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皇，唐炳南，樊士德

（1.江苏理工学院 商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1；2.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南京 211815）

0 引言

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国企直接或间接地承接地方政府带来的政策性负担，包括以过度投资为主要形式的重大项目建设。由此，在缺乏外部监督和完善治理机制的环境中，大量地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聚合，形成经济新常态下的产能过剩现象。由此，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缓解行业产能过剩的现状，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理论上，企业过度投资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话题。由于企业商业运营的复杂性，公司理想的过度投资水平难以观测，使得准确地估算过度投资水平相当困难。事实上，过度投资仅仅是相对于理想的投资水平而出现的超额投资。由于投资行为及其规模本身受到公司自身因素、竞争对手行为、宏观经济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使得公司事前通常是无法确认合意的理想投资水平，进而难以确定真实的“过度投资”。换句话说，如果公司当期所进行的大规模投资正好适应了滞后1期以后的经济形势，并因此为公司带来巨大的投资回报，那么当期超过其他公司投资水平的超额投资部分，是否能够仍被冠以具有贬义的“过度投资”则值得商榷。反之，若公司相对保守的投资行为尽管为股东带来足够的近期回报，但却因为投资不足而影响公司中长期发展，这也未必能够得到股东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