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鲁 张静儒 吴必虎 Alastair M.MORRISON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背包旅行作为一种后现代的生活方式迅速流行起来。中国背包客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也形成了独特的目的地浏伞偏好。文章试图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切入，分析背包客与目的地之间的关系。研究首先以背包客对其群体身份的认同度为依据，通过因子一聚类分析将背包客群体分为了两类——经验型和业余型；再通过t检验和卡方检验发现他们在目的地的选择上存在着不同的行为模式。文章最后指出，背包客群体本身具有异质性，不同的群体成员对于背包客身份的认同程度不同，而身份认同则是理解背包客不同行为特征新的切入点。

[关键词]中国背包客；身份认同；目的地选择；旅游行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8）04-0080-10

Doi：10.3969/j.issn.1002-5006.2018.04.013

引言

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来，背包旅行作为一种西方舶来品开始被中国年轻人接受。尤其随着近年来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日益深化，中国背包客的数量急剧增长。某种意义上讲，背包现象可以被看作当代中国时代转向和社会变迁的一种“风向标”，而背包旅行则早已成为当代中国年轻人群体中一种重要的亚文化现象。对许多背包客来说，背包客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旅行身份，更是一种文化身份。在中国社会的独特语境下，这一身份标签更是被赋予新的意义。近年来，诸如《搭车去柏林》《转山》等大量与背包旅行相关的书籍、影视作品进入大众视野，成功地塑造了当代中国背包客的形象；而一些面向背包客的线上网站和论坛如“穷游网”“蚂蜂窝”“磨坊”也迅速发展，成为了背包客们群内交流的重要平台。在这种本土化的过程中，中国背包客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群体风格。

这种群体风格的重要表征之一，便是他们对目的地不同于大众游客的偏好。这种偏好促成了我国一大批热门背包旅行目的地的兴起，如拉萨、丽江、大理、墨脱、雨崩和稻城亚丁等。它们反复出现在背包客的叙事文本中，成为其建构自我身份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服务背包客的旅行设施如青年旅舍和背包客栈在这些目的地大量涌现，逐渐改变着这些目的地本身的社会结构和形象。然而，现有的文献研究对于背包客与目的地选择之间的关系尚缺乏深入的探讨。因此，本文试图从身份认同的视角切入，系统地分析背包客与目的地选择之间的关系。这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背包客独特的目的地决策偏好背后的原因，还能为背包旅行目的地的营销和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1 文献综述

1.1 身份认同理论

身份（identity），根据不同的语境也被译为认同，是现代社会科学中的核心概念。它源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讨论，近年来扩展到了更多的学科领域，如营销学、地理学、旅游学等。

简单地讲，身份问题就是关于“我是谁”的问题。目前，身份研究的理论取向主要有两大流派：社会学取向的以符号互动论为基础的认同研究，心理学取向的社会认同研究。在符号互动论的视角下，个体的身份其实就是不同的社会角色的集合，并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激活或扮演特定的角色。而特定的角色需要符合相应的社会“剧本”，具有规范性，因此角色的行为需要符合社会的期望，是可预测的；而人们对自己身份或角色意义的理解，也是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心理学取向的社会认同理论则认为，身份认同意味着个体确知他/她从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并且能从该群体身份中获得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这种归属不仅是客观上的知晓，更是一种情感上的认同。人们通过社会范畴进行自我归类，也就是自我范畴化（self-categorization），将群体的特征赋予自我，与群体达成共识，才会产生群体认同。但不管是哪一种流派，它们在这一点上却是共通的，即都拥有建构主义的视角，认为个体的身份认同并不是固定的或者先在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通过具体的社会实践建构起来的。

在Tajfel的定义中，身份认同包括了3个维度：一是对于特定群体的成员资格（membership）的认知；二是对于特定群体的评价；三是对于特定群体的承诺（commitment）。对于群体资格的认知实则是一个自我范畴化的过程，即认识到自己属于某一群体，这是身份认同形成的基础。而对于特定群体的评价，则反映了其群体自尊（group self-esteem）的高低。根据社会认同理论，个体为了满足自尊的需要，往往会通过自我激励积极评价自己所处的群体，从而产生内群偏好，甚至外群歧视。对于特定群体的承诺，则源自对所在群体的依附情感。这一情感在行动上反映为对该群体的涉人程度。群体涉人对身份形成（identity formation）和身份凸显（identity salience）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它不仅强化了群体成员间的社会关系（social relatedness），还提供了机会让群体成员在群体活动的参与中将群体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内化。

由于身份认同是个体存在意义的重要来源，身份认同会显著地影响个体的行为。一方面，在自我范畴化的过程中，为了获得或维持成员资格，个体需要将群体特征、群体规范内化为自我的特征和行为规范。因为这些范畴和规范是将内群成员与外群成员积极区分开来的符号边界。另一方面，身份认同也会影响到群际行为。如上文所述，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往往会导致内群偏好和外群歧视。因此，身份认同是预测和解释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

1.2 背包客的身份建构

在早期的旅游研究中，由于游客与东道主交往中隐藏的新殖民主义倾向，目的地居民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但随着旅游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旅游活动与旅游者身份认同之间的联系，而这个问题在背包客群体中尤为突出。

MacCannell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人的体验在社会分工和城市化进程中被分割了。通过旅游，个体能够获得更完整的世界图景，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从而克服对于社会和自然的疏离感。这一点在背包客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背包旅行在诞生之初就具有超越普通旅游活动的意义。根据Cohen的研究，现代背包客出现于二战后的西欧社会，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运动有很强的联系。特别在冷战、越战等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当时一部分年轻人身上具有强烈的“反文化”“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享乐主义”等倾向，背包旅行以其特殊的形式吸引了他们，成为了他们所主张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也成为了他们抵抗疏离感、重构自我身份的一种途径。

虽然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当代背包客的精神特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成为“反文化”的代言者，但对许多背包客来说，背包旅行仍担负着建构自我身份的重要功能。White等就指出，许多背包客将旅行作为人生的过渡阶段，以结束旧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这一功能被学者们称为通过仪式（rite-of-passage），它最初由Van Gennep提出，随后Turner对此理论进行了完整的阐述。Van Gennep认为，人的生命一直会经历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化，在每一次转化的过程中，都伴随着相应的通过仪式，帮助个体过渡到下一阶段。对于大部分背包客来说，他们的背包旅行多发生于人生转折（life transition）或生活危机（life-crises）的时刻，如毕业步人社会、经历感情危机、发生家庭变故、遭遇工作瓶颈等节点。背包旅行让个体能够搁置日常生活，进入阈限（liminal）状态，从而有机会重建自我身份，寻求新的开始。

由于背包旅行所具有的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意涵，背包客这一身份标签进而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反旅游者（anti-tourists）”是这一身份最重要的标志。旅游者通常被他们描述为严重依赖商业旅游设施和旅游服务，只愿意待在旅游业所制造的环境罩（environmental bubble）中，沉醉于虚假的舞台化的真实里，而不愿去真正了解当地社会的人。在对旅游者这种负面的刻板印象进行批判和对比的同时，背包客的群体形象和群体价值也由此被建构起来，它成为了自由、独立、具有社会关怀、反对现代消费主义的代名词。背包客们认为自己与一般的旅游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是更好的区别），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背包客是旅游者中的“精英”。因此，他们拒绝别人称其为旅游者，而标榜自己为背包客或旅行者。

为了将自己区别于普通游客，背包客们也发展出一整套相应的群体行为规范，如独立又具有弹性的旅行计划，旅行预算越低越好，旅行时间越长越好，积极与旅行途中遇到的其他人交流，追求原真性的旅行体验，具有冒险精神，不畏风险，选择远离大众游客的旅游目的地等。遵循这些群体规范，不仅能将自己与普通游客区别开来，还能够为自己赢得更高的群内评价或“行路地位”（roadstatus）。他们还将一些不符合群体规范和价值观的人称为“伪背包客”，不认同他们作为群体的一员。

由此可见，背包客不仅是一种游客类型，更是一种文化身份。目前，中西方关于背包客的研究都指出，身份认同是理解背包客这一亚文化群体的重要途径，但现有研究尚存在两个研究空缺。首先，现有研究通常将身份认同作为研究对象本身，但鲜有将其作为解释变量，分析它如何影响背包客的行为特征。其次，根据前文所引文献可知，目前关于背包客身份认同的研究几乎都是质性研究，鲜有定量研究。小样本质性研究所提出的理论假设还有待大样本定量研究的支持。

1.3 背包客的目的地选择

作为最重要的群体规范之一，背包客们在目的地选择上表现出了独有的原则，概括地讲，即“不走寻常路”（to travel off the beaten track）。Welk分析指出，这一方面是受到逃离人群这一压力的驱使，另一方面也是源自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的影响。这一价值观要求个体寻求独一无二的体验，以便能在众人间脱颖而出、赢得声望。进一步地，他还从西方《圣经》的宗教传统出发，认为这些目的地所具有的“偏远”和“孤立”的特征能让旅行者感到重返天堂，回到无罪的状态，从而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

Cohen则从一个更世俗的角度去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精神的“中心”，这一中心为所处其中的人提供终极意义。但不同于大众游客对于所处社会中心的依附，背包客群体往往对这一中心具有强烈的疏离感，他们不认同其提供的终极答案，于是四处旅行以寻求新的精神“中心”。对于西方背包客来说，这些“中心”往往是非西方的、甚至前现代的，是偏远的、尚未被工业文明“污染”的第三世界国家。

然而，许多学者也发现，背包客的目的地选择偏好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一方面，与其他背包客的交往越来越成为背包客旅行经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背包客在选择旅行目的地时，除了考虑目的地本身的特征外，也会倾向于选择那些背包客文化浓厚的地区。相比早期的背包客，研究发现，当代背包客的整个旅行更多是在各个背包客飞地（enclaves）间穿行，他们虽然远离大众游客的旅游路线，但也极少去探索背包客旅行路线以外的世界。

另一方面，近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识到国家和文化对背包客群体的影响。如Maoz就指出，因为受到集体主义传统的影响，以色列背包客与西方的背包客群体有明显区别。而关于中国背包客，学者们在对其行为和动机进行研究后，也发现他们具有不同于西方背包客的特征，如明顯更短的旅行时间，相对较高的旅行花费。但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尚未有针对中国背包客目的地偏好的专门研究。并且目前关于中国背包客行为特征的研究还停留在描述阶段，并未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原因。Zhang等指出，中国背包客对其身份的建构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策略，并反映在他们的群体行为特征上。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背包客的身份意义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其群体规范和行为表征也会由此重构。因此，本文试图从背包客身份建构的角度去理解该群体与目的地之间的关系，以揭示他们旅行方式背后的逻辑。

2 研究方法

本文以定量研究为主，辅以定性访谈内容作为补充解释。研究数据来自研究者在2012年7月至2014年9月期间在稻城亚丁、大理、沪沽湖和成都4个不同类型的背包客旅游目的地开展的田野调查。

问卷收集于2014年7月1日到8月31日，通过判断抽样的方式实地发放350份，其中，有效问卷共317份，有效率为90.6%。根据朱璇、Chen等学者的建议，本研究样本的选取标准确定为背包人住青年旅舍的旅行者。样本显示，男性背包客的比例（55.9%）要稍高于女性（44.1）；年龄大部分集中在18～25岁之间（75.4%）；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约90%以上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与前人研究对比发现，基本符合中国背包客的现实状况。

问卷中所有量表为7分量表，1分为非常不同意，7分为非常同意。问卷中涉及本文研究目的的主要有3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访者对背包客身份的认同感，包括3个构面：（1）背包客群体认同，选取了Mael和Ashforth编制的群体认同量表，共6题项；（2）背包客群体涉入度，共4题项，由访谈材料总结而来；（3）背包客群体评价，共5题项，由访谈和文献材料总结而来。第二部分为被访者的目的地选择偏好，包括抽象原则与具体偏好：抽象原则由两个题项组成——目的地的流行度和危险度；具体偏好由两个开放式问题组成，要求被访者在不考虑金钱、时间等外部制约的情况下，分别写出心目中最理想的两个国内和国外背包旅行目的地。第三部分则包括基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调查。

由于许多学者指出背包客群体具有异质性，本研究首先针对与背包客身份认同感相关的3个构面进行因子一聚类分析，将背包客群体进行分类。因子一聚类分析方法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市场细分手段，在背包客的市场细分研究中也较为常见，但以往的研究通常以旅游动机为主要的细分原则。其次，对不同群组之间的目的地选择偏好进行差异分析，以揭示身份认同与背包客行为特征之间的关联。为了对定量结果进行补充解释，文本还利用了之前田野调查期间的参与观察与访谈资料作为补充数据。质性研究样本选择往往采用“非概率抽样”方式中的“目的性抽样”，选取能够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研究对象。本研究试图最大限度地覆盖研究现象中的不同情况，故主要采用了目的性抽样中“最大差异抽样”策略，最终选取了20位背包客进行深度访谈。相比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访谈，在旅行的情境中，背包客的身份被激活，这能帮助研究者更有效地理解他们的行动和意义的建构过程。访谈方式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在预先征得被访者的同意后，全程录音，之后通过听录转化成文本信息。每位访谈持续在40分钟到1个半小时。在访谈结束后，要求被访者填写一份包括个人信息的问卷。

3 分析结果

3.1 背包客身份认同

研究第一步采用因子一聚类分析对受访者进行分类。首先，对背包客身份认同相关的3个构面进行因子分析（表1），其KMO值=0.890，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度为0.000，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得到3个公因子，其累计贡献率为69.34%.3个公因子分别为群体认同、群体涉人和群体评价，与预设构念一致。3个公因子的Cronbach's alpha值分别为0.895、0.883和0.868，说明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第二步，以3个公因子的因子得分为基础，对背包客群体进行聚类分析。本研究采用K-means聚类法，在尝试将样本分为2-5类后，发现分为两类的方案最简洁，类别间的差异也最显著（表2）。根据群组的特征，可以命名为经验型（n=157）和业余型（n=148）。总体上讲，经验型背包客较业余型背包客有更高的身份认同感。经验型背包客有更强的意愿将自己视为背包客群体的成员，具有更强的群体荣誉感，因此，背包客这一身份标签在他们的自我建构中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其群体认同显著高于业余型背包客。经验型背包客也更为积极主动地融人背包客群体，他们与其他背包客维持着更紧密的朋友圈，对于背包活动的涉人程度较业余型背包客更深。但是有趣的是，他们对于背包客群体的评价却较业余型的更低。通过访谈，笔者发现这一现象与背包客的经历密切相关。业余型背包客因为直接经验不足，对于背包客的形象往往受媒体影响较深，尤其是通过社交网络塑造出的一批背包客“明星”“英雄”形象，使他们对背包客群体具有浪漫化的想象。而经验型背包客因为更深入背包客群体的后台，对于背包客群体有更真实的理解，往往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身份危机感。他们认为现在中国的背包现象太过泛滥，背包客群体鱼龙混杂，出现了许多“伪背包客”。一方面，他們并不遵循背包客群体的价值规范，但仍以背包客自居，将背包客的身份标签作为他们获得外部认同的一种工具，是对背包客符号的消费；另一方面，他们偏离背包客的价值规范的行为也给背包客群体的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一点也通过问卷调查中关于旅行经历的问题所证实。经验型背包客的平均最长旅行时间为40.24天，显著高于业余型背包客的15.25天；而前者大于7天的旅游次数也大约是后者的2倍。通过列联表分析对两个群体的经济收人水平进行比较后发现，其皮尔森卡方值为11.11，双尾检验p=0.085>0.05。表明两类群体在经济收人和消费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

3.2 目的地选择偏好

以往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指出背包客群体的目的地选择偏好具有不同于一般旅游者的特征，但目前所有的结论都基于小样本的质性研究，尚未有大样本的定量研究；此外，以往的研究中也忽视了背包客群体的异质性，对背包客不同子群体的行为特征缺少关注。本小节即通过定量化的差异分析，对比经验型和业余型两类背包客在目的地选择上的不同特征。

首先是背包客关于目的地选择的抽象原则。目的地是背包客进行旅行实践的舞台。根据社会互动论的观点，每个社会行动者都同时具有多种身份。而背包客的身份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处于隐匿的状态，只有在目的地空间中才能被系统地激活，成为个体的显著身份。缺失目的地，背包客的身份就无所依靠。因此，可以说目的地是背包客身份建构的基础要素。但并不是任何目的地空间都能成为背包活动的舞台，不同的空间特征能赋予背包客不同的身份意义。因此，根据背包客对构建其自我身份意义的诉求，他们对于目的地空间进行了独特的意义建构。

“反商业化”是这种意义建构中的重要构念。20世纪70年代，MacCannell就提出“舞台化的真实”以批评商业化造成的现代旅游体验的虚假性和肤浅化，而这正是背包客所强烈反对的。获得更深刻、更原真性的旅游体验，成为了他们区别于（优于）普通游客的一个面向，也由此成为他们建构自己身份意义时的一个重要构念。由于具有这种“反商业化”的要求，他们往往积极探索新的旅游目的地，成为进入这些目的地的第一批游客。但随着这些目的地人气或商业化程度的增加，它们在背包客群体中的口碑也会随之下降。因此，背包客群体对这些“非商业化”目的地的占有，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在形成内群等级时，越早到达这些目的地的背包客，往往享有越高的声望。在背包客相互交流的时候，往往能听到类似这样的对话：A：“我刚从墨脱徒步回来。”B：“噢，墨脱啊，我10年前就去过了。”正是在这种比较中，“不走寻常路”这一群体规范才被逐渐建立起来。由表2可以看出，身份认同感更高的经验型背包客具有更强烈的意愿“去少有人走过、未被旅游开发的地方旅行”。

“风险性”则是目的地意义建构中另一个重要构念。对西方背包客来说，目的地艰苦、甚至危险的环境条件，使背包活动能够最大限度地区别于传统的旅行方式，进而强化其身份特征。一方面，完成充满风险和艰难的旅程的确能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人的旅行经验、技能、体能，甚至意志力等各个方面的素质，进而帮助背包客获得积极的外部评价。另一方面，“神圣性”与非凡的经验密不可分，对许多背包客来说，背包旅行就是一种脱离日常世俗生活，获得非凡、神圣体验的过程。而这种“风险性”正是能够帮助背包客接近这种非凡的体验，从而使自己的旅行被赋予“神圣感”。就如Elsrud曾在研究中指出的，这种艰难和危险不仅能够“给人形成强烈的印象，更能使这个受难者立刻从一个普通的旅游者摇身变为旅行者”。但由表2可以看到，虽然经验型和业余型背包客在这一原则上有显著差异，但中国背包客整体上对这一原则并不强调。他们对于目的地风险的感知并不低，特别是业余型背包客，在一定程度上更愿意规避风险。

在确认了背包客群体目的地选择的抽象原则后，本文进一步地分析了两类背包客在具体目的地选择上的差异。首先是他们列举心目中最理想的国内背包目的地。在处理数据时，笔者将具体的目的地纳入所属的省份进行统一计数，统计的频次由图1所示。对中国背包客来说，国内最理想的背包旅行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前5名依次是西藏、云南、四川、新疆和青海。进一步地，以《2014中国统计年鉴》为划分依据，笔者将西部和非西部地区①的数据分别整理后再进行比较发现，西部地区对于中国背包客的吸引力远大于非西部地区。但在对经验型和业余型背包客进行卡方檢验后发现，两者在目的地选择上有显著差异（p<0.01），前者比后者更偏好西部地区（表3）。

根据访谈笔者发现，中国背包客对西部地区的偏好，除了其本身所拥有的丰富旅游资源外，从其身份建构的角度还有两个重要原因。首先，由于交通不便，西部许多地区尚未开发，较少有游客涉足，这对于强调冒险精神、喜欢“不走寻常路”的背包客来说，是十分理想的旅游目的地。其次，中国的西部地区还是中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文化具有多样性。由于经济欠发达，许多地区仍然保存着较为传统的生活方式。对于追求原真性体验的背包客来说，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居民符合他们想象中的“他者”的形象。

在对国外背包旅行目的地偏好进行频次统计时，本研究将一些地区类的答案如“东南亚”“北欧”等删除，统计结果见图2。具体来看，排名前10的背包旅行目的地只有3个是发展中国家（尼泊尔、泰国和印度），其他均为发达国家（依次为美国、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意大利、瑞士和日本）。更进一步地，本研究将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index，HDI）2016年报告中，HDI高于0.8的51个“非常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作为发达国家名单再次进行统计发现，发达国家对中国背包客的吸引力高于非发达国家。

这是非常有趣的发现，说明中国背包客选择国外背包旅行目的地的策略不同于国内背包旅行。虽然尼泊尔等地区仍然以比当代中国更加古老和神秘的“他者”形象吸引着中国的背包客们，但他们似乎对西方现代文明更感兴趣。在此情境下，背包客本身的群内规范“不走寻常路”也被搁置了。从其身份建构的角度来理解，他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浓厚兴趣，其根源还是来自当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境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对于西方背包客来说，在“原始的”第三世界的旅行经历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反思西方文明，为其回归西方社会后建立新的中产阶级身份起到帮助作用。而对于中国来说，“了解和学习西方”可能是更为重要和迫切的社会要求，相比去第三世界游历，在西方世界的旅行经历能够在自我身份重构时融人西方元素，更加符合社会对个体的期望。因此，中国背包客有意无意地表现出更多对发达地区的偏好。

然而，对经验型和业余型背包客进行卡方检验后发现，两者在国外目的地选择偏好上也具有显著差异（p<0.01）（表3）。经验型背包客体现了更强的对非发达地区的偏好，保持着更典型的背包客对目的地选择偏好特征。

4 结论和讨论

上文的分析不仅揭示了中国背包客独特的目的地选择偏好，也进一步论证了背包客群体的异质性。

一方面，目的地是背包客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背包客身份建构中的基本元素，不同的空间特征能赋予背包客不同的身份意义。整体上讲，中国背包客在选择目的地时仍然遵循了西方背包客“不走寻常路”这一内群规范，这与他们追求个性与自由的群体精神相符合。然而，他们对于目的地的风险感知并不低，部分背包客甚至会选择主动规避风险。这表明在中国背包客身份意义建构时，“风险性”所象征的意义并非最核心的成分，这与西方背包客有所不同。在具体的目的地选择上，中国背包客在国内旅行时具有同西方背包客类似的选择偏好：经济不发达的偏远地区。因为这些空间特征能够最大程度地赋予背包客以冒险精神、坚强意志、独立自主等品质，符合当代社会对个体的要求。然而，中国背包客在对国际目的地的选择上，却表现出相反的偏好。相比第三世界国家，他们对西方发达社会表现出了更浓厚的兴趣。由此可以表明，中国背包客并不排斥经济发达、发展成熟的旅游目的地。

另一方面，研究表明背包客群体具有异质性，不同的子群体具有不同的行为特征（如目的地选择偏好）。本文以身份认同感为依据，将中国背包客群体分为经验型和业余型两类，前者较后者具有更高的身份认同感，而研究表明，两者在目的地选择偏好上具有显著差异。不论在抽象原则还是具体的目的地选择上，经验型背包客都更强调和坚持背包客群体的传统规范，更加偏好偏远地区。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定量分析，辅以长期田野调查的定性材料，论证了背包客身份认同与目的地选择之间的密切关系。身份认同是预测和解释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它作为解释变量，能够为我们理解背包客的行为方式提供新的视角和理论来源。此外，由于背包客身份认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在不同的社会一历史情境中被赋予不同的身份意义和价值。这为理解中西方背包客的群体差异也提供了理论解释。

在对中国背包客的目的地偏好有所理解的基础上，本文也对目的地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一方面，以“不走寻常路”为原则的背包客群体，是新兴旅游目的地的先遣部队，他们对于那些知名度小的旅游目的地的口碑宣传和形象塑造尤其具有重大作用，如雨崩村、稻城亚丁等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对于经济落后、投资不足的地区，吸引背包客、发展背包旅游可以作为其旅游业发展的优先选择，也能为地区未来旅游业的升级发展奠定基础。但目的地管理者也应该认识到，中国背包客具有独特的行为特征和偏好，不能将传统（西方）背包客的刻板印象套用到当代中国背包客身上。如中国背包客的风险感知并不低，部分背包客甚至会规避风险。在针对中国背包客的目的地营销时，“风险性”成为了需要控制而非强化的要素。另一方面，目的地的管理者还应充分认识到背包客不只是一种旅行方.式，更是一种文化身份，是一个比普通游客更为紧密的“社群”。身份认同对于背包客群体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旅游规划和目的地营销管理中，应当充分重视这一特点，积极培育气氛浓厚和谐的背包客文化，强化背包客群体的身份认同感和情感联结，以保证目的地在背包客群体中旅游热度的提升。

①本研究的西部地区包括：陕西、新疆、甘肃、宁夏、青海、四川、贵州、云南、重庆、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