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振杰

作为一名地道的河北人，我读《陌上》是无比享受的，因它带给我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从节气时令到乡间习俗，从自然景观到人物形象，从鸡鸣犬吠到草长莺飞，从家长里短到蜚语流言……小说楔子以“芳村志略”的书写方式有效地激活了我沉睡已久的乡村经验和童年记忆。正文部分，作者又巧妙地运用两套笔墨分别为我们勾画出两幅陌上图景——一方面是以工笔细描的表现手法描绘出一幅田园风情画，另一方面是以散点透视的艺术手段呈现出一幅当代乡村浮世绘。两者互为表里，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清新明快的文字，错落有致的段落，色彩鲜艳的描写，张弛有度的叙事，加上一些方言俚语恰到好处地点缀其间，使得小说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从这个意义上讲，付秀莹被评论界誉为“荷花淀派的精神传人”是不无道理的。我们姑且不论“地域文学”这一概念是否存在实质意义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仅从文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河北农村作为付秀莹的精神原乡和文学母体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就作品对地域文化的表现力而言，《陌上》之于河北，与《红高粱》之于山东、《白鹿原》之于陕西、《繁花》之于上海、《一句顶一万句》之于河南，是可以等量齐观的。

然而，《陌上》毕竟又是陌生的。它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并且与时下流行的“三农”主旋律叙事模式泾渭分明。付秀莹笔下的芳村既不是闰土的“故乡”，又不是翠翠的“边城”，也不是小二黑和李有才的“刘家峻”和“阎家山”，更不是刘能、赵四的“象牙山”或喜耕田的“新农村”。即便是将《陌上》放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乡村地图之中加以考察，它也算得上是一个另类的存在。窃以为，《陌上》的独特性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乡村社会现状的复杂性。面对愈演愈烈的城市化与市场化进程，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剧烈变化。从物质到精神，从肉体到灵魂，一切似乎都处于动荡之中，呈现出鲜明的过渡性特征。新的与旧的，好的与坏的，对的与错的，真的与假的……原本界限清晰的价值判断逐渐变得模糊混沌，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无法有效应付新的变革，传统的礼治秩序濒于瓦解，新的法治秩序尚未健全，整个中国乡村社会普遍处于价值真空的状态。为了能够尽可能全面、立体地呈现当下乡村社会的现实样貌与精神生态，付秀莹巧妙地采取一种可以称为“两级并置的文本策略”的方式，来呼应巨变之中的乡土中国。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处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借用这一经典句式来评价付秀莹的《陌上》：从题材上看，它既是乡土的，又是反乡土的；从结构上看，它既是松散的，又是整饬的；从内容上看，它既是日常的，又是非常的；从叙事上看，它既是“红楼梦”的，又是“金瓶梅”的；从视角上看，它既是内在的，又是外置的；从节奏上看，它既是舒缓的，又是急促的；从色调上看，它既是温暖的，又是阴郁的；从审美向度上看，它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从文学质地上看，它既是圆润的，又是尖锐的，既是“荷花淀派”的，又是“中国在梁庄”的；从艺术效果上看，它既是诗意的，又是反讽的，既是写实的，又是隐喻的……小说在形式上的二律背反和内涵上的辩证统一成就了与众不同的“付秀莹文体”。

一、 《陌上》：“新”乡土，还是“反”乡土？

“乡土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叙事模式异彩纷呈，大致呈现为三种类型：一种是“鲁迅式”的，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启蒙视角深刻反映农村的落后与凋敝，冷静地描摹农民的贫穷、麻木、愚昧的生存状态；另一种是“沈从文式”的，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将乡村世界理想化处理，以恣情的笔调、怀旧的心态，着力表现田园生活的恬静从容以及乡土社会的人情美、人性美；再一种是“赵树理式”的，以革命乐观主义的表现方式，追踪社会现实，紧跟时代步伐，摹万千风云于笔端，细致地描述乡村的新气象和农民的精神变迁。新世纪以来，乡土作家在这三种创作类型上各有耕耘与开拓，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乡土小说，如莫言的《蛙》、贾平凹的《秦腔》、阿来的《空山》、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东西的《篡改的命》、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关仁山的《麦河》、格非的《望春风》，等等。但是，乡土小说在创作上获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暴露出自身的诸多艺术弊端，如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写作初衷被异化为时下流行的“返乡体”寓言式书写，城市中产阶级带着都市怀乡情绪来审视乡村的破败与颓丧，遮蔽了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沈从文作品中对都市文明“阉寺性”的揭示被有意无意地漠视与忽略，“乡村”完成沦为小资意义上的“诗与远方”；赵树理笔下鲜活灵动的个体生命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政策符号和艺术脸谱。一言蔽之，当前的乡土小说创作普遍存在着现实感和真实性缺失的问题。如何在继承传统经典的基础上摆脱写作窠臼，这是每个乡土作家必须面对的压力与挑战。对此，付秀莹有着清晰的认知，并且试图以一种兼具融合与创新的艺术表现方式来激发乡土文学的新活力，努力重建当代乡土小说的现实感与真实性。

据付秀莹本人解释：“陌上”本是中国古典诗文中的词语，字面解释为“乡间小路”。古典味道十足的意象与封面配图相得益彰，一位长裙蹁跹、步态从容的女性行走于乡间小路之上，除此之外，皆为大面积留白，一种关于乡村的传统的“田园想象”不知不觉已萦绕于读者心头。进入楔子，这种惯性的文学想象进一步被强化。从鸡零狗碎谈起，向家族姓氏说去，兜兜转转，且行且停，从容不迫，娓娓道来，小卖部、磨坊、药铺、烧饼摊子……想到哪就说到哪，想起啥就说点啥。看似闲庭信步、走马观花，实则别具匠心、深思熟虑。随着阅读的深入，小说风格渐渐起了变化，恬淡的乡村风景背后那股“浓得化不开”的阴郁底色渐次分明，蓦然回首，我们才恍然醒悟，原来此前精心营造的“田园想象”不过是作者释放的一枚烟雾弹，真正的目的却是要将“一切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你看”。《陌上》的文字绝非烈火烹油，却似温水煮蛙，无声无息间，给人不寒而栗之感。小说楔子中关于符家人改姓的一段叙述，极具代表性——符家子弟，走出芳村，进入城市，为了与过去的自己划清界限，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姓氏改掉——由“符”变“付”，省掉的岂止是“上面的竹字头”那么简单，它意味着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其中隐藏着改姓的芳村人内心深处强烈的优越感，以及对“落后/进步”的价值判断。名字与身份证不符虽然给当事人带来诸多不便，并且引起父亲的不悦，但是与实实在在的钞票相比，不能当吃、不能当喝的姓氏，“终归不是什么大事”。这段文字表面上波澜不惊，信马由缰，实际上暗涛汹涌，十面埋伏。付秀莹借姓氏中的“符”字巧做文章，以“符”变“付”，折射世道人心，“付”非“符”也，暗指名实分离。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名实不符、名实分离几乎成为《陌上》中的一个大型隐喻，渗透在芳村的方方面面。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农民脱离土地。有评论指出，在《陌上》的楔子中，作者如数家珍般地为我们描述了芳村的“节气”：“破五”放炮赶“穷”、初十“老鼠嫁女”、正月十五“唱大戏”、二月二“送新鞋”、寒食节“上坟烧纸”、端午节“包粽子”、中秋节“吃月饼”、十月一“送寒衣”……付秀莹以白描铺排的手法将华北平原上的民间传说与乡村礼俗逐一介绍，语言鲜活灵动，令人过目难忘，仿佛一幅乡村“风俗画”映入眼帘。然而，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严格意义上的“节气”并非春节、端午、中秋这些传统节日，而是我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俗称“二十四节气”。付秀莹将节气与节日混为一谈，是疏忽大意也好，刻意为之也罢，毋庸置疑的一点是，芳村的农民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土地分离。《陌上》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部非“乡”亦无“土”的“反”乡土小说。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乡土社会里，农民是和泥土分不开的，“土”是他们的命根，直接靠农业谋生，人是黏在土地上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然而，在《陌上》中“土地”这个被农民视为命根的重要元素却是严重缺失的。芳村人基本上都不事农耕，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身于商业活动之中，无论是大全、增志、团聚创办的皮革厂，还是香罗经营的发廊，小鸾张罗的裁缝店，抑或是银花从事的占卜“事业”，说白了都是生意和买卖。卖的是“货”(无论是实物、身体还是“鬼话”)，赚的是“钱”，在这样的价值生态下，芳村唯一的庄稼汉增产不可避免会沦为被众人数落与嘲笑的对象：“一辈子种你那两亩破地，算什么本事？”我们甚至可以说，芳村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乡村，而是现代意义上的城镇；村里的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有着商品意识的市井平民。可见，市场经济与资本逻辑对于农耕文明的渗透与冲击已经达到了无所不在的地步。

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必然伴随着乡土社会中礼法秩序的塌陷。乡土中国向来被称为“人情社会”、“礼仪之邦”，而在芳村中，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几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堂而皇之的资本交易和实用主义。显而易见，维持乡村社会秩序的“礼仪”只剩下一副躯壳，真正的人际交往驱动力是各式各样的“利益”。由“礼”向“利”的转变，折射出礼治秩序已经完全无法有效应付当前乡村社会面临的现实生活问题。费孝通指出：“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风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故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面对“农民脱离土地”问题还是“礼仪向利益蜕变”的事实，作家付秀莹既没有刻意回避，也没有简单地臧否抨击，而是如其所是地陈述与展示当前乡村的真实样态。这种不动声色的“拟自然主义”表现方式，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思辨空间与阐释的可能性。

名与实的分离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乡村社会中“长老统治”的岌岌可危。在《陌上》楔子中，“父亲”对于弟子们将姓氏变“符”为“付”的行为浅“怒”辄止，暗示了维系乡土中国礼法秩序的“长老统治”在城市文明和现代市场逻辑面前的土崩瓦解。“一沓厚厚的钞票”正在成为乡村社会过渡时期新的叙事伦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乡土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是‘无违’，那就是承认长老权力。……在人事范围中，长老保持他们的权力，弟子们在无违的标准中接受传统的统治。在这里不发生‘反对’，长老权力也不容忍反对。长老权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教化是有知对无知，如果所传递的文化是有效的，被教化的自没有反对的必要，如果所传递的文化已经失效，根本也就失去了教化的意义。”在传统的礼治秩序中，擅自改变姓氏，实属大逆不道、数典忘祖，作为长老的“父亲”有权力对其“不孝”之举实施严厉制裁。然而在芳村，“父亲”们的形象已经完全丧失了权威性，或是沦为一群笨嘴拙舌、针扎不出一个响来的“没嘴葫芦”、“木头疙瘩”、“软柿子”、“窝囊废”，或是异化成拈花惹草、荒淫无度的“土豪”、“劣绅”、“流氓”、“西门庆”，形象变得异常猥琐与懦弱，如大全与自己儿子的恋爱对象“有染”；望日莲父亲对女儿以肉体换取金钱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面对建信对春米的性骚扰，作为父亲的难看却敢怒而不敢言……付秀莹之所以要刻画这些被阉割的和兽性大发的“父亲”形象，其目的并非是要爬上道德制高点，生发“人心不古，江河日下”之类的唏嘘感慨，而是旨在通过这些典型人物的性格缺陷和斑斑劣迹，揭示出一个残酷而又不争的事实：当道德仪轨没有了真诚的加持，那么人自身的自然属性便会乘虚而入，胡作非为。

“土地”缺失、礼崩乐坏、父权沦丧、名实分离使得《陌生》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乡土小说，而带有了“反”乡土小说的特质；而作者所采取的两级并置的文本策略以及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写作姿态则进一步丰富和开拓了乡土小说的内涵与外延，使得《陌上》具备了“新”乡土小说的气象。

二、 芳村：“故事”退隐，“心事”滋长

《陌上》全书没有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没有一以贯之的核心主人公，许多人物有头无尾，有始无终，叙事结构上的起承转合也变得异常模糊、波澜不惊。芳村无大事，所谓的“是非”其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家庭琐事，无非是邻里之间、婆媳之间、夫妻之间、妯娌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厂长与工人之间的吵吵嚷嚷、爱恨纠葛，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闲言碎语、飞短流长。作者坦言“我不是一个特别会讲故事的人”，其言外之意是：“故事”并非她关注的焦点。关于小说，付秀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小说小说，关键在于一个‘小’字，小说——至少是我的小说——基本上描写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日常，就如杯水微澜，哪里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发生？作家就是要从细微处产生灵感，发现不同，从一个人、一件事、一个村庄折射社会和时代。”由此可见，作者眼中的“故事”特指那些具有宏大叙事结构，讲述传奇经验，传达微言大义的叙事性文本。这些讲“故事”的小说，在付秀莹看来，“虽然在创作技法上日臻成熟，无懈可击，然而却无法打动人心，更谈不上共鸣。这样的小说问题之一就在于‘写得太像小说了’，缺乏一种从容不迫的诗意与抒情”。因此，她的小说试图反其道而行之，不讲“故事”，只谈“心事”，以一种“大象无形”的表现方式重新将小说本体陌生化，进而促使我们再次思考“小说”是什么，它应该怎么写，或者更准确地说，小说还可以怎么写。某种程度上讲，《陌上》接续的是《红楼梦》、《金瓶梅》的写作传统，如果联系得更远些，还可以追溯到小说的母本——《世说新语》。古典意义上的小说乃是“大道”的对应物，是“引壶卖浆者之流”的“假语村言”和“道听途说”，原本并无太多的“微言大义”。直到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才一跃成为文学之大宗，小说的思想性、社会性、伦理性才日渐凸显。小说写作的着力点逐渐由遗闻轶事转变为“为人生而艺术”。然而，对于小说的价值判断、是非善恶等外在道德、文化意义的过分关注，势必会导致对小说本体的遮蔽——这种遮蔽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内容对形式的遮蔽，二是小说文本他律性对自律性的遮蔽。从这个意义上讲，《陌上》的意义和贡献就在于它不仅让我们重新找到了小说的创作本源，同时将我们熟视无睹、习焉不察的生活重新陌生化，让我们可以停下脚步来细心打量这周而复始、琐屑庸常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像侯孝贤拍的《海上花》一样，在镜头的缓慢摇摆中，在生活起居、酒菜饭蔬、家长里短、闲言碎语之间，还原出生活本相和生存本真。

说回“心事”。《陌上》作为一个没有“故事”的小说，“心事”就成了文本的唯一叙事线索和情节驱动力。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陌上》中的各色人等——尤其是女性形象——都是一副“心事”重重、愁云惨淡的模样。这些“心事”往往因与人物的“家事”或“身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带有很强的私密性，羞于启齿，见不得光，憋闷太久，则郁郁寡欢，一不小心被戳穿，又会恼羞成怒。“心事”的二律背反属性致使人物的心理情绪普遍处在“失落—暴躁”的恶性循环之中。在这种负面情绪的笼罩下，小说中的不少女性形象内心深处都压抑着极大的“火气”，常常因一个极小的细节突然爆发，如翠台催新婚儿子、媳妇起床时吃到“闭门羹”，心里已是不爽，联想到筹备婚礼的艰辛过程，更是心酸满怀，加上儿子的工作问题让她牵肠挂肚，最后丈夫根来的一句无关紧要的风凉话将其彻底激怒；香罗在城里经营一家发廊，从事卖淫嫖娼的人肉生意，不仅遭受邻里乡亲的冷眼与非议，就连自己亲娘也当面骂她“不要脸的养汉老婆”，村里有人结婚都不通知她，羞愧夹杂着愤怒，一股脑儿地都发泄到软弱无能的丈夫根生身上；小鸾前去看望生病的贵山家二婶子，途中遭村里二流子中树调戏，激起她对当年两人“奸情”的回忆，回到家中发现贵山媳妇回礼的点心早已发霉变质，顿时怒火中烧，与丈夫占良大吵一架……“出门受气，回家骂丈夫”似乎成为芳村女性的生活常态。有人说，女强男弱的人物设置，体现出作者自觉的“女权意识”；也有人反驳说，芳村女性的哀怨、悲苦都和男性有着莫大的关系，男性主导乡村的整体逻辑并没有本质性改变，因此《陌上》应是一个“直男癌”的作品。然而，在我看来，之所以会引发上述论争，恰恰源自作者对乡村女性“心事”的细腻描摹和立体呈现。现实情况是，她们要哭，要闹，要吵架，因为积怨已久，无处释怀；然而，哭过、闹过之后，她们又无一例外地退回到自己原来的状态，就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这正是“付秀莹文体”的高明之处，不动声色，不置臧否，两级并置，对立统一，正如李敬泽先生所言：“行于陌上，看次第花开，好一副白描手眼。天下事，犹未定，风云只在女人眉头心头之间。温婉情怀，曲尽万般滋味，见天地，见世道人心。”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芳村的女性既不是义无反顾走出家门的“娜拉”，也不是唉声叹气、喃喃自语的“祥林嫂”，而更像是对丈夫怒其不争、对生活充满抱怨、渴望人生出现转机的“包法利夫人”，她们无意反抗什么，但又不安于现状，想要改变什么，却又力不从心，站在命运的风口浪尖，任凭时代风潮裹挟而去，内心辗转、跌宕，进退失据。

孟繁华先生称：“付秀莹的《陌上》，在叙事风格上，与周作人、沈从文、孙犁、汪曾祺、贾平凹一脉相承。”在我看来，就小说叙事结构而言，《陌上》不仅汲取了“诗化小说”的精髓，同时也借鉴了中国古典话本小说和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写作技法。由于《陌上》采用的是散点式的结构，各个章节之间似乎可以独立成篇，其中并没有必然联系，因而有评论家批评它：“没有时间轴，只是一些空间切片的堆砌，杂乱无章。说得极端一些，《陌上》二十五个章节，如果我们不按已经形成的现在文本，而以抓阄方式重新将其打乱组合，我想，也许不会影响这部小说的大体旨意。”这显然是由阅读惯性所导致的对《陌上》的曲解与偏见，其中涉及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小说中的“时间”问题；另一个是小说的“连贯性”问题。前面提到，《陌上》是一种有“心事”的叙事文本，所以它的“时间”是“心事”逻辑下的心理时间，而非“故事”逻辑下的物理时间。“故事”时间是在线性物理时间主导下，加入倒叙、插叙、预叙等叙事手段的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心事”时间则是由意识流支配的非线性的心理时间，“是在线性时间所指涉的背景或事件中建立起来的全新结构网络”。《陌上》中的人物在吃饭、聊天、约会、偷情之前，现实的自我并无回忆往事的企图，是外界的某种刺激(一个人、一句话、一个物件、一处风景等)突然打开了记忆的阀门，使那些沉睡的“心事”接二连三，鱼贯而出，浮现眼前，如在第一章“翠台打了个寒噤”中，“故事”时间只一茶饭工夫，“心事”时间却仿佛闪转腾挪几十年，从新房上的对联想到盖房时的艰难，从街门上的大红双喜想到儿媳妇过门前的曲折，由香罗的一句闲话勾起“儿子婚后工作问题”这块心病，其中还夹杂着翠台与妹妹素台、闺蜜香罗之间貌合神离的人际关系，顿时令读者产生一种“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梦幻迷离之感。

“心事”逻辑下的叙事结构必然导致文本“连贯性”上的陌生化。由于缺乏“故事”的起承转合，《陌上》的章节之间表面上显得杂乱无章、松散破碎，然而，只要我们稍加转换思维方式，以“心事”逻辑为向导，便会发现小说章节之间在深层结构上是整饬互补、缺一不可的。打个比方，《陌上》的叙事方式就像是一个拼图游戏，二十五个章节就是二十五个局部图案，每个局部图案上又同时携带着其他图案的局部信息，它们彼此对接，共同组成了芳村的完整景象。因此，小说中的人物是相互勾连的，前一章中的主人公可能到下一章中就成了路人甲，而前一章的配角在下一章中又成了主角，这些人物还会时不时地跑到对方的故事里客串、助演。比如说，作者为了塑造翠台这一形象，先后在第一章和第三章中以主角身份进行了正面描写，然后在第二章、第四章中以配角身份进行了侧面描写，觉得意犹未尽，又在第十章中借儿媳妇爱梨之眼，将翠台与素台两姐妹进行了一番对比描写，由此可见，这些章节之间是存在着隐秘联系的，去掉其中任何一个章节，翠台的形象都不会如此地鲜活生动。作者还十分擅长在小说前面设置悬念，留下豁口，然后在小说后面揭示谜底，填补空白，如香罗在餐桌上问及根生妹妹的孕期，看似扯闲篇，实则闲笔不闲，随着“心事”的扩散，答案逐渐揭晓，原来香罗膝下无儿无女，希望把根生妹妹的腹中子过继家中，这种“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叙事技法深得中国古典小说之精义。此外，在《陌上》的章节布局之中，还暗藏着作者严密的内在对称性。例如，第二章中香罗与丈夫根生的关系，与第七章中大全与大全媳妇之间的关系就体现得十分鲜明——在这两个家庭中，夫妻之间身份地位的颠倒与对称，显豁地揭示出乡村社会伦理纲常在资本逻辑和市场规则的统摄下，完全被异化、规约为统一的主仆关系。在人物设置上具有鲜明对称性特征的例子还有第十章中的爱梨与第二十五章中的小梨——爱梨“虽没念过大学，却也念到了高中。念过书的人有一个坏处，就是心事多。心事多呢，烦恼也多”。小梨考上大学，留在大城市，有房无车，春节返乡，面对乡亲们的势利与虚荣，既哭笑不得又自怨自艾——某种意义上讲，爱梨其实就是没有走出乡村的小梨，而小梨则是已经定居城市的爱梨。另如第十一章中的银花与第十二章中的臭菊在叙事视角上相互补充，第十八章中老莲婶子与第二十一章中乱耕大爷的晚年心态颇为相似，第十四章中提及的“读书无用论”与第二十三章中弥漫的“种地无能说”观点接近，第二十四章中“小瑞出走”与第二十五章中“小梨还乡”主旨相通……篇幅所限，不能一一展开论述。总而言之，《陌上》作为一部有“心事”的小说，既非杂乱无章的碎片拼贴，也非逻辑混乱的故事剪辑，而是有着鲜明的内在叙事结构和心理脉络的新乡土实验性作品。

“心事”的滋生与蔓延，渗透到小说的字里行间，因此，《陌上》的语言也带上了“心事”特有的气质与特征。对于小说语言的魔力，付秀莹有着一种天然的敏感与自觉，以及近乎偏执的钟情与自信，她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语言之于我，更像是一个熟稔的情人，体贴、温暖、随意，却又激情暗涌。我们之间，总是不缺少美好缱绻的时刻，灵犀一点，便是自由的飞翔。”首先，《陌上》的语言是流淌的。文本句式短小精炼，三五成行，行云流水，简洁明快，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掷地有声，干净利落。诸如自然界的风霜雨雪、院落里的花鸟鱼虫、餐桌前的色香味形、婚礼上的繁文缛节、女人们的穿戴打扮、情人间的打情骂俏，在作者恣肆汪洋的笔墨中显得异彩纷呈、活色生香。例如，在第十章“大全有个胖媳妇”中，付秀莹对面叶儿汤、“苦累”、手擀面等乡间美食的选材搭配、制作工序进行了巨细靡遗的讲述，使得整个章节俨然成了“太太厨房”的烹饪教学课。为何作者对这些吃食情有独钟？阿城老师早在《常识与通识》中给出了答案：“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为什么会思这些？因为蛋白酶在作怪。”作者对民间风味的细致描摹勾起的是人们对于童年的回忆和故乡的思念，正如《舌尖上的中国》总制片陈晓卿先生所说：“食物是记忆的催化剂，最好吃的永远是家乡的那一道菜。”其次，《陌上》的语言是内敛的。人物对话低回婉转，含蓄蕴藉，时常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颇有九曲十八弯之势。付秀莹没有将笔下的人物简单化或符号化处理，也从不跳将出来，代人物发声，或是对人物指指点点。她喜欢隐藏于每一个章节开头的楔子里，化作一株沉默的庄稼，一颗滚动的露珠，聚精会神但又不动声色地注视着笔下人物的一举一动，耐心细致但又不置臧否地倾听着她们的自言自语。然而，不动声色，并非无动于衷；不置臧否，也并非价值模糊。付秀莹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十分善于将隐含作者的情绪表达“如盐溶水”般化入人物的语言之中，例如，小说文本中的那些女性形象最常念叨的一个词就是“世道”——“她买东西，我这个当婆婆的，倒成了她的钱包。你说说看，这是什么世道？”“现如今这个世道，你那点子能耐，让我们娘儿们怎么活！”“老天爷，这世道，真是坏了。有钱就是爷。”……在人物的口中，“世道”一词是应当加上儿化音的，它是乡下人发泄心中怨气时的通用口头语，就如同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一代不如一代”。由于“念叨”这个词是符合人物身份的，因此我们不会感到有任何违和感，与此同时，其中所暗藏的作者对于乡村现状的反思与忧虑，也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在我们面前。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再次，《陌上》的语言是“诗意反讽”的。付秀莹说过：“就个人的审美偏好而言，我大约是偏于古典的一路。”从容不迫的叙事、浓墨重彩的描写，加上曲折婉转的抒情，为小说建构了一个颇为纯净的诗意世界。但在我看来，“诗意”只是手段，“反讽”才是目的。“诗意”越纯粹，“反讽”越彻底，就如同一杯清水中溅入了一滴墨汁，瞬间变换了颜色。对此，《陌上》中有一组意象体现得尤为明显——陌上的“女人”与“汽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这组意象在小说中先后出现了十余次之多，几乎存在于小说的一半章节之中。

三、 风景：精致的，抑或静止的

当然，以如此苛刻的眼光来指摘《陌上》，的确是有点鸡蛋里面挑骨头，毕竟，付秀莹面临的写作困境也是当代作家所共同遭遇的，她勇于在破裂中尝试整合，在日常中发现异常，在困境中寻求突破，在不可能中言说可能，这已经足以让我们心悦诚服、肃然起敬。

注释

①“阉寺”指宦官。沈从文以“湘西世界”作为现代都市世界的参照物，发现都市文明是一种“阉寺性”文明，在一篇名为《长庚》的文章中他写道：“街上人多如蛆，杂声嚣闹。尤以带女性的男子话语到处可闻，很觉得古怪。心想：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悲剧。雄身而雌声的人特别多，不祥之至。”现代都市人在各种绳索的捆绑下，变得营养不良，睡眠不足，繁殖力下降，成为像阉过的宦官一样的人，表现出违反人性的虚伪和病态的道德观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小说是写于1935年的《八骏图》。

②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页。

③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页。

④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8～99页。

⑤付秀莹：《听付秀莹谈〈陌上〉》，中国作家网，2017年2月28日。

⑥付秀莹：《书写日常生活的诗性》，参见文章《现实主义文学如何重建浪漫主义传统——京津冀作家评论家谈“荷花淀派”继承与创新》，《河北日报·文艺评论》2017年6月9日。

⑦李敬泽点评《陌上》，见小说《陌上》腰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⑧格非：《文学的邀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

⑨付秀莹：《拯救与被拯救——我与语言的私密关系》，摘自付秀莹博客，2014年8月25日。

⑩阿城：《常识与通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