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锦厚

（四川大学 出版社，四川 成都 610041）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吞并我东北大好河山，进逼华北。此时，游学欧洲归来的吴宓，面对此情此景，心如刀割，义愤填膺，立即利用自己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为阵地，开辟“国难与文学”专栏，高举起抗战救国的大旗，为坚持抗战到底呐喊。

吴宓以手中的笔作为枪，从1931年9月28日起到1941年被胡适、沈从文逐出《大公报》，先后撰写并发表了《民族生命与文学》《中华民族在抗敌苦战中所应持之信仰及态度》《道德救国论》《世界历史世界文学训示吾国人应积极抗敌苦战牺牲到底论》《论战争能振起民族精神并产生充实光辉之文学》一系列长篇专论，以余生的笔名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并刊发大量鼓舞士气，发扬国魂的诗词。

从9月28日开始，10月5日、10日、19日连载长篇论文：《民族生命与文学》，论述文学的巨大作用。文章说：

外患侵逼，吉辽沦陷，我全国上下，方忍辱负重，励志矢诚，以谋救国，以图御侮，当此之时，而言文学，毋乃太迂！虽然，文学与民族之命运，实有至密切之关系。夫国家民族之盛衰强弱，亦如个人在社会中之升沉荣枯。一时之利害得失不足轻重，要视其根本之培养与永久之趋向为如何。培养得其道，趋向得其正，则今日虽弱，异时必强。侵地可復，条约易改。远之如齐国鲁汶阳之出，近者如法国取回阿尔萨斯罗伦。历史如电影，舆图常易色，我国民固无所用其悲丧忧急，此一义也。然孟子曰：人必自侮也，然后人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