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胤

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的风陵渡口。但长期以来，人们不仅在事实层面受制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等强势历史叙事，将这场多方势力参与的革新运动窄化为康梁一派的运作，更往往将之局限在政治斗争领域，而漠视这场变局在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广泛影响。

事实上，还存在着一场“文教”意义上的戊戌维新。甲午以来反省洋务运动的社会思潮和追求“变法本原”的輿论氛围，在维新前后得到短暂释放。通过科举改制（特别是八股改策论）、学制更张、设立大学堂等事件，“学务”被纳入变法的范围，作为庚子以后学务新政的先声，深刻影响着传统政教向近代教育制度的转化。而在中国固有知识结构和教化体系中地位不甚崇高的“文学”，也在汉字汉文的危机以及社会变革的契机中获得了意外的关注。

汉字汉文的危机

戊戌维新期间，“官民一律得上书言事”。七月二十二日，时任工部虞衡司郎中的福建安溪人林辂存，向都察院提交了主张施用“切音字”的呈文：

盖字者，要重之器也。器唯求适于用，……我国之字最为繁难艰深，以故为学綦难，民智无从启发。泰西人才之众，实由字学浅易。考其法，则以字母拼合，切成字音，故传习无难，而浅学有逮。今欲步武泰西，当察其本原所在。

甲午战败以后，士大夫顿觉曾国藩、李鸿章以来三十年的“办洋务”走错了路，坚船利炮未必能带来“富强”，转而纷纷探求真正的“变法本原”。或言官制，或言科举，或言财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