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静，谢小蓉

（1.西安翻译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105；2.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成都 611130）

0 引言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十二五”及“十三五”规划纲要均明确指出要提升出口复杂度，提高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此时，对于技术创新能力偏低的中国来说，制度质量改进能否促进出口复杂度提升，是一个急需研究的领域。

出口复杂度是从关注出口数量转向出口质量的分析视角。关于其测度，该领域的最新前沿文献是Hidalgo等（2009）[1]基于反射法提出的经济复杂度ECI，去除了以往同类指标包含的收入信息，可以更好地解释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目前，国内外学者对ECI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出口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已有文献一般从FDI、加工贸易等外部视角和人力资本、研发支出、物质资本、基础设施、制度等内部视角展开[2，3]。其中，制度视角的研究数量有限，且实证研究较匮乏[4-6]。

本文将采用Hausmann等（2016）测算的剔除收入信息的ECI指标，以便更准确地衡量各样本的出口复杂度；借鉴Hausmann等（2013）[7]，选取年贸易量10亿及以上、人口120万及以上且贸易数据基本连续的56①56个经济体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拉脱维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南非、俄罗斯、阿根廷、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伊朗、巴基斯坦、乌克兰、蒙古、巴西、中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印度、罗马尼亚、立陶宛、保加利亚、突尼斯、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