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睿程

摘要：洋节“中国热”不仅仅折射了经济全球化下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现象，其背后还隐匿着消费异化、普世价值思潮入侵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建设等深层问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洋节“中国热”的成因，发现并揭示资本逻辑影响下洋节“中国热”的危害，提出理性对待西方节日文化的科学态度，牢牢站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阵地，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使中华文化复兴之魂厚植于心。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洋节 中国热 资本逻辑 普世价值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2-0220-02

近年來，针对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热衷于隆重过洋节以及民族文化日益被淡忘的社会现象，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节日的意见：从增设清明、端午、中秋节假日期，建议党员不过洋节到丰富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正确看待西方节日逐渐升温且日益超越传统节日背后的实质与意义，需要我们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辩证分析资本逻辑影响下洋节“中国热”的异化现象，加强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这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视角理性思索的态度，表征着我们的文化自觉与民族自信。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洋节“中国热”的成因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2]，这是马克思对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生动诠释。节日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承载着一定的文化意蕴，体现着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的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又根源于客观的社会存在，并在其发展中存在独立特性，这就要求我们以辩证视角看待西方洋节“中国热”的社会存在根源，理解洋节“中国热”的形成逻辑。

现代社会在物质技术层面存在两个显著的特征：信息网络化和经济全球化。技术革命推动了生产方式的转变，特别是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带来的更为广泛而又细致的经济联系与社会分工，对我国提出了革新经济社会关系的新要求。我国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引发了人们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一方面，人们的视野不断被拓宽，接受新生事物的欲求和能力不断增强，人们日益形成了开放、多元的意识和渴求新的变化的愿望。另一方面，西方的个体本位价值观对传统的共同体理念产生了冲击和影响。作为重要文化载体，西方节日在中国的兴起即是重要例证。

西方节日之所以在中国逐渐升温，需要具有消费文化传播、个体意识增强和释放情感需要的三维视角。首先，引起西方洋节“中国热”的原因根植于资本主义消费逻辑。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传播以产品运营为载体，文化产品以直观性契合大众心理。因此，这种传播更加呈现出消费的特点。另一方面，西方节日背后真正的宗教精神和历史文化很难在中国寻找相同的社会基础，从本质中成为吸引点引发大众聚焦。在一定意义上说，洋节“中国热”其实是热在一种消费文化。其次，技术生产的发展，使人们在虚拟与现实两种场域中更加强化个体意识。一方面，网络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在交往中产生虚拟世界，而虚拟世界的独立操作空间与自由言论环境增强了人们的主体性意识，对自我意识的关注渐渐增多，但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距离。另一方面，现实中市场经济造成的区域差异更凸显了这种孤立而个体的生存状态。个体意识在技术的推动下增强，而共同体意识逐渐淡薄。最后，在竞争为导向的时代，人们的现实生活压力较大，西方节日的消遣意义较于传统节日的固定仪式，更能够使个体放松身心。相比于亲人团聚、祭祖追思的传统节日，西方节日更契合当代人释放压力的情感需要。

社会意识在根本上受制于现实存在的同时，还具有自己特有的发展形式，这种特定形式表现为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中国传统民俗节日深受小农经济和宗法观念影响，而西方节日宗教色彩较为浓厚。不同性质节日包涵的不同价值追求具有深远持久的影响特点。顺应全球化趋势的同时，我们更应重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内在理念在当代实践中的潜在性价值。

二、资本逻辑影响下洋节“中国热”的危害

在第一部分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了洋节“中国热”的成因，发现了现象背后的时代根源。在西方主导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揭示洋节“中国热”的危害，需要我们充分认清这种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作为深层根源的资本逻辑与作为传播形式的普世价值思潮的两层含意，明晰资本逻辑影响下洋节“中国热”的危害。

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无论是原始积累，自由竞争还是垄断竞争时期，改变的只是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而不是资本逐利的本性。洋节“中国热”背后的资本逻辑即“生产—消费”逻辑，包含一个过程和两个主体。首先，在过程上，无论是对于物质产品还是对于精神产品，生产者更在意的是利用西方节日的契机，扩大市场份额，实现利润最大化。受外来文化新奇特点、文化传播手段以及经济水平提高的影响，国人青睐于在节日当天进行文化产品集中消费，这极大地推动了消费生产的循环。此中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使得洋节的传播变成了一场消费狂欢，国人在这场消费狂欢中寻求着抽象的精神满足。其次，对生产者来说，生产方式决定了其文化霸权的要求。“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也同时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3]垄断资产阶级在现代世界中，突出表现在凭借其经济上的强势地位操纵国家政权，左右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建设。最后，对消费者来说，受资本逻辑支配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相较于物质产品，受到的影响更具有潜移默化的特点。它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影响国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甚至是个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但基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预测，这种资本逻辑终将在其发展中扬弃自身，被物质与价值内在统一的更高形态的共同体理念所替代。

西方洋节“中国热”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以基督教等宗教文化的形式实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宗教节日的传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世价值的思潮，其目的是实现意识形态的统治。从逻辑上讲，普世价值是一种抽象掉众多个性的共性，并把这种抽象出来的共性还原为一种唯一个性的思维模式。“所谓的‘普世价值实质就是西方的价值，它是由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关系”。[4]对于这种表象，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批判。首先，从阶级的角度来看，阶级反映了生产关系及物质利益的差异，只要阶级对立存在，就必然存在利益冲突，普世的对象就不能是所有人。洋节面向不同的利益群体，从生产关系上就并非平等无差别，其价值理念必然存在差异。其次，从真理与价值的关系来看，价值不等同于客观认识，它是连接主客体的选择判断，取决于对于主体的效用和意义，表现为一种主体价值观。节日作为一种共同体理念的凝合，本身表现为一种价值需要，而非必然性真理的要求。西方洋节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文化的运作必然按照他们对于价值效用的理解来进行取舍。“美国政治与外交智库的代表人物塞缪尔·亨廷顿就主张用西方的‘普世文明‘普世主义对付非西方的文明和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5]他提出“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人来说就是帝国主义”。[6]资产阶级的平等、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企图在意识形态上主宰世界文明，达到政权颠覆、利益独占的统治目的。而今天我们倡导中华传统民族节日文化的复兴，正是在于中华传统民族节日反映了国人的共同体意识以及共同的价值追求，能够在国人心中常铸中华文化之魂。

三、“两条路径”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民族文化建设

洋节“中国热”是特定背景下在经济文化领域产生的社会热点与社会现象。我们要学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对这种现象进行科学理性的分析，要将反对当下错误思潮与长远的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当然，我们也不能对于西方文化过于敏感，不假思索地排斥一切西方文明，这就又走向了文化保守主义的极端。唯物辩证法启示我们在面对西方节日时，既要吸收精华，理性学习西方节日文化的优长；又要立足根基，积极弘扬而非淡化中华传统节日文化的存在。“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7]，并且这种学习“不能丧失根本，不能错把他乡当故乡”[8]。

从横向空间范围来看，我国的文化建设重在借鉴与交流。通过“一带一路”，以节日为主题向世界人民展现悠久灿烂的东方文化，努力日臻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新境界。我们鼓励国家之间多元节日文化的相互借鉴与相互交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节日文化中的文化入侵现象袖手旁观。“一元主导”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导多元的思想文化，实现多元节日文化共性与个性，具体与历史的统一。

从纵向时间范围来看，我国的文化建设重在继承与创新。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文化源泉。西方文化的“中国热潮”只是作为新鲜事物而非新生事物的存在，不能从根本上真正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以，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应在于复兴我们自己的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传统文化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引导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9]除了科学理性的认识态度，更需要我们自觉正确的实践行动。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价值观的形成使得不定型的社会心理上升到定型自觉的社会意识，个体要加强自身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提升自己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节日文化丰富内涵的认知水平，增强自己对于传统节日的参与度和归属感，使中华文化复兴之魂厚植于心，并以主人翁的姿态弘扬和发展我们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文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9-12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8.

[4]周新成.一些人鼓吹的“普世价值”实质上就是西方的价值[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8（11）.

[5]汪亭友.“普世价值”论深藏的陷阱[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12-14（1）.

[6]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M].周琪译.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

[7]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刘书林.意识形态工作中需要把握的若干辩证关系[J].思想政治教育导刊，2014（3）.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

责任编辑：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