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泽远

经过半年沉淀，再次面对大文学史观这个议题时，我不由得生发出万般感触。木斋先生所秉持的大文学史观之所以相值于垂范百世的方法论，乃因为它是“审美的，而非功利的；是探索的、创新的，而非因袭的、陈旧的；是整体的、流变的、联系的，而非局部的、僵死的、孤立的；是超越古人的，而非迷信盲从的；更是超越本时代的，而非受当下意识形态支配的”。

先生治学，无比强调方法论，方法论绝不等同于方法，所谓方法是上手的工具、操作的流程；所谓方法论，是要求学人纵深地理解学科、把握到支持方法背后的意识形态。木斋先生的文学史观强调整体和流变，所谓整体和流变，是一种对当下学术分工过于精细化的反思。“只攻一项，不及其余”是对学术生命的局限，横向不能跨越学科桎梏，见到更高远的学术风光，纵向不能贯通古今，终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先生的大文学史观则是立体的文学史观，是综合了诗、词、曲于一体的整体流变的文学史观。从实际运用的角度看，先生治学的蓝图是努力为研究对象确立其在文学长河中的坐标，并以此作为研究的指归，渐渐向大目标逼近，最后精准定位，形成环环相扣、浑成一体的文学史体系。

知易行难，今日之后来者在阅读木斋先生的论著时，甘之如饴，然其间耗费的心力与加诸的善功，唯先生一人知之，这亦是先生人格光照学界的根本原因。

先生对大文学史观的运用不是偶然见之，而是经过炼造形塑成一種思想、一种习惯、一种根本的方法论，贯穿在每一段历史流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