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龙

我们常说，懂一门语言便等于打开一个世界。近代中国一个典型的叙述，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反向观之，对中国而言，则是翻译西文让国人了解西方。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商务印书馆，国立编译馆遂相设立。无论林琴南的《茶花女遗事》，抑或严复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每次文字西来，皆引起吾华夏士林之震动。及梁任公，更甚言：“今日之中国欲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事。” 此可谓近代译书之开端。

后来，国人通过译文，知道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了莎士比亚、果戈里。但对于读者而言，有多少人知他们背后的周扬、朱生豪？因堂吉诃德而知女先生杨绛？所以，译者在名著文豪面前是一种自我的隐退，心甘情愿地为大师做嫁衣裳。可同时我们要知道，译书家们往往也有深刻的洞见，他们通过译著进行言说，只是我们往往因为此种言说方式而忽略了他们的直接表达。

基于这样的想法，四川文艺出版社便组织策划了这套针对翻译者思想、定名为“译家之言”的随笔集系列丛书。本次出版共四部作品，杨武能《译海逐梦录》、郭宏安《斑驳的碎片》、董乐山《沉默的竖琴》以及我所负责编辑的柳鸣九先生的《种自我的园子》。

吾生也晚。我知道鸣九先生是我在读大学期间。那时为了扩充阅读，也因为兴趣之故，对萨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直接读他的《存在与虚无》，翻了几页，便只感到虚无而完全找不到存在。于是，就找来萨特的相关研究与他的演讲《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参照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