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泽华　黄东兵

摘 要：精准扶贫中引入市场机制，对提高扶贫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扶贫精准目标，打好扶贫攻坚战，具有重要积极意义。本文主要梳理了引入市场机制对政府扶贫的必要性，市场机制在扶贫中的引入途径，以及近年来出现的新型市场扶贫模式。由于市场扶贫模式的不成熟会产生一些问题，如何选择扶贫模式和优化市场扶贫机制是我们现在主要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政府扶贫 精准扶贫 市场机制 新型市场扶贫模式

1 政府扶贫存在的问题

自1978年以来，政府一直重视农村扶贫工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投入了大量的扶贫资金，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和比例都得到大幅度减少。大量实证研究也表明了政府在解决大面积、集中性贫困问题具有显著的减贫效果[1-2]。随着扶贫投入不断加大，农村贫困人口分布也逐渐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新特点，同时贫困居民存在情况不明，使得扶贫资金和措施指向不准，难以扶到点子上。因此，在2013—2015年间，习近平在湘西、云南、贵州等地进行扶贫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的要求，即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位要精准，因村派人要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3]。但是政府扶贫一直存在以下问题。

综合现有文献，一方面是政府扶贫制度设计存在缺陷：（1）对贫困户的判定标准各地情况不一；（2）扶持项目权属模糊；（3）扶贫的动态管理与考核机制不健全；（4）扶贫资金来源单一；（5）政府存在多部门协调难；（6）贫困户与政府存在信息不对称、权力不平等的问题[4-9]。另一方面是扶贫对象自身的缺陷：（1）对扶贫的“建档立卡”配合度不够；（2）对政府过于依赖；（3）思想落后和文化程度低；（4）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5）农村党员队伍普遍存在老化[10-15]。

2 政府扶贫与市场机制

在扶贫中，引入市场机制可以实现扶贫资源配置最优和提高扶贫资金利用效率，从而实现项目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精准，派人精准，实现脱贫。由于我国市场机制比较成熟，在各地扶贫实践中市场机制得到广泛的运用，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

2.1 市场在反贫困中的作用

在反贫困中市场对扶贫对象作用方面，刘冬梅（2003）认为市场经济有助于打破贫困地区原有的封闭循环圈，促进产业开发和经营[16]。叶文振和严静（2013）更具体地阐述了引入市场机制能够让贫困群众借助龙头企业学会有组织化专业化地生产商品[17]。徐志明（2008）认为引入市场机制有利于培育贫困群众的市场意识，激励贫困农户主动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激发贫困农户的内在动力和能力[18]。吴敏（2015）认为引入市场机制能打通扶贫对象与扶贫主体之间的联结，改变贫困人口的“等靠要”的惰性思维[19]。

2.2 市场机制在扶贫中的实践经验

底瑜（2005）从四川中巴新村的反贫困成功案例，分析了赋权参与式的扶贫方式，引入市场机制转变以往的救济式扶贫方式，实现了有效的扶贫效果[20]。

邓永红（2014）从麻阳苗族自治县石羊哨乡在该乡谭公冲村推行“市场化产业扶贫”模式的成功经验，分析了扶贫融资贷款难、集约经营难、科技种养难的三大问题，以及扶贫市场配置、市场要素、市场合作的三项改革[21]。

李丽荣和张伟（2015）从邢台市的市场扶贫工作分析了运用市场机制扶贫可以更好地解决资金问题，通过帮扶互助、打造品牌、旅游市场等优势，为扶贫工作提供新的思路[22]。

2.3 政府的定位

徐志明（2008）指出扶贫开发中政府必须转变大包大揽的传统做法[18]。刘冬梅（2003）认为在扶贫中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制订出相应的经济政策和规章条例[16]。张延君和刘进宝（2007）进一步指出市场竞争能够调控的经营活动，政府就不应该直接介入，政府还需做的是进行提供技术和信息服务[23]。张笑芸和唐燕（2014）还进一步指出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下放扶贫项目审批管理权，同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引导企业参与到扶贫攻坚中[24]。庄天慧等（2015）提出政府除了做好扶贫开发的顶层设计，还需要发挥好调控、监督作用[25]。

3 引入市场机制的途径

如今，如何引入市场机制成为了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综合现有文献，政府扶贫中引入市场机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扶贫资源配置的市场化，使得扶贫资源配置最优化；二是扶贫主体的市场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扶贫。

3.1 扶贫资源配置市场化

如何科学地配置扶贫资源，是实现精准扶贫的一个关键环节。王国勇（2015）提出政府需要下放项目、资金等到县，调动县级的积极性，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资金竞争性激励分配机制[8]。郑瑞强和曹国庆（2015）提出政府利用第三方扶贫服务的精准、专业、低成本、重服务的优势，通过大数据来实现资源向贫困者流动，提高扶贫资源配置效率[26]。郑宝华和蒋京梅（2015）提出建立需求响应型扶贫资源供给机制和建设成本分摊机制，让村民自己决定实施，采取公开公平竞争，谁积极支持谁的政策，以提高扶贫资源配置效率[27]。

3.2 扶贫主体市场化

3.2.1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实现全面脱贫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仅政府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在21世纪的扶贫工作中，我们要打破单一的政府扶贫格局，引入市场机制来吸引社会资本，使政府资金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张延君和刘进宝（2007）提出政府资金除了要对贫困地区外部经济项目实行必要的财政补贴，还要给予必要的税收优惠，增加企业项目利润[23]。刘解龙（2015）认为要创造各类市场平台，从而促进扶贫对象与外部市场的联系[28]。叶文振和严静（2013）提出更具体的要求，首先要搭建工作平台，为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牵线搭桥，择优适行；其次以媒体作为宣传的平台向社會广泛宣传，激发工商企业致富思源、回报家乡的热情；接着通过各种宣传媒体提高民营企业社会影响和知名度，同时引导企业实现战略性捐赠；最后构筑“村企合作”的共同致富的平台，形成优势互补的利益共同体[17]。

3.2.2 构建利益共同体

引入市场机制和吸引社会资本就是为了能够形成村企的利益共同体。刘冬梅（2003）认为通过要素契约和产权关系，采取股份合作制或租赁机制，来建立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和调节机制[16]。汪三贵和刘未（2016）认为村企利益联结可以解决贫困农户所面临的信息、技术、销售及资金方面的问题，降低了贫困户发展产业的门槛[3]。庄天慧等（2015）提出要创新推广产业化扶贫组织经营模式，建立产业发展基金、众筹资金等融资模式和渠道，建立契约型、利益返还型、参股合作型等多种形式的产业化扶贫利益联结机制[25]。郑瑞强和曹国庆（2015）提出产业链式扶贫新机制，通过实施组合式发展扶持模式，可以有效对接多维致贫因素[26]。王国勇（2015）提出当市场效益较好时，由农户自行销售，当市场效益较差，由企业实施保护价收购[8]。

4 市场化扶贫模式的新形式

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市场力量的强大，近几年出现了新的市场扶贫模式，如政府购买服务扶贫、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也称PPP模式）、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等形式。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梳理新型市场扶贫模式：新型市场扶贫模式的特征，新型市场扶贫模式的实践，新型市场扶贫模式存在的问题。

4.1 新型市场扶贫模式的特征

新型市场扶贫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扶贫方式的民营化，这意味着政府需要更多的简政放权，扶贫项目下放给民营企业和组织。政府由管理型转向服务型，很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王焰（2016）认为政府购买服务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扶贫是通过政府部门和非私营部门、私人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现资金、信息等社会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和优化配置，有效提高扶贫效率[30]。这两种新型的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扶贫模式，打破了政府在公共领域的独占性，通过借用社会资本的专业性，推动扶贫服务体制机制的改革，有效地提高政府资源的利用

效率。

向延平（2016）认为资产收益扶贫是通过成立相关产业的股份公司等经济实体，贫困村将自身的各种资源和扶贫资金资产化进行入股，公司通过经营运作产生收益，以股份分红的形式分配给贫困农户[31]。这种扶贫方式是扶持失能和弱能贫困人口的有效方式，同时激发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主体参与合作社等组织载体经营的主动性[3]。

4.2 新型市场扶贫模式的实践经验

在政府选择合作对象方面，发改委文件和财政部文件都指出了项目采购方式和合作伙伴选择标准，可通过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和单一来源采购等多种方式，公平选择具有相应专业能力、融资实力以及符合项目需求的社会资本作为合作伙伴，形成项目竞争机制，也促使地方政府推出优等项目[32-34]。

在政府购买服务扶贫实践方面，朱骏立（2013）提供了政府向慈善组织购买村级扶贫服务的案例[35]。商思旭（2015）提供了山东省鄄城县3个村庄的政府向扶贫互助协会购买服务的案例[36]。

在PPP模式扶贫实践方面，吕辉红（2015）提供了湖南洞口借鉴PPP模式发展农村扶贫产业的成功案例[37]。周镖和李曼曼（2016）探索了PPP模式运用于贵州旅游业的机制设计和关键问题[38]。云南省在“PPP模式+精准扶贫”方面也已经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和运用。

4.3 新型市场扶贫模式现在的问题

综合现有的文献，政府购买服务所面临的的问题主要有，一是我国政府购买服务制度规范尚不完善；二是政府依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和地位，存在合作的不平性；三是政府购买呈现出“内部化”特征和形式性购买，社会组织成为政府部门的延伸；四是在部分公共服务领域内，政府很难找到多家社会组织承接购买项目；六是缺乏专门的人员对服务的技术问题进行监管[42-44]。

资产收益扶贫模式能够对收益分配向失能的贫困户倾斜，增强了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但资产收益扶贫的理论问题探讨还不是很多。余佶（2016）认为资产收益扶贫主要面临着资源资金整合困难、政策配套尚不完善、风险防控难度大等问题[48]。

5 结论

现研究表明，我国政府主导下引入市场机制扶贫还不成熟，存在制度上、公平性上、监管上和技术上等问题，这都将影响扶贫的效率。所以新型扶贫模式与精准扶贫之间的有效衔接，处理好政府、社会资本和扶贫对象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针对多样的市场化扶贫模式，如何选择和优化是我们现在主要的研究方向。在新型市场扶贫模式中，我需要厘清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创新性地运用市场扶贫模式，避免单一化，结合地方特点，使各种市场扶贫模式有机结合，扬长避短，实现扶贫工作效率最大化和事半功倍的效果。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建议，使市场机制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一是完善贫困地区市场扶贫的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建立新型市场扶贫的示范和宣传平台；三是完善引入社会资本到扶贫中的服务规范；四是加强脱贫项目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五是为了使扶贫工作更贴合实际，对新型市场扶贫模式进一步创新。

参考文献：

[1] 蔡昉，陈凡，张车伟. 政府开发式扶贫资金政策与投资效率[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01，20（2）： 60-66.

[2] 朱乾宇. 我国政府扶贫资金使用的绩效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16）： 37-39.

[3] 汪三贵，郭子豪. 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 44-44.

[4] 公衍勇. 关于精准扶贫的研究综述[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5（3）： 75-78.

[5] 李博. 项目制扶贫的运作逻辑与地方性实践——以精准扶贫视角看A县竞争性扶贫项目[J].北京社会科学，2016（3）：106-112.

[6] 李国治，朱晓芸. 农村精准扶贫的问题与对策[J].山西青年，2016（19）： 213.

作者简介：1.应泽华，（1987.3—），男，江苏苏州人，硕士。研究方向：技术经济管理

2.黄东兵，（1962.3—），男，貴州省贵阳人，博士，贵州财经大学管科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技术经济管理。

基金项目： 贵州省科技计划项目“基于大数据私有云的精准扶贫机制研究”（黔科合基础201615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