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中批注进行归类，并结合其内容分析，指出金圣叹的戏剧叙事焦点观：以人物为叙事的焦点，叙述人物时聚焦于人物的心理，辩证看待聚焦人物与非聚焦人物的关系。金氏的聚焦思维抓住了戏剧作为叙事文学的本质，首次从叙事学的焦点把握戏剧人物和戏剧人物体系，对中国古典剧论影响深远。

关键词：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叙事焦点

中国戏曲批评是到明代才发展活跃起来，但集中于曲辞声腔等问题，反映了诗词对戏曲唱词的影响，声腔音律对曲辞的不适应约束，追求骈俪典雅的辞藻竟至伤害内容。这些戏曲理论基本不象叙事文学理论。直到汤显祖，情况才有根本改变，他重视思想内容，重视曲辞。而金圣叹的《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虽然不如李渔《闲情偶寄》体系明晰，但是他的评点在戏曲本质、人物论、结构论、语言论、戏剧鉴赏接受论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久远的影响。

本文试图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对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中的夹批和节批进行分析归类，寻找金圣叹在戏剧叙事中的焦点所在。并由金圣叹的戏剧叙事焦点观入手，探讨金圣叹对中国古典戏剧人物塑造的看法。

一、种种视线直射人物

“焦点”指的是聚焦的中心，也就是叙事的着眼点。

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读法81条中有11条论人物，前四本的节批加夹批共739条，论及人物的共268条，占了三分之一強的比例。可见金圣叹的叙事焦点应该是在人物。

金圣叹明确地认识到，戏剧艺术的叙事焦点是人物。他指出，《西厢记》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塑造了莺莺、张生和红娘这三个人物，尤其是莺莺。

戏剧艺术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叙事艺术，而叙事艺术的行为主体必然是这种艺术样式中的核心部分。剧作家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表现社会生活和抒发自我情怀。戏曲文学的各个组成部分，无论是情节、结构还是冲突、语言等等，都是由人物来表现的。这些戏曲要素的创作，都是以人物为起点与旨归的。一部戏剧作品艺术感染力的强弱，关键就在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因此，金圣叹在评点时多注目于人物，从形象、性格、语言、社会地位、心理等多方面进行分析。

需说明的是，本文统计只包括卷之四、五、六、七，即《西厢记》前四本。因为金圣叹认为卷之八即《西厢记》第五本是他人所续之“恶札”，“本不欲更录”，但出于便于后人比较以学习前十六篇之妙的目的才存之。其夹批多用简单的“不通”之类评其文字，用简单的“丑语”或“丑极”评其人物语言，没有真正涉及人物性格分析，故本文没有将其纳入统计之中。但是，金圣叹贬低第五本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第五本中的人物语言多不符合人物的语言风格和性格特征，如听老夫人说他“与卫尚书家作赘”时，张生云：“夫人，你听谁说来？若有此事，天不盖，地不载，害老大疔疮。”金圣叹认为这种语言不应该出于张生之口，批曰：“《西游记》猪八戒语也。”这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圣叹对戏曲作品中人物塑造的重视。

稍后于金圣叹的戏剧理论家李渔曾经提出“主脑”说，与金圣叹以人物为叙事焦点的戏曲理论主张有相似之处。但是李渔是从结构的角度立论的，他认为构成《西厢记》的关键人物是张生，关键性的事件是“白马解围”，没有这关键性的一人一事，就构不成一本《西厢记》。而金圣叹是从主题的角度来分析的，批判封建礼教和封建的婚姻制度，所以突出莺莺，对深化主题有特殊作用。金圣叹的观点比起李渔的“主脑”说更为合理，因为一部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倾向，说到底是由剧中主要人物的行动去体现，仅此才是戏剧艺术创作获得成功的要素。

二、各个人物首入心理

就戏剧作品而言，人物内心的波澜往往是构成戏剧冲突的主要因素。金圣叹认为《西厢记》中聚焦的焦点就是人物的心理，因此他的评点也竭力揭橥人物的心理层次。

在论及人物的260条夹批与节批中，有65条论及人物心理，占了四分之一。其中，论莺莺心理的有23条，张生有27条，红娘有12条，兼论莺莺张生的有2条，兼论莺莺红娘的有1条。金圣叹在《西厢记》评点中，每每围绕人物各自的心理（包括心理冲突）来分析和揭示人物性格。试举例几则说明：

在卷之六《第三之四章》三之三《赖简》一折中，莺莺主动约张生然而复又反悔，金圣叹不仅对文字细细评点，并且在折前评中，花费大量笔墨剖析莺莺的心理：莺莺主动约会张生，是“感其才”、“感其容”、“感其恩”、“感其怨”。经过佛殿相遇、月下吟诗、白马解围之后，张生“已是双文芳心系定”，“虽至于天终地毕、海枯石烂之时，而亦决不容移易者也”。所以面对老夫人的赖婚，莺莺“先看解元，次诉自家”，对张生的爱恋和体贴不言而喻。但当张生冒失跳墙赴约时，莺莺又翻脸斥责张生。这就出现了人物外在行为与内心动作的冲突。金圣叹认为，造成莺莺反常之举的根本原因在于莺莺太顾及自己“千金贵人”的身份了。她是“天下至有情女子”，为张生倾倒，但身为“相国千金贵女”，她又认为“此态不可以堪”。她约张生见面是十分小心的，但张生的鲁莽“此真双文所决不料也，此真双文所决不肯也，此真双文所决不以少耐也”，莺莺如果不大怒，就不符合她的身份和小心谨慎的性格了。这种微妙复杂的爱情心理，正是莺莺作为一个既是“情种”又是名门闺秀复杂性格的生动写照，也写出了“必至之情”与“先王之礼”的冲突，反映出莺莺为冲破这种桎梏所经历的艰难的心路历程。

在这一折中写红娘安排崔张二人相会时，她一面要促成此事，一面又要防止被莺莺察觉。金圣叹通过对红娘此处唱词“你且潜身曲槛边，他今背立湖山下”的批注告诉我们，红娘的这两句唱词不仅写了“妙事、妙人、妙情、妙态”，更表现了红娘此时的心理负担：之前所受到的训斥使她心有余悸，因此她既要成全莺莺和张生，又不能让莺莺捉住把柄，所以她设法避开莺莺和张生见面自己在场的尴尬，以“局外闲人”的身份“以谨避双文之波及”。金圣叹通过对红娘心理活动的揭示，写活了一个伶俐谨慎又善良可爱的小侍女形象。

从这些评析可以看出，在金圣叹看来，深入细腻地表现特定情景中人物特定的心理状态和心理活动，是把戏剧人物写活的重要途径。

从另一个角度讲，人物的心理活动构成人物自身与人物间的矛盾冲突，与外部矛盾一起，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在《西厢记》几组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中，老夫人与莺莺、张生、红娘的矛盾冲突是封建势力与年青一代的矛盾，孙飞虎与崔家、张生与郑恒的矛盾都是属于外部矛盾；但莺莺与红娘之间、莺莺与张生之间的矛盾则是由人物心理冲突所引起的。尤其在“赖婚”以后，三个年轻人之间彼此试探、不断龃齬误会，都是由其内心活动作为内在动因在推动的。

中国古典戏剧唱词长于抒情，因此在搬演故事时便于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西厢记》对元杂剧传统体制的突破，让莺莺、张生、红娘等人轮流主唱，避免“话语权”只掌握在一人手中，有利于刻画各个人物的心理从而使人物形象得以多方面的表现，因此《西厢记》能塑造出丰富多彩的艺术群象。

三、聚焦与非聚焦同样重要

在中国叙事学的传统术语中，“聚焦为实、为密，非聚焦为虚、为疏。不把一部分事情虚化和疏淡，就不可能集中笔墨去聚焦；反过来，不在一些事情上周密实在地聚焦，所谓虚和疏的非聚焦也就失去了立足点。”①虽然金圣叹没有在《西厢记》评点中作出理论上的明确界定，但是在其对人物的具体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思想是一直贯穿在他的评点中的。

上文已经指出，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前四本739条夹批与节批中，超过三分之一是论及人物的。对这268条论人物的夹批与节批进行分类，我们可以看到，金圣叹最重视的人物是莺莺和张生。换言之，莺莺和张生是金圣叹人物论中的聚焦人物。见下表：

不唯如此，在《第六才子书西厢记》中的评点中，金圣叹也多次表达了对人物聚焦与非聚焦的看法。如：“《西厢记》止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其余如夫人，如法本，……，俱是写三个人时所忽然应用之家伙耳。”在金圣叹看来，对戏曲人物的用墨绝不能平分秋色，在叙事过程中他将眼光聚焦于莺莺、张生身上。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金圣叹说：“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若使心头无有双文，为何笔下却有《西厢记》？《西厢记》不止为写双文，止为写谁？然则《西厢记》写了双文，还要写谁？”

至于红娘，她并非作者、评点者聚焦的对象，所以并没有在她身上倾注太多的笔墨。但“非聚焦”并不意味着“不着力”。红娘这一人物形象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其形象塑造成功与否，会直接影响对莺莺、张生形象的塑造。从情节发展看，红娘是莺莺、张生交流的中介。可以说，没有红娘，也就没有西厢故事。所以金圣叹说：“分时红为针线，合时红为关锁。”从人物形象看，写红娘就如“写花却写蝴蝶，写酒却写监史”，实则是为了使花、酒更妙。所以，“红娘本非张生、莺莺，而张生、莺莺必得红娘而逾妙”。

在《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之四《第一之四章》一之一折前评中，金圣叹还提出了“烘云托月之法”。这既是金圣叹对《西厢记》创造成就的总结，也是对文章作法的总结。金圣叹用云与月的关系来譬喻聚焦人物与非聚焦人物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解是以作品的整体性为前提的，所以他说“云之与月正是一幅神理。合之固不可得而合，而分之乃决不可得而分乎！”

需要注意的是，金圣叹明确为中心人物服务的宗旨，指出“畫云”的目的是为了画月，是为了突出主要人物的中心地位；同时，他又明确非聚焦人物不纯粹只是一个工具出现在聚焦人物身边的道理，他本身也有独立的价值。金圣叹这样辩证地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戏曲理论界尚属首次。

而像老夫人、法本、白马将军等人物，不过是“忽然应用之家伙”，用笔可虚、可疏，属于非聚焦的人物。

这种对人物的聚焦与非聚焦，是由戏剧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戏剧是一种表演艺术，受时间、空间限制，因此其对人物塑造的集中性要求较高。金圣叹明确提出“《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强调对主要人物聚焦、对次要人物及其他相关人物非聚焦的理论主张是符合戏曲艺术创造和演出的要求的。

四、金氏聚焦思维的理论价值

中国古代戏剧理论有三种理论体系，即以王骥德《曲律》为代表的曲学体系、以金圣叹为代表的叙事理论体系和以李渔《闲情偶寄》为代表的剧学体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集中体现了金圣叹的戏剧观点。

在金圣叹之前，中国古典戏剧艺术的形态特色就是“以曲为本位”，注重唱词轻视科白，因而古典戏剧理论也相应地以演唱声律论为其理论主体和贯穿始终的重要理论线索，理论研究的重心乃是“曲”的合律与合乐问题。金圣叹上承徐渭、李贽，下开毛声山、毛宗岗，立足于戏剧本体，从崭新的批评视角入手，将戏剧艺术真正当作叙事性艺术来看待，紧扣戏剧的叙事性特征来评析作品，从而把戏剧从“诗歌一体化”的本体观念中分离了出来，对完善中国古典剧论有着突出的贡献。

在曲论史上，金圣叹第一次真正将评论眼光注视于戏剧人物，从叙事学的角度把握戏剧人物和戏剧人物体系。金圣叹也是第一个对人物心理进行研究的戏剧评论家，明清戏剧研究重视人物以及人物心理的序幕由此拉开。

在众多的叙事因素中将焦点凝注于人物，尤其是人物的心理，人物又有主次之分，金圣叹的理解是以作品的整体性为前提的。聚焦为非聚焦的基础，非聚焦为聚焦的映衬和升华。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人物的塑造要注意详略之宜。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努力揭示人物形象特征的同时，金圣叹又把饱蘸情感的笔触和深邃透彻的眼力深入到人物内在的心灵世界，着力揭橥人物复杂幽深的心理活动，在“心”的冲突中表现人物的性格。通过对聚焦的揭示，金圣叹强化了戏剧艺术的叙事性特征，并将读者的眼光牵引到莺莺、张生等人身上，带领读者去解读西厢故事中的人物，解读人物的内心世界，并由此把握作品的主题。这种思想对后来的戏曲批评的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金圣叹在他的评点中，也有一些不太合理的观点。但是，当同时代的曲论家们竭力在文辞、声律或思想内容中探讨戏曲之时，金圣叹首次将戏曲人物作为论述的一大重点并从多方面加以分析研究，以独特的艺术眼光抓住了戏曲作为叙事文学的本质，他的观点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李渔等人的观点。正如廖燕在《金圣叹先生传》中所说的：金圣叹“善衡文评书，议论皆发前人所未发”②，金圣叹的评点之作，发展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而泽惠后学，达到了当时戏曲理论的高峰。

注释：

①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245页。

②转引自徐立，陈瑜：《文坛怪杰金圣叹》，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89页。

参考文献：

[1]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选刊之一·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M]，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

[2]金圣叹：《金圣叹文集》[M]，巴蜀书社，2003年1月第2版。

[3]杨义：《中国叙事学》[M]，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4]谭帆：《金圣叹与中国戏曲批评》[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

[5]郭瑞：《金圣叹小说理论与戏剧理论》[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11月第1版。

[6]谭帆，陆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

作者简介：

陈霓（1983年—），广东潮州人，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博雅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