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婧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协商民主进一步定位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再次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高度为协商民主提供价值合法性根据，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科学论断，必须深刻认识并充分运用协商民主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双向促进作用，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民主形式，运用协商民主解决好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实际问题，有利于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时代的中国道路，需要系统认识和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价值功能和时代意义，需要从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式、一种治理方式和一种转型机制的角度来加深协商民主在治国理政全过程中的理论定位，进一步增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政治性、科学性、有效性，运用协商民主工作机制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治理效能。

关键词：新时代；协商民主；价值功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8）01-00025-0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民主的研究和实践也应当具有新维度。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全面展开，为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除了工具合法性之外，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实践还具有深刻的价值合法性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与人民商量办事，是协商民主的内涵和价值所在。因此，协商民主是实现人民民主的重要方式。党的十九大报告还将协商民主和党的领导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这两处高屋建瓴的概括，从民主本质、实现方式、党的建设三个方面将协商民主的价值合法性进行了科学论述，必须深入研究并充分认识这全新的理论成果。而协商民主的研究者和操作者也正在经历从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理论与实践的碰撞恰逢其时。深刻认识并充分發挥协商民主的价值功能，需要将协商民主还原为一种民主形式、一种治理方式、一种转型机制，全方位考察协商民主的结构功能和时代意义。

一、民主形式：主动的话语回应和制度选择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两种实现形式。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是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环节，是为人类更好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创举。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是规律性与适应性的有机结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对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有力回应。

（一）民主没有普世标准。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民主形式是完美无缺的，也不应该存在民主形式的普适标准和价值判断。西方票决民主长时间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占据强势地位，但在经历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大选风波之后，西方民主的兴盛与危机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引起热议，西方民主的基因缺陷再次显露出来。西方民主制度运行中的三个前提假设“人是理性的、权利是绝对的、程序是万能的”从根本上被动摇。西方社会阶层的急剧分化，特别是精英、中产、草根之间的严重分野，使得票决民主不可避免地被民粹主义所裹挟，选民持有的不再是理性选择的慎重一票，而可能是带着无知、傲慢与偏见的一票。这样，被奉为像宗教一样不可侵犯的大众民主一次次出现了低质量、非理性的结果。另外，长期以来追逐个人绝对权利，导致极端个人主义，群体间的利益诉求存在难以弥合的差异，加剧社会的分裂和离散。加之，人们过度关注程序是否正义，好像这个程序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当人为设计的选举程序选出了令人不满意的结果时，人们才意识到似乎这样单向度的民主似乎缺了点什么。票决民主的多数决逻辑能够解决程序正义的问题，却解决不了实质正义和公义的问题。政党和候选人对程序正义的无限追求，使得这个体制花了很多精力去经营形象、口才、支持率，很难产生深具韬略的政治家。因此可以看出，西方式民主并不是民主的唯一出路，也经历着风险和考验，西方民主不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他国体制给予价值批判和偏见，不应持有“不搞西方民主就等于没有民主”的二元对立的态度。

（二）协商民主是中国主动的制度选择。中国共产党将协商民主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突出位置，成为中国道路的立身之本。我们的民主不是西方式民主，而是源于政治传统和革命实践的中国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独特创造和伟大实践。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问题的探索从“不拘一格”的民主形式，发展到“自成一格”的民主形式；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确定性尝试，发展到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协商民主的制度选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这是一个从被动破坏到主动建构的过程。中国拥有庞大的传统文明体系和历史传承，纵使朝代更替，依然具有强有力的政治稳定性和文明持续性。深处其中的文化惯性，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干预和破坏，很难拥有与旧体制主动诀别的勇气。旧世界打破以后，创造新世界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主动选择，而且是逐步探索中理性地建构了一套相互适应的新制度体系。中国政治主动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选择了市场经济，选择了改革开放，选择了人民民主。每一步的主动选择，都是基于对世界形势和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伟大创造。党的十八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选择了协商民主制度，是牢固建立在人民民主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制度建构，意味着中国在民主道路的选择上走出了坚定一步，是对世界民主话语的有力贡献。党的十九大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国道路的价值合法性，中国民主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治理方式：有效运用协商治理的嵌入机制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根基，是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重要渠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政治协商的民主形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延续至今，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广阔领域和关键环节发挥着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时代的变革使得政治协商的结构功能也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党的十八大将政治协商制度大大向前推进，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安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不断深入。政治协商不再只是理论建构和制度安排，更重要是成为活生生的政治实践。“人民当家做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党的十九大特别突出了协商民主的实践性，要求“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通过协商治理的方式，将民主的实质回归到人民当家做主的本质要求上来，这是中国民主问题的创举和出路所在。

（一）协商民主嵌入社会治理，是二者的自然相遇，协商民主是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和必要工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中央面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和治理难点提出的统领全局的战略构想。尊重多元，平等对话，共商共治，是协商治理的应有之义。社会治理效果评估是个综合性的指标体系，群众的满意度是最明确的也是最难以衡量的指标。嵌入协商要素之后的社会治理，把群众作为治理的主体之一融入整个过程，落实了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减轻了政府的无限责任，拓宽了群众的政治参与渠道，成为缓和社会矛盾、增强社会凝聚力的良好平台。尤其是在社会治理的大背景下，多元、平等、理性等协商精神是社会治理者和参与者的共同追求。

（二）协商治理的研究和运用，具有应然和实然的双重必要性。从应然角度看，良治、善治自古以来就是最高统治者的天然责任和理想追求；“郡县治，天下安”也表达了基层社会治理对国家大计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性作用。基层的矛盾化解在基层，最好的方法就是协商民主，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是人民民主最微观的实现。从实然角度看，利益分化是基层社会矛盾的主因，利益协商对话机制在处理社会纷争的功能上由来已久。但朴素的协商形式往往是自发的、无序的，始终停留在小打小闹、商量办事的碎片化层面，容易受到权力、势力、金钱的左右，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自然也就效果寥寥。基层协商民主机制既避免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权力乱象，又避免了群众诉求无门导致的社会失序，是有效的新兴社会治理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治理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被赋予理论和制度层面的合法性，更能生发出协商民主与社会治理更大的研究价值和操作空间。

充分认识协商民主的价值功能和时代意义，有效运用协商嵌入社会治理，才能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在工作中不错位不越位，有效利用协商民主的程序和方法，解决社会治理中的突出矛盾。“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大力发展基层协商民主，重点在基层群众中开展协商。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通过各种方式、在各个层级、各个方面同群众进行协商。”可见，中央关注社会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关注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否得到保障，只要是涉及到群众利益的实际问题，就是协商民主的重点领域。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和思路就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满足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以协商民主的方式推进社会治理，解决人民群众的重点关注和矛盾问题，这是当前一个时期基层党政工作的重心。协商民主给予社会长期积累的复杂利益问题一个解决的出口，可以将矛盾冲突及时化解，而非扩大化、严重化。在协商治理的条件下，党和政府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充分联系群众，摆正位置，调整角色，以科学规范的工作程序构建清新实于的政治生态。

三、转型机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有力抓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党的领导更加强有力。协商民主无论是作为民主形式的探索和实践，还是作为治理形式的利益实现渠道，都需要责任主体的贯彻执行和稳妥推进，这个主体就是执政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需要直面复杂的新问题，从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体现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良性转型态势。如何实现这种良性互动，根本上就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人手。协商民主嵌入社会治理，就是要求执政党以协商的姿态和方式处理社会问题，真正俯下身、沉下心，耐得下性子、放得下架子，务实清廉地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政党与社会的良性沟通，平等对话，互利共赢。

（一）目标方向。执政党通过协商民主治理社會，为达到良善和谐的治理效果。在这个过程中，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公信力、凝聚力、影响力，最终目标是更好地治国理政，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因此，社会治理与党的建设最终指向性是一致的。然而，为实现终极目标，有不同的施政策略，这就是考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否的关键所在。如果用行政命令刚性治理，需要依赖强人政治、超人政治，依赖当政者的良心和能力，必然是高风险失序社会，群众没有主动权，没有话语权。如果用协商民主柔性治理，依赖的是群策群力，激发群众的自治能力，搭建平台协商对话解决问题，自然是低风险可控社会。尊重多元，平等对话，共商共治，是协商治理的应有之义。在这个策略选择上，协商民主是一个动态的引入机制，将协商民主嵌入社会治理，是一次生动的政治实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社会革命。

（二）根本动力。在协商治理条件下，执政党如何发挥作用，才能保障协商民主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协商民主建设的根本动力问题。功能决定作用，扮演什么角色就决定了作用发挥的效果如何。传统治理格局下，执政党在社会治理中扮演一肩挑的角色，责任大、权力大、抱怨大。引入协商机制，就是让执政党转型升级，扮演好社会事务的组织者，把利益相关方组织起来，制定规则，跟踪效果，落实督办。这个组织者的角色发挥得好，协商治理就充满了持续的发展动力。党的作用以退为进，才能更好激发社会多元治理的能力，激发基层群众的自治能力。协商民主制度让公民回归到协商平台上进行平等对话。执政党的转型过程，就是一个引导群众走向自治的过程。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强调，人通过行动在公共领域发现了公共荣耀，而生成了公共精神，这是人之为人的表征。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就是要激活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本能。

（三）平稳安全。无论是政党还是社会，转型的过程要把握好节奏。在政党与社会之间，有一个控制节奏的阀门，那就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通过组织群众参与公共事务来孵化公民的议事协商能力，在政党与公民之间充当缓冲地带。现代治理条件下，社会组织化仍然是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重要方法。当然，现在的组织方式有所不同。传统乡土社会的组织化依赖于宗族社群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传统社会的关系网络进行改造后，产生了去组织化过程，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依托利益关系进行再组织化。社会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再组织化的必经过程，执政党通过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搭建不同利益之间的协商平台，才能维护好群众的根本利益。

编辑：龚万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