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婉明

（南京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教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绪言

张屏瑾曾将郭沫若等前期创造同人归国之初在上海的震惊体验视为影响他们“自我主体意识生成”的重要因素，认为他们在踏入上海城之前，心中本来充满着“强烈的归国认同，也就是欲将自己投入个人-国家-民族的综合体之中去”，但很快发现眼前并非想象中的家园美景，而是“帝国主义的‘异族涂炭’”。这种体验导致的“民族主体失落感”，使他们“从个人主动寻找家国主体认同，到失望、幻灭，转而拒斥、对立，（中略）运用种种譬喻，将上海塑造成种种与“我”对立的意象和名物。当‘我’和‘你’——上海的界线完全分明后，‘我’的自我叙述以及批判性思考的合理性，也就随之确立起来”。由于张屏瑾这篇文章主要是考察刘呐鸥的上海体验，所以对创造社没有再进一步论述，但其视角是富于启发的。以伊藤虎丸为代表的对日本留学与创造社关系研究中，在日本接受的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艺术家意识”、个人主义思想等一直被视为影响他们个体意识觉醒的决定性因素。张屏瑾则提出了另一个视角：归国之初在上海的遭遇对创造社作家的个体意识生成及其民族国家认同的影响，即创造社的主体意识是在还乡后，因为无法认同上海所代表的现代中国而被动生成的。沿着张屏瑾的视角，本文将深入分析创造社作家1920年代写作的还乡故事中的上海形象，并通过与同时期在华旅行的日本作家描绘的中国形象对比，讨论上海的震惊体验是如何反映了他们观看故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