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重行行
2018-11-06马慧元
马慧元
一
偶然地,我在文集《音乐和数学:从毕达哥拉斯到分形》(Music and Mathematics: From Pythagoras to Fractals,2006)一书中发现了一篇有趣的文章《音乐中的几何学》,想必其作者霍奇斯(Wilfrid Hodges)也是位标新立异的音乐家。好奇地搜索了一下,只见网上有个一九四一年出生的霍奇斯,是伦敦大学的数学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主攻模型论—我不相信是同一个人,但居然真是!大多数介绍他的网页只提及他的数学成就,他自己也没拿音乐文章当回事,可是这篇洋洋洒洒的宏文,涉及从早期音乐到二十世纪的偏门曲目,引证清晰,谱例完备,俨然音乐学家所为。除了“音乐几何”,他对乐器调律也能洋洋洒洒,如数家珍。真可谓,学霸的世界我们不懂。
《音乐中的几何学》一文并不长,但这应该是他多年来的兴趣和关注。他像采集标本一般,收集了许多自己喜欢的、能佐证一些音乐/数学猜想的例子。我居然在网上看见了他的草稿和笔记。也许出于数学家的本能,霍奇斯着迷的是那些有特定结构和形态的音乐。文章开始,讲的是埃尔加的《谜语变奏曲》,说他作曲的时候,正好宝贝狗狗掉进河里,“嗷嗷”叫着爬上来,他索性把这段写进去,一串下降的十六分音符一坠到底。这算是个音乐和空间相“勾结”的小例子。任何有音乐经验的人,都能想出太多的例子,比如攀登状态时声音的“上升”,挣扎状态时的迂回等等。就拿西方音乐来讲,从古至今的教会音乐都有这样明显的情景结合,有时是一种通俗化的音乐图解。还有,英国作曲家蒂皮特(Michael Tippett,1905-1998)的清唱剧《我们时代的孩子》中的一段《寒冷愈深》中,女高音下行表示“下降”,管弦乐队的低声部却在上升,跟女高音的声音相撞后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