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后工作”（postwork）思想的方兴未艾[1]，对工作时间、工作与闲暇、工作与生活等问题的反思越来越多，凯恩斯于1930年所发表的具有预言性质的《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在这篇文章中，凯恩斯乐观地预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满足人类需求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将越来越短，人们有望从生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时（100年以后即2030年），人类“应该怎样来利用他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2]在凯恩斯看来，那时人类可以广泛分配所剩不多的工作，每周工作15小时就足以同时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和工作愿望———凯恩斯将这种工作愿望称为劣根性。[2]359-360

时间已来到2018年，我们迎来的是一个物质和闲暇都极大丰富的时代吗？就物质来说，全世界某些地区的匮乏依然触目惊心，但大部分地区的大部分人口已经享受到了丰富的涌现；就闲暇来说，反而是大部分地区的人口都行色匆匆，深感时间紧迫。这不能不说是历史进步的巨大悖论。

作为研究时间利用、工作变迁与技术进步的专著，朱迪·瓦克曼（JudyWajcman）的《时间紧迫：数字资本主义下生活的加速》[3]（Pressed forTime：theAccelerationofLifeinDigitalCapitalis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15）自然也提到了凯恩斯的预测，并且其主要目的就是解释，为何先进的数字技术没有能减少人类的工作时间，而是让我们更加感到时间紧迫。但时间紧迫真的是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与通信技术（ICT）———造成的吗？所有人都同等程度地感到时间上的紧迫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