主要是把诗直接写出来。这种“直指”的写作，与当下很多人“作为诗人的写作”是不一样的，我也一直警惕自己写那种“诗人之诗”。写对我来说是要还原为本能，我只写一种非写出来的诗，但写出即诗。

唐晋：

记得在首届诗当代论坛上，我曾半开玩笑地说，石头从五台山下来去了崂山，是不是要学“穿墙术”，以解决目前创作中的困境，等等。当时我和你的观点冲突主要在于“修辞”。从我的角度，修辞是诗的基本属性，伴随着行吟诗人给听者以丰沛鲜活的想象，一定程度上消除着时间和空间距离。对我而言，很难想象一首诗脱离了修辞之后的样子究竟会有多么的理想。我承认你在剔除修辞方面的确获得了相对比较好的效果，但它几乎只适合一首，否则很难看到多首诗产生并表现出来的那种丰富性。也就是说，我认为你的剔除修辞在具体的文本上只具有某种“唯一性”，比如，如果与《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相比，《云南朝山记》基本上变化不大。

石头：

呵呵，唐晋兄提到的“修辞”问题，可以用另一个词来置换，那就是“技巧”或者“技艺”。对那些过度修辞的诗歌，我内心一直拒绝。修辞是显化的、暴露的，而技艺不是。“技艺”是在“修辞”之后的打破和提升，是化“修辞”于无形。如果敞开来讲，这个问题比较大。我的写作是在写作过程中解决技巧问题，也可以说是让写作自身解决写作的技巧问题，让技巧自然地来，自然地呈现，就像呼吸一样。我曾提出一个“诗歌的临界点”概念，在这个临界点，不增加一点，也不减少一点，写出即是。其实，从《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之后，我的作品已经形成了一种“气息结构”。诚如兄所言，这首诗因为在写作时间上与《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较近，可能会让人感觉到变化不大，但这只是表面的。因为很多技巧已经平常化，也一体化，并没有“暴露”出来。写作是有秘密的，这里我也没有必要老王卖瓜了。

唐晋：

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在你最近几年的作品身上渐渐具备了一种“文献”的品质，它无疑是一种原生态的气息，但又有着无处不在的经验积累，甚至还包括写作者个人的体悟。如果想在这样的路子上走得很远，我觉得还需要减弱体现“行”的那部分，继而增强“要义”的容量。

石头：

我的写作就是我的修行，不是表达，不是表现，也不是炫耀，而是“磨”。修行到哪里，便写到哪里。记得平兴寺延道法师说过一句，“走路不问路，走山不看山”，这句话可能能够表达我的写作。用写作来克服写作，用写作来消除写作，这大概就是我的轨迹。

唐晋：

云南也是你的常驻之所，六大茶山那些大大小小的寨子几乎都被你踏遍。据我所知，你也有另外一些更宏大的创作构想与茶山有关。诗禅茶都是修行。朝台是一种方式，朝茶山是一种方式，所求不尽相同。但在有和无之间，你如何恒定自己的内心？

石头：

我们常常把写作当作“另外一件事情”，甚至神圣化、道德化，好像写诗就高人一等，这很搞笑，这些都是名利之心在作怪。其实，写诗是平平常常的，喝茶是平平常常的，参禅也是平平常常的，都是一回事情。放下名利之后，对于我，五十岁即是新生，这样算来今年我刚刚一岁多。五十岁已经归零，现在不论什么事情，常常会有一种新鲜之美。五台山也好，太姥山也好，鸡足山也好，鹅屋大山也好，古六大茶山也好，在它们面前，我只有一颗恭敬之心，没有多余之心。

唐晋：

记得你曾经提出诗思考十条：“1.‘我如何在’，这一直是诗歌中的核心问题；2.不论是冷抒情，还是热抒情，以及事实的诗意，等等说法，最后都要回到这个问题上；3.不论是第一人称，还是第几人称，最终还是这个问题；4.首要的是‘我’有多大，‘我’有还是没有；5.接下来是‘如何在’，这必然指向语言；6.对诗歌异质的追求，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7.没有独异性的诗歌写作，都是无效写作；8.写着写着，就什么也没有了；9.写出一种什么也没有的诗；10.一种有却没有的诗。”你的诗作实践基本上遵循着你的思考前行。对于后面三条，我觉得更接近佛学概念。写作，特别是诗的写作，几乎是一生力量的集聚与耗散。佛讲圆融，诗人可能更渴望一种大成现实，这其实是两个方向，或者说是两种人生。圆融意味着去执，这一点，诗就是执和我执。

石头：

佛法也好，诗法也好，没有二法，这要看在什么层面去讨论。在低层面上，它们好像是分开的，但到最高层面却是无二的。前面我讲过，我的写作就是我的修行，修行到哪里便写到哪里。你说的圆融是修行的最高境界，也就是真正达到了无我。达到了无我，什么我执、法执便自行脱落，这很难。我一直敬重王维，王维诗歌的高度不是写出来的高度，而是修行的高度，其诗歌背后这个巨大的支撑却被多数人忽略。很多人写是一套，做又是另一套，耍聪明，耍滑头，这样的写作可能貌似很美，却是我拒绝的。古人的那种苍莽之气，在我们这里已经衰微了，但我不甘心。任何形式的取巧，都过不了内心这一关，我愿意像古人那样重活、重写。

唐晋：

……有时候想，这个石头在云南待那么久了，还不回来？有时候想，这个石头还不去云南？呵呵……

石头：

云南地处边远，存活着蛮荒气息，那里还有很多古人出没，我去云南就是去找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