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城镇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这个大背景下，村霸问题依然存在并呈现出幕后化、手段软暴力化、腐蚀性加强的新特点。找准新形势下村霸问题产生的原因，顺应发展方向，从人才保障、执法保障、制度保障和文化保障角度进行思考，净化村霸产生的土壤，更好地应对城镇化所带来的村霸毒瘤。

关键词：村霸治理；城镇化建设；基层政治；村民自治

中图分类号：D4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8）23-0060-02

作者简介：刘莲（1996-），女，汉族，江苏常州人，江苏警官学院，学生。

一、城镇化进程中村霸问题的突出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基层民主政治生态在不断出台各项政策大力推进的同时，由于乡村政治生态固有的封闭性及滞后性，村霸问题依然存在并且展现出了新的特点。

（一）组织形式的“合法化”

就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三局局长孙忠诚对村霸的违法性特征作出了较为系统的七点总结来看，旧有的村霸必然伴随着强烈且明显的违法性色彩。但城镇化对旧有的农村自然政治生态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并带来了“合法”的意识，村霸开始摄取村级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腐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基石。

（二）头目幕后化

在大量的打击村霸的实践过程中，各地均呈现出“打小难打根，春风吹又生”的特点。如今的村霸已经不再浮于表面，而是身居幕后，操纵全局且难抓把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马仔”“打手”也实现了市场化，村霸们不再需要自己亲自出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村霸往往能在乡村中蛰伏几年甚至十几年，不断蚕食乡村基础政治建设。

（三）手段软暴力化

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村霸作恶的手段也在由暴力向软暴力进行转化。手段的软暴力，意味着村霸的定罪量刑更加困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得被压迫者成为“暴力”的实施者。村霸通过经济压制、言语威胁等一切非肢体暴力的方式施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违法的成本却由于这种软暴力而降低，使得暴力愈演愈烈。

二、村霸问题产生的原因

分析村霸问题产生的原因，不能离开农村地区特有的社会生态环境，也要考虑到在如今新旧体制交替、社会急剧变迁、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改变的大环境中，村霸问题产生的原因也更加的复杂，与时代的结合性也更强。

（一）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随着改革开放的洪流，越来越多的青壮年涌入了城市，农村出现了人口空心化。人口空心化随之而来的乡村秩序的坍塌正在加深。一方面农村缺少了可以担起建设地方重任的青壮年，乡村陷入一种空有政策没有对策的局面。另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青壮年的流失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庞大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群体，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于村霸大多选择“忍”的态度，这就更助长了村霸的嚣张气焰。

（二）农村警力不足导致治安环境相对较差

农村警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受农村客观因素的制约，警力的使用效能较低。乡村派出所管理区域大、单警装备差、各所间联系不够紧密、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电子监控及区域照明设备不足、排查基本靠巡逻的现状使得违纪违法之事便很难有确凿证据，案发后侦破难度大，使得村霸行恶更加肆无忌惮。二是乡村治安组织形同虚设，民警工作量倍增。在农村，本应由村民自觉自发的治安管理监督组织由于村民的知识文化水平有限、不理解法制的重要性等原因往往形同虚或者直接落入村霸的掌控。三是民警工作积极性不高，威信下降。乡村派出所民警往往任务繁多但得不到重用，严重影响了工作积极性，在村民中的威信也不断下降，警民矛盾加深，民警工作陷入被动，给村霸们可乘之机。

（三）偏重于经济发展的乡村治理是新村霸形成的温床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比例达到50.32%，农村经济的发展始终牵动着全党及全国人民的心。一方面，长期以来国家乡村治理的重点在于“脱贫致富”，城镇化进程中也是侧重于缩小乡村与城市的经济差距却忽视了政治建设的差距。另一方面，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大力推进惠农、强农政策，大量资金、项目由此进入农村社会。但农村社会尚未形成完善成熟的财务监管机制，财务监管始终得不到有效落实。更有甚者，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一些村霸通过非法手段当上村干部，利用职权非法支配集体土地，控制集体企业和经济组织，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

（四）基層政治生态恶化使得“村官”变村霸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随着国家法治化的推进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加之近年来基层党委、政府治理工作的深入，传统意义上依靠个体暴力手段的村霸有所减少，而披着村官外逃的“隐性村霸”则有逐步上升的态势。在当前查处的基层违纪违法案件中村官占据了案件数量的70%以上，由村官腐败引起的信访已占农村信访总数的50%以上，这表明村官变村霸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近几年一批批带着“官帽”的农村“黑老大”纷纷浮出水面，大快人心之际，应当反思为何如此多的村官都腐化成为了村霸。一是村民自治受我国农村固有的惰性影响；二是监督的不在场。现阶段，70%的村监委仍旧依附于村委会，丧失了监督权；受长久以来的人情社会的影响，很多村民都碍于情面而不愿监督。此外，农村的社会网络不发达，社会舆论监督在乡村难以落到实处。基层政权的腐化加之监管的不在场，使得乡村的政治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村官变村霸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三、村霸问题的治理

村霸的治理，绝不是简单地加强打击力度就可以彻底解决的，加大违法成本不可否认可以起到很好的震慑作用，但想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要由过去偏重于经济发展的乡村治理，转向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并重，通过全面的改革彻底消除乡匪村霸产生的土壤。

（一）人才的引进与培养是解决村霸问题的首要条件

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原有的封闭性逐步瓦解，城乡经济生活迅速一体化，但政治生活却长期处在失衡的状态中。城乡公共基础设施配给差异性仍然巨大，在乡村，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都得不到保障。村霸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的是一次基层政权的大换血，这就需要引进具有管理能力和法制意识的人才与发展培养有道德、有思想、有能力的新乡贤。农村自治的有效落实依赖于有能力有道德的青壮年，但在现阶段青壮年的外流，导致乡村建设队伍力量严重不足。只有让村庄留得住人，方能实现自治，而有效的自治才能减少治理成本，进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乡村秩序的內在更替与再造。

（二）下沉警力与创新巡防机制是精准打击村霸的基础

缓解农村的治安问题，一是要加强排查，二是要准确把握农村刑事犯罪的客观规律。首先，警力下沉是缓解农村治安持续恶化的关键一步，将多余的警力沉入农村一线，同时实行轮岗制度，分期分批安排机关民警到基层进行轮岗，为农村基层公安带去更先进的工作方法及技术。其次创新巡防机制，构建乡、村级义务的巡逻队并承担部分巡防义务及调解社会矛盾的任务，对于缓解警力不足的现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村霸问题的治理迫切需要优化基层政治生态

目前农村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成为阻碍农村进一步发展的拦路虎，王岐山在中纪委十八届七次全会上指出“要加大对‘村霸和宗族恶势力的整治，决不允许其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侵蚀基层政权”。净化基层政治生态环境，是振兴乡村战略的重要保障，也是解决村霸问题的核心所在。基层政治生态的净化，应当创新“打”、“管”、“监”三位一体的农村治理新模式。“打”就是要提早、精准、深入打击，对出现的村霸恶势力现象要打早打小。在下沉警力的基础上，组建专门排查组，构建全面的信息网络，对涉嫌村霸问题的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全面掌握情况，制定风险防控预警机制。对于村霸犯罪背后的“保护伞”要追究到底并加大处罚的力度。同时要把整治村霸纳入到政绩考核之中以提高震慑力。“管”意味着基层干部的选举与任免、各项事务的决策、乡村的治理都应该有民主与法制的在场。首先，必须规范民主选举制度，防止一些抱有不法目的的村霸走上基层干部的位置。要在农村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充分保障村民的自主选举权。同时县乡党委要做好候选干部的资格认定严防村霸进入干部群体。其次要加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制度的建设，杜绝村民会议有名无实的现象，防止权力腐化。最后要创新农村的治理机制，利用城乡交流的优势，村干部要定期规范交流，防止形成固定利益集团，同时要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健全的安全保障。“监”就是要建立村监会、村民、社会舆论三者有机结合的监督体系，给与村监会应有的权利。同时要充分开放村民的监督举报渠道，村务公开、财务公示。最后是要利用好舆论媒体的监督作用，开设村霸问题专栏全程跟进农村建设，营造一个法治化的农村社会舆论环境。

（四）农村教育精准投入是解决村霸问题的长远之计

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可见优先发展农村教育是提高民生保障水平、塑造美丽乡村的关键一步，从长远来看是净化村霸滋生土壤的良方。从村霸的构成来看，70%都是充当“隐性村霸”的“马仔”的知识文化水平不高的青壮年。这些年轻人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正确形成且自身条件限制了其在社会上立足，易被金钱驱使。因此加大农村教育精准投入、提高农村教育水平是净化村霸滋生土壤的良方。在已经基本实现农村孩子“有学上”的目标后，“上好学”成为农村教育的下一个目标。幼儿教育的发展、高中教育的普及、职业教育的推广应该早日提上日程。全方面的教育覆盖，作用不仅在教书，更在育人，培养出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人才才是农村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上好学”使得农村增加了留住人的资本，也使得农村孩子有了将在社会上立足的本领与建设新农村的能力，如此一来，村霸的潜在发展对象变少了，同时这些年轻人又能反哺乡村，成为打击村霸的坚实力量，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 参 考 文 献 ]

[1]冀承阳.村官变村霸现象暴露乡村治理困境[J].人民法治，2017（02）：90-91.

[2]马华，王晋茹.基层政治生态中的村霸问题及其治理[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9（06）：55-62.

[3]冀承阳.村官变村霸现象暴露乡村治理困境[J].人民法治，2017（02）：90-91.

[4]宋赵来.村霸现象之深思[J].同舟共进，2016（01）：33-34.

[5]仇叶.富人治村的类型与基层民主实践机制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17（01）：52-66+142.

[6]周其森.铲除村霸该从哪入手[J].理论与当代，2017（05）：53.

[7]王忠信.乡村治理背景下的村霸现象及其治理[J].改革与开放，2017（19）：6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