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华　郑佐华　狄正华

摘要：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思想具有多变性、多元性与多层性，其研判也应是多维度的。从政治认同、价值取向、政治参与、利益诉求和社会责任等维度进行考察，上海市S区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整体具有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进步意识，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范，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分类来看，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政治认同、城市认同相对偏低；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注重安全感、更倾向西方价值观；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普遍对宗教持宽容态度，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加关注国家的宗教方针政策但理解有偏差。加强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意识形态工作，一是建立工作机制，思想动态研判与响应长期化、制度化；二是关注企业家需求，政治引导寓于助推企业发展、自我实现之中；三是优化教育培训，分层分级分类开展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理想信念教育活动；四是融入大党建，创新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统战工作方式方法。

关键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F12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8）01-00055-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队伍也不断成长壮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谈到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时，强调“要关注他们的思想”，“同他们交思想上的朋友”。加强研究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不仅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要求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

何谓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早在2007年，辜胜阻教授根据企业家成长和发展的时间为标准，以代表性人物为标志，对国内企业家进行代际划分。辜胜阻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可以划分为三代：第一代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之后，1992年之前创业的企业家，标志性人物有柳传志、鲁冠球、年广久等，他们大都属于被迫创业，所设立的企业也大多戴着“红帽子”。第二代企业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诞生的企业家，标志性人物有陈东升、毛振华、田源、冯仑等，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调动能力，企业的产权制度比较清晰。第三代企业家则是诞生在2000年前后，伴随新经济的兴起，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的企业家，标志性人物有马云、张朝阳、李彦宏等，他们的典型特征是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际规则。在辜胜阻教授研究基础上，我们将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界定为：出生在改革开放前后，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而成长壮大起来的新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为了解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课题组向注册地在上海市s区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发放了300份调查问卷，回收30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100%；举行两次座谈会；对本区域25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进行了深度访谈，收集了一手定性资料。问卷调查样本中，性别比例方面，男性占总样本的80.7%，女性占比相对较低，只有19.3%。反映出男性在创业和领导非公企业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年齡结构方面，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年纪轻，毕业后直接创业的人数有所增加。其中，年龄最大的46岁，最小的19岁，平均年龄33.3岁。政治面貌方面，中共党员占20.0%，民主党派成员占2.67%，共青团员占23.0%，群众占54.3%。文化程度方面，本科及以上占89.7%，其中研究生比例为32.0%。户籍方面，外籍人士占1.7%，上海户籍人士占47.3%，外地户籍人士占51.0%。在所有调查样本中，有过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的占14.0%。从企业基本情况来看，企业性质以民营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占93.0%，外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占比分别为3.0%和4.0%；行业分布以TT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要行业，其中，IT与互联网业占39.3%，服务业占17.3%，新农业、新材料、新能源占9.0%。企业规模以小微企业为主，其中，企业规模最大的有500人，规模最小的有2人，从业人数20人以内的企业有179家，占59.7%；企业类型以自主创业型企业为主，自主创业型企业有286家，占95.3%，家族式企业14家，占4.7%。

二、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特征分析

人的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系统。了解和把握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思想动态，需要从政治认同、价值取向、政治参与、利益诉求和社会责任等维度进行考察。总体来看，当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具有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进步意识，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范，具有明显的双重性。

（一）政治认同上，高度认同与消极旁观并存

由于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既是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党爱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价值观。数据显示，98.7%和90.0%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96.7%的受访者认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于西方三权分立”，95.7%的受访者认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优于西方多党竞争制度”。在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展望上，约九成的受访者对“在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充满信心，并且98.0%的受访者认为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在深度访谈中发现，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度认同，但有一部分人是抱着旁观者而非主人翁的心态作出好评的。虽然“旁观者清”，但旁观者的心态容易影响政治认同的稳定性。数据显示，64.0%的受访者把“党的改革开放和富民政策”看作企业发展与事业成功的依靠力量。针对企业家移民现象，73.3%的受访者认为，企业家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移民国的教育理念、模式和环境好。旁观者心态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自认为与政权比较疏离。

（二）价值取向上，主流价值与西方思潮交互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S区新生代非公企业家非常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并对“富强”有着强烈的渴望。当问及“您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最应该提倡的价值是什么？”，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富强（84.3%）、平等（74.O%）、诚信（64.O%）。当问及“如果您不得不在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作出选择，在您看来哪个更重要？”，45.0%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更重要”，26.0%的受访者认为“民主更重要”，还有29.0%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新生代非公企业家为什么对“富强”情有独钟？深度访谈中，大家反映，“中国近现代史反复证明：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国家强大了，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才有更多发展壮大的机会，走出去时才有尊严，才有保障。”此外，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还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精神追求融汇于企业家精神，认为企业家精神应包括：诚信（86.3%）、守法（75.7%）、创新（69.3%）、爱国（66.7%）、敬业（63.7%）和贡献（61.0%）。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在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又夹杂着对西方价值观的偏好。当问及“您更倾向于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西方价值观？”时，16.7%的受访者表示更倾向于认同西方价值观，还有超过三成（33.7%）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只有一半（49.6%）的受访者更倾向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访谈中，谈到民主与富强的关系时，大部分认为只有民主才能使富强走得更远，并更多地把民主理解为选举民主。

（三）政治参与上，参与使命与参与动机背离

政治参与是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按照一定程序代表和反映部分群体利益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决策或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从政治参与使命和动机的关系来看，逾五成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多是从企业发展和个人成长角度来看待政治参与，把反映企业发展诉求作为参政的主要目的。在“您对企业家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怎么看？”一题中，回答“能拓宽反映愿望和要求的渠道，更好地得到政府部门的帮助”占77.7%，回答“提高企业和个人名望，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占58.7%，回答“有助于接触高层领导，建立更多人脉关系”的占50.1%，只有46.0%的受访者回答“实现政治理想，为社会做更多有益的事情”，还有40.3%的受访者认为“在商言商，企业家不宜过多地参政议政”。从政治参与意愿和现实状况的对比来看，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政治参与的态度是积极的，但现实中通过制度化渠道参政议政的比例又比较低。在“如果邀请您代表您所在阶层参政议政，您愿意吗？”一题中，回答“非常愿意”的占23.7%，“比较愿意”的占46.0%，“说不清”的占17.0%，“不愿意”的只占5.3%。当问及“您目前担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参加其他社会组织工作吗？”，90.7%的受访者回答“没有”，只有2.3%的受访者回答“有”，还有7.O%的受访者拒绝回答。从深度访谈情况来看，企业发展阶段不同、企业规模大小不同，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愿望也不同。一般来讲，处于初创阶段的小微企业的企业家，政治参与愿望较弱。与老一辈非公人士在自身经济地位提升后才有了较强的政治诉求不同，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对政治有天然的亲近感，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问题意识。这一不同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以及公民政治参与不断有序拓展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虽然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对国家事务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但对身边的社区事务关注度却比较低，政治冷漠现象也在一定程度存在。

（四）利益诉求上，企业发展与自我实现兼具

马斯洛提出，人有一系列复杂的需求，并以人的最基本需求——生理需求为起点，对人的各种需求进行递进分层。从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情况，我们发现，与老一代非公人士相比，新生代非公企業家的创业动机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说老一代企业家更多是生存驱动的“被动创业者”，那么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则更多是机会驱动的“主动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变化，使得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核心需求也发生了变化。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希望自己的理想和兴趣能够与赚钱结合起来，他们不仅关注企业发展，而且关注自我实现；不仅关注财务回报，而且关注财务回报实现的条件和过程。深度访谈中，当问及“您为何创业？”这一问题时，大部分受访者提到了“理想”“自我实现”“兴趣”等。数据显示，42.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当前处于“自我实现的需求”。18.7%和17.7%的受访者分别认为自己处于“尊重的需求”与“情感和归属的需求”。需求层次的不同也决定了思想引导方式方法的不同。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您最为关注的事项有哪些？”一题中，前三位的回答分别是“企业的健康发展”（74.3%）、“产权保护制度”（66.3%）、“全家身体健康”（47.7%）。因为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在创办企业时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因此他们更加注重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实现社会认可，对政府环境的要求较高。在影响核心利益实现的外部环境方面，受访者认为主要因素有：政策不稳定、法治不健全、成本居高不下等。他们非常关注全面依法治国，79.7%的受访者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和较大影响，只有4.3%的受访者认为没有影响，还有16.0%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72.7%的受访者认为，建立“亲”“清”新兴政商关系需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规避政策带来的不确定风险以及政府环境的影响，约五成的受访者愿意选择从事“竞争性行业”，还有29.0%的受访者愿意选择从事“垄断I生行业中的竞争性业务”，只有24.7%的受访者愿意从事“垄断性行业”。

（五）社会责任上，主观认知与实际行动不符

上海市S区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绝大多数都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对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的认识与党和国家对企业家的要求基本吻合。数据显示，当问及“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影响”时，8 1.3%的受访者认为“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应尽的义务”，76.7%的受访者认为“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28.7%的受访者认为“会增加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影响企业发展”。虽然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对一般的慈善捐助有较高的认同度，但对将财富全部捐献的裸捐却非常不认可。关于对“裸捐”行为的看法，53.3%的受访者认为“可以讨论但不宜提倡”，19.7%和16.3%的受访者认为这是“个别企业家的作秀和一种舆论炒作”，还有10.7%的受访者认为“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当问及“您对炫富行为的看法”时，18.6%的受访者认为“可以理解”，57.1%的受访者认为“太高调”，24.4%的受访者认为“无所谓”。在实际行动上，上海市S区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基本能够做到“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积极开展捐资助学、结对共建、扶贫济困、扶助社会弱势群体以及兴办公益事业等活动。但在深度访谈中，当问及企业是否参加过公益慈善方面的活动时，绝大部分表示参加过，但经常参与的则比较少。此外，上海市S区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对光彩事业等专项活动的了解和投入还不够。这说明，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在思想认识上能够摆正国家、社会、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但要将这种认识外化为自觉、主动的行为还有一个过程。从制约认识转化为行为的因素来看，受访者普遍提及的是慈善文化和慈善制度。

三、研判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值得注意的几个现象

在调查问卷分析和深度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户籍、留学、宗教信仰等因素与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有明显的相关性，故通过交叉数据专门分析了无上海户籍、有海外学习工作和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思想动态。

（一）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政治认同、城市认同相对偏低

受访者中，上海户籍人士占46.3%，非上海户籍人士占53.7%。长期以来，户籍制度除了发挥其本位职能外，还承担着政治、社会、经济等其它功能。本次调查发现，户籍不同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对当前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上海这座城市的认同也不同。

第一，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政治认同相对偏低，对未来发展比较迷茫、信心不足。当问及“您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信心”这一问题时，68.4%和28.1%的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回答“充满信心”和“信心一般”，而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持同一观点的则分别为59.0%和19.9%；3.6%的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回答“说不清”，而回答“说不清”的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则占17.3%。在“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题中，73.4%和25.2%的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回答“十分认同”和“比较认同”，而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持此观点的则分别为55.8%和27.6%；0.7%的上海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回答“说不清”，而回答“说不清”的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则占14.7%。对“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等问题，非上海户籍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也有较高比例回答“说不清”，反映了其迷茫的心境。

第二，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对上海的城市认同有待提高。不管是上海户籍还是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均认为地方政府对其企业发展和日常生活有较大影响，但上海对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向心力较弱。在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看来，认为地方政府对其日常生活有“很大影响”和“较大影响”的分别占16.7%和69.9%，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持相同观点的比例为32.4%和48.9%。关于在上海发展的决心，78.4%的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業家选择“坚决在上海发展”，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持此观点的只有39.7%，42.3%和10.9%的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选择“看情况”和“会离开上海到别的地方发展”。

第三，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愿意参政议政。当问及“如果邀请您代表您所在的阶层参政议政，您愿意吗？”时，26.9%和47.4%的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表示“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而持同一观点的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比例为20.1%和44.6%；12.2%的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回答“说不清”，而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回答“说不清”的比例为23.0%。与参政议政的高意愿相比，现实中，不管是上海户籍还是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其担任党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比例都比较低。在“您目前担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其他社会组织工作吗？”一题中，2.9%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和1.3%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回答“是”。但10.3%的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拒答”本题，而“拒答”本题的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则为3.6%。深度访谈中，部分非上海户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政治参与是改变其企业和个人境遇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注重安全感、更倾向西方价值观

本次调查样本中，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占14.3%，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占85.7%。不管是否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受访者对自身在整个社会中的经济地位认知差异并不大。在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和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中，均有将近五成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经济政治地位处于中等层次（分别是44.2%和45.8%），逾二成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经济政治地位处于较高和很高层次（分别是20.9%和23.4%）。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受访者中，中共党员占25.6%，民主党派成员占11.6%，共青团员占23.3%，群众占39.5%；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受访者中，中共党员占18.5%，民主党派成员占1.2%，共青团员占23.5%，群众占56.5%，0.3%空缺。虽然受访者对自身经济政治地位的认知相似，且有海外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群众比例较低，但由于学习背景、工作背景不同，他们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也存在较大差异。

第一，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在需求层次上更注重安全感。在“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您觉得您目前处于哪种需求层次？”一题中，30.2%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自己处于“安全上的需求”，而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只有15.0%认为自己处于“安全上的需求”。此外，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还比较注重“自我实现的需求”（39.5%）与“尊重的需求”（27.9%），而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还比较注重“自我实现的需求”（48.8%）与“情感和归属的需求”（22.7%）。

第二，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在价值观上更倾向西方价值观。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整体上都高度认可党的领导和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但与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相比，其坚定性偏低，更倾向西方价值观。当问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认同上，您觉得自己更倾向于认同哪种价值观？”时，37.2%的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倾向于认同西方价值观”，而持同样观点的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比例为23.1%。关于政治制度，分别有66.5%和67.7%的无海外背景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十分认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于西方三权分立和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优于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持同一观点的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则有48.8%和55.8%。

第三，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政治参与意愿相对较低。在“如果您不得不在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作出选择”一题中，37.2%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民主更重要”，而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民主更重要”的则占23.1%。虽然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民主很重要，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政治冷漠，当问及“如果邀请您代表您所在阶层参政议政，您愿意吗？”，“非常愿意”的比例明显低于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不太愿意”和“不愿意”的比例明显高于无海外学习工作背景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深度访谈中，当问及如何看待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时，不管是否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都较为普遍地引用了邓小平同志的名言：“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三）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普遍对宗教持宽容态度，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加关注国家的宗教方针政策但理解有偏差

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占15.3%，无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占75.3%，而拒答是否有宗教信仰的比例为9.3%。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从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来看，大多数新生代非公企业家都能认识到，宗教信仰自由是有限的，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国外势力的支配，并积极响应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有关宗教的精神。但通过对比分析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和无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我们发现，不管是否有宗教信仰，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普遍对宗教持宽容态度，但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加关注国家的宗教方针政策但理解有偏差，在看到宗教积极作用的同时容易忽视宗教的消极作用。

第一，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加关注国家宗教方针政策，但理解有偏差。在“您是否关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一题中，47.8%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回答“十分关注，全面了解会议精神和内容”，而无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只有3.5%回答“十分关注，全面了解会议精神和内容”。还有32.6%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回答“比较关注，了解部分精神和内容”。当问及“宗教信仰自由不等于宗教活动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是否正确”时，只有10.9%有宗教信仰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正确，而持同一观点的无宗教信仰新生代非公企業家为39.8%。当问及“您对有人信仰五大教之外的新兴宗教如何看待”时，47.8%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这是“个人自由，信什么教都行”，而无宗教信仰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只有26.1%持同一观点。

第二，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更容易忽视宗教的消极作用。关于宗教的积极作用，82.6%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和57.5%无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宗教有心理慰藉、道德教化、文化传承、群体凝聚等功能”“能使精神生活更加充实”。但关于宗教的消极作用，89.1%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不能正确认识宗教的消极作用，看不到“宗教也有可能成为分离族群、愚化民智、妨碍革新的消极力量”，甚至17.4%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认为“宗教能消灾免祸，保平安”。在深度访谈中，我们也发现个别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有迷信思想。

第三，有无宗教信仰对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自我认知的影响。数据显示，不管是否有宗教信仰，新生代非公企业家的政治认同差异并不大。60.9%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和63.3%无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十分认同”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71.7%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和74.3%无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十分认同”只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国梦。但是，有无宗教信仰的差异会影响新生代非公企业家自我认知。当问及“您认为今天取得的成就主要源于什么？”时，被有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列为前三的因素分别为：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奋（78.3%），靠自己良好的人脉资源（60.9%）和靠党的改革开放、富民政策（56.5%）；被无宗教信仰的新生代非公企业家列为前三的因素则分别为：靠党的改革开放、富民政策（66.8%），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奋（61.1%）和靠对市场的敏锐认知（53.1%）。

四、加强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引领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思想防线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做好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教育引导，以思想引领筑牢政治认同，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的时代课题。

（一）建立工作机制，思想动态研判与响应长期化、制度化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来看，呈现出显著的多变性、多元性和多层性等特征。思想引领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过程，不是一次调研一次访谈所能解决的。我们建议建立一套能够及时、长期跟踪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的研判与响应机制。所谓研判，即研究判断，是根据事物过去和现在的发展和状态，探求事物的性质及其发展所遵循的规律性，并借此预先判断事物未来发展和状态的一种科学认识活动。响应是指响应主体对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并根据事件的特征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有效控制事态向正常状态转化。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研判与响应机制是指在认识新生态企业家思想动态规律性的基础上，揭示其发展方向和趋势，并行之有效地应对与引领的机制。第一，制定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研判与响应战略。战略中主要包含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建设的核心要素，思想动态管理计划，思想危机处理预案，思想建设状况评判等，并将思想动态研判工作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第二，成立思想动态研判与响应小组。目前，没有专门机构对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进行引领，宣传文化部门、组织部门、统战部门、工商和劳动部门等分别在其职责范围内对其进行指导、管理、服务和监督。多头管理的弊端在于缺乏协同性，容易造成遇事互相推诿。要准确把握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在组织保障上需要专门建立由各职能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小组，并将其作为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引领的核心机构。第三，给予充分的资源保障。一是信息资源。真实客观的信息是进行思想研判与响应的基本前提。在能够多渠道真实有效地收集信息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信息筛选、分类与归因等处理。二是物质资源。新生代非公企业家思想动态研判与响应小组不一定是专门的实体机构，但它必须有开展工作所必须的物质保障，有一定财务预算和设备条件。此外还需要人力资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