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梦　崔宰荣

摘 要：现代汉语中“难以”一词是由短语结构“难词+以介词”发展而来逐渐凝固成词的，“难以”的词汇化是伴随着“以”由介词演变为词缀的语法化同时发生的，经历了由“以”字悬空到跨层后附这一过程。本文根据对先秦至宋代经典文献的穷尽式调查，描绘出“难以”词汇化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难以” 词汇化 语法化 介词悬空

一、引言

根据姜梦，崔宰荣（2017），估价类情态助动词“难”的语法化与上古汉语中形容词“难”的意动用法有关。形容词“难”表意动带谓词性宾语构成“难+V”结构时，连动结构的不稳定性为“难”发生语法化提供了结构前提。当表达需求促使充当S的成分发生扩展，S由施事扩展到当事或空缺状态时，其深层结构发生改变，“难+V”由表意动的述宾结构“V+O”重新分析为情态助动词短语“AV+V”，“难”的语义特征由[+感到困难]重新分析为[+费力、不容易]，此时“难”演变为估价类情态助动词。总的来看，现代汉语中的估价类情态助动词“难”出现于周代之前，成熟于战国时期，是在上古汉语中的形容词“难”表意动带谓词性宾语构成的“难+V”连动结构中语法化而来的。之后随着情态助动词“难”的使用频率的增加，含有“难”的短语结构逐渐固化成合格的词，比如现代汉语中常用的“难以”。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2012：947），现代汉语中的“难以”作为一个词使用，指根据场合或情况不容易做到某事。语用层面上，“难以”后面往往接双音节词，例如“难以拒绝、难以开口、难以形容、难以捉摸、难以相处、难以估计”等。也常以四个字的固定形式出现，如“难以启齿、难以置信”等。

若利用义素分析法进一步对“难以”中“难”的语义探究，可以发现：“难以”中语素“难”体现出与情态助动词“难”类似的[+费力、不容易]的主观评价意义。“难以”与“难”语义上的相通之处说明：“难以”的成词过程中有可能受到了情态助动词“难”的用法的影响。那么“难以”到底是如何在情态助动词“难”的短语结构中凝固成词的呢？本文通过对先秦至宋代23部历时文献的穷尽式调查和对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试图弄清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以”的来源、具体的词汇化过程和其中的词汇化机制和动因。

二、前人研究及本文观点

从共时角度看，太田辰夫（1958/2005：191）最早注意到“难以”大致和“难”释义相同，但它是纯粹的助动词。这个“以”是后缀，可能是由“可以”“足以”类推而来的。曹广顺等（2011：305）将《祖堂集》中出现的“难以”归类为估价类情态助动词。太田辰夫的观点颇有启发性，本文也认为，共时角度上看，“难以”和情态助动词“难”的功能和意义相同，“以”是个词缀。

从历时角度看，目前还没有研究“难以”形成过程的文章。但从出现时间来看，“难以”和“可以、足以”都出现在先秦时期，这一类词形式构成上相近，演变过程也有一定的类似性。加上关于探究“可以”的形成过程的文章较多，因此本文认为，历时角度上，研究“难以”的词汇化，可参考“可以”的演变过程。

关于“可以”的演变过程，白晓红（1997），董秀芳（2002），朱冠明（2008），李明（2001、2016）等均主张双音节词“可以助动词”是源于“助动词‘可加介词‘以”这个连用形式，即“可以助动词”源于短语结构“可词+以介词”。两者的区别标准是“以”的介词性的强弱，即“以”后面无法补出省略宾语者，主语也不能成为“以”的支配成分时，“可以”为词。而关于“可以助动词”由“可詞+以介词”逐渐凝固的具体过程，李明（2001、2016）和朱冠明（2008）均有较详细论证且观点相似。以李明（2016：35）的观点为例，他根据“可以”前出现成分的不同，将“可以”出现的句式分为A、B、C、D四类。A类句式中“可以”前的成分可作为“以”的支配成分，即非施事时，为“可词+以介词”。D类句式中“可以”前的成分不能作为“以”的支配成分，即为施事主语时，为“可以助动词”。由A到D，“以”的介词性由强至弱，最后完全语法化为词内语素。

学者们对“可以”的讨论为研究“难以”的词汇化过程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难以”和“可以”是两个不同的词，所出现的句法环境与演变过程有相似处也有不同点。接下来，结合“可以”的词汇化，谈一下本文对“难以”的词汇化的看法。

关于“难以”的形成过程，本文认为“难以”与“可以”类似，总的来看属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即为一个从句法层面单位到词汇层面单位的演变过程。参考董秀芳（2002：33）对“可以助动词”的演变过程的阐述，本文认为“难以”的演变路径如下：“难”由形容词表意动演变为情态助动词之后，由于先秦时期“以”多作为引出工具、方式、凭借、原因的介词使用，“以”与其宾语构成的介宾结构成为“难”后动词短语的一部分，即“难”与“以”首先出现在下面这样的句法环境中：难+以+NP+VP。此时“难”与其后的“NP”是一对直接成分。只是由于“难”和“以”在线性顺序上邻近，常常同现的结果就使得二者的距离被拉近。再加上在上古汉语中，介词的宾语常常可以因为在语境中不言自明或在上文中已出现而被省略，“以”后的NP就经常以零形式的方式出现，形成“难以（NP）VP”，或移至主语位置上，形成“（NP）难以VP”。这两种情况都属于“介词悬空”（preposition stranding）现象①，即作为介词的“以”，由于宾语的空缺而悬空，从而导致“以”逐渐向“难”靠拢，二者常常紧邻共现，相互间的界线逐渐消失，最终二者粘合为词。总而言之，“难以助动词”是由短语结构“难词+以介词”逐渐凝固成词的，“难以”的词汇化是伴随着“以”由介词演变为词缀的语法化同时发生的，经历了由“以”字悬空到跨层后附这一过程。

此外，关于“难以助动词”和“难词+以介词”的区别标准。本文认为可借助“难”的结构语义特征来判断“难以”是否已完成词汇化。由于“难以”和“难”的功能、意义相同，可相互替代，因此理应存在“S受事+难以+V及物”结构，其中“难以”的语义特征为[+费力、不容易]，且“难以”可替换为“（很）难”。总之，通过检验“难以”是否能够进入典型情态助动词结构“S受事+AV难+V及物”及非典型结构“（S+）AV难+V（+O）”，可以判断“难以”是否已完成词汇化形成“难以”。为探究“难以”的形成时间及具体词汇化过程，我们对先秦至宋代的文献进行了穷尽式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最终描绘出“难以”的发展路径。

三、“难以”的词汇化过程

李明（2016：35）认为，“可以”凝固之前的“可词+以介词”结构中，“以”后面大多并不存在介词宾语的省略，“以”虽然是介词，但其作用并不是引进宾语，而是标记着“可以”前的主语是其后面VP所表示的动作的工具、方式、凭借、原因等。但本文认为这一点“难以”正相反。“难以”在凝固之前的“难词+以介词”结构中，“以”的作用首先是引进宾语。只有当“以”的宾语进一步移至主语位置，形成“介词悬空”状态时，“以”的作用才转为标记主语S为其后面VP所表示的动作的工具、方式、凭借、原因等，此时S多为非施事名词短语。当S扩展为小句时，“难以”往往具有双重分析的可能性，既可以分析为“难以助动词”，也可以分析为“难词+以介词”，小句越复杂，“以”的语法化程度越高。当S进一步扩展为受事或施事时，形成“S受事+难以+V及物”结构时，“难以”具有与情态助动词“难”相同的句法、语义特征，“以”由介词语法化为词缀，“难以”已基本凝固。总的来看，“难以”的词汇化过程，即介词“难”演变为词缀的语法化过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小句+难词+以介词（+NP）+VP”的出现

↓

第二阶段：“S非施事+难词+以介词+VP”的出现

↓

第三阶段：“小句+[难+以/难以]+VP”的出现

↓

第四阶段：“S受事/施事+难以助动词+VP”的出现

图1：“难以”的词汇化过程示意图

（一）第一阶段：“小句+难词+以介词（+NP）+VP”的出现

情态助动词“难”最初与“以”连用时，“以”后面存在支配成分，结构上应分析为“（以+NP+VP）+难”，“以”只能看作引进宾语的介词。“以”后面带宾语的这类句子可看作典型的“难词+以介词”结构。这类结构最早见于战国时期。例如：

（3）惠王曰：“惠子施也，难以辞与公相应。虽然，请言其志。”（《吕氏春秋·审应览》）

例（3）中“难以辞与公相应”指的是“很难用言辞与您应答”。很明显“以”为引进后面工具宾语“辞”的介词，结构上宜分析为“难（以辞与公相应）”。两汉之后，这类句子出现较多。例如：

（4）谓世衰难以德治，可谓岁乱不可以春生乎？（《論衡·非韩》）

（5）古无道者多，可以雷雨诛杀其身，必命圣人兴师动军，顿兵伤士，难以一雷行诛，轻以三军克敌，何天之不惮烦也？（《论衡·自然》）

（6）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三国志·魏书》）

从以上例子来看，不管是“难以”还是“可以”，“以”后面出现支配对象“NP”时，“以”的介词性最强。此时“NP”多为后面动作的工具、方式等，“难以”前面多为小句，“难+以+NP+VP”应分析为“（以+NP+VP）+难”。但“难”和“以”在线性顺序上邻近，常常同现的结果使得二者的距离被拉近。

由于上古汉语中，介词的宾语常常可以因为在语境中不言自明或在上文中已出现而被省略，因此“以”后的“NP”可以零形式的方式出现，形成“介词悬空”现象，构成非典型结构“小句+难词+以介词+VP”。例如：

（7）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于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锋，难以治棘刺之端。（《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8）居官数年，一切郡中为小治辨，然独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难以为经。（《史记·酷吏列传》）

例（7）中，“以”后面省略了“治棘刺之端”的工具“削（刻刀）”，即“以”的宾语由于在上文中出现而被省略了，句义可理解为“现在荆棘的尖端容不下刻刀的锋刃，所以他很难用（刻刀）来雕刻棘刺的尖端”。因此在分析时“难以”后面应该添补出宾语“之”，“以”仍应看作引出宾语的介词。例（8）中，“以”后面省略了宾语“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这件事情，属于在语境中不言自明而省略的情况，“然独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难以为经”可理解为“但是唯独减宣却能从小事办到大事，能凭借他的力量加以推行，当然很难把他的办法当作常法”。因此以上两例均可证明“以”后存在介词宾语的省略，此时的“难以”仍应理解为“难词+以介词”结构。要注意的是，由于此时“以”后面的支配对象空缺造成“以”字悬空，“难”与“以”在线性顺序上的距离实际上更加拉近了。

（二）第二阶段：“S非施事+难词+以介词+VP”的出现

“以”的支配成分还可提取到“难”字之前的主语位置上，形成“S非施事+难词+以介词+VP”结构。此时“难以”的主语S多由表示工具、方式的名词性短语充当，虽然“以”字悬空，但“难以”仍应分析为“难词+以介词”结构。例如：

（9）牛刀可以割鸡，鸡刀难以屠牛。（《论衡·程材》）

（10）十二圣相不同，前圣之相，难以照后圣也。（《论衡·讲瑞》）

（11）夫如是，儒书之文，难以实事，案附从以知凤皇，未得实也。（《论衡·讲瑞》）

从以上三例可以看出，“以”的宾语实际已提取到“难”字之前主语S的位置了。主语S，即“以”的支配对象多由表工具、方式的非施事名词短语充当。由于实际上句中仍然存在“以”的支配对象，“以”仍应分析为介词。但如李明（2016：35）所言，当“以”的介词宾语移至主语位置时，“以”虽是介词，但此时其作用并不是引进宾语，而是标记着“难以”前的主语是其后面VP所表示的动作的工具、方式、凭借、原因等。

总的来看，当“以”的宾语移至“难”前面的主语位置形成“S非施事+难词+以介词+VP”结构，实际上句子中仍然可分析出“以”的支配成分，因此这一阶段的“以”仍应分析为介词，“难以”应理解为“难词+以介词”结构，“NP+难+以+VP”应分析为“（以+NP+VP）+难”。但要注意的是，由于这时“以”字悬空，且支配成分离“以”较远，“以”后面的宾语位置空缺，“难”与“以”在线性顺序上距离上的进一步拉近促使“以”前附于“难”，为二者的词汇化提供了句法条件。

（三）第三阶段：“小句+[难+以/难以]+VP”的出现

当充当“难以”主语S的成分扩展为小句，此时既可以分析出“以”的支配成分，也可理解为“以”的支配成分不存在，因此“难以”存在双重分析的可能性。这一阶段又分为小句中施事不出现和出现两种情况。

首先来看小句中施事不出现的情况。这种情况在先秦比较普遍。例如：

（12）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左传·隐公四年》）

（13）堕党崇仇，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左传·哀公十二年》）

（14）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难以行。（《战国策·魏策二》）

以上几例中，“难以”前的成分都较复杂。此时“难以”有两种分析的可能性。以例（12）为例：一种分析为前面的小句“众叛亲离”整体作为“难以”的主语，看作“以”的宾语成分移至主语位置，即“难以众叛亲离济”，可理解为“因为众叛亲离所以很难成功”，“以”标记的是“难济”的原因。此时“难以”宜分析为“难词+以介词”结构。另一种分析为前面的小句“众叛亲离”只是陈述，“难以”的主语是一个泛指的施事，即“（某人）很难成功”，此时句中不存在“以”的支配成分，“以”不适合再看作介词，而是语法化为词缀，“难以”重新分析为“难以助动词”，相当于情态助动词“难”，其语义特征表现为[+费力]。同理，例（13）和例（14）中的“难以”也存在两种分析的可能性。一种理解是“以”为标记原因的介词，此时句义可以分别解释为“可能因为结党营私推崇仇人并且畏惧诸侯所以很难称霸”和“因为雪大没过了牛眼所以难以前进”。另一种理解是“难以”为一个词，此时句义可以分别解释为“可能（某人）很难称霸”和“（某人）很难前进”。总的来看，这种“难以”前面是小句的情况，小句成分越复杂，被看作“以”的支配成分的可能性越小，“以”的介词性越弱，“难以”的凝固度越高。

再来看小句中施事出现的情况。李明（2016：36）在分析“可以”时，提到“NP（施事）+VP1+可以+VP2”结构中，一旦VP1前出现了施事（即若“可以”前的小句中施事出现），再在“可以”之后添补“之”就非常勉强，这时“可以”宜分析为“可以助动词”。但本文认为就“难以”而言，若前面小句中施事出现，仍然存在两种分析的可能性。例如：

（15）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难以为相，持重。（《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16）陈平智有余，然難以独任。（《史记·秦始皇本纪》）

以例（15）为例，一种分析为“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可整体看作“难以”的主语，相当于“以”的宾语成分移至主语位置，“以”标记的是“难为相，持重”的原因。此时“难以”宜分析为“难词+以介词”结构，句义可理解为“魏其侯这个人骄傲自满，做事草率轻浮，因为这一点很难让他出任丞相，担当重任”。另一种分析就如李明（2016：36）所言，小句的施事主语“魏其者”可看作“难以”的主语，即“魏其者难以为相”，此时“以”没有可支配的成分，后面添补出“之”很勉强，“难以”重新分析为“难以助动词”，相当于情态助动词“难”，句义可理解为“魏其侯这个人骄傲自满，做事草率轻浮，难以出任丞相，担当重任”。

以上两种情况，S为小句的“小句+难+以+VP”结构中，不论小句中是否存在施事，由于主语位置上的小句整体可看作“以”的宾语成分，“难以”就具有分析为“难词+以介词”结构的可能性。又由于小句中的施事主语可看作“难以”的主语，或“难以”主语可看作一个泛指的施事，此时句中很难再分析中“以”的支配成分，因此“以”可看作完成语法化的词缀，“难以”又具有重新分析为“难以助动词”的可能性。总而言之，“难以”前面的小句成分越复杂，小句中的施事离“难以”就越远，悬空中的“以”的介词性就越弱，“难以”的词汇化程度越高。

（四）第四阶段：“S受事/施事+难以助动词+VP”的出现

当充当“难以”主语S的成分扩展为受事或施事，由于此时不能再分析出“以”的支配成分，“以”由介词完全语法化为词缀，又由于这是“难以”的句法结构也符合情态助动词“难”的结构特点，语义上二者可以互换，因此“难以”宜分析为“难以助动词”。具体来看，“难以”前的主语S为施事或受事的情况最早见于西汉《史记·本纪》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较多。这类句子中往往无法找到“以”的支配成分，“以”已语法化为“难”的词缀。因此这类句子中“难以”相当于情态助动词“难”。例如：

（17）吴王太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柰何？”（《史记·吴王濞列传》）

（18）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三国志·魏志》）

（19）袁子曰：诸葛亮，重人也，而骤用蜀兵，此知小国弱民难以久存也。（《三国志·魏志》裴松之校注）

（20）三军之士已饥，艾虽战胜克将，使刘禅数日不降，则二将之军难以反矣。（《三国志·魏志》裴松之校注②）

以上例句中，前两例“难以”前主语S均为受事，后两例主语S均为施事。如果把以上四例中的“难以”作为“难词+以介词”看待，那么介词“以”后面必须存在逻辑宾语，但显然以上例句要满足这一条件是困难的。并且以上例句的结构只能分析为“S受事/施事+难以助动词+VP”，而不能还原为“（以介词+NP受事/施事+VP）+难词”。正是由于此时句中均无法找出“以”的支配成分，因此可以判定“以”的介词性很弱，“难以”宜分析为“难以助动词”。

到了宋代，介词“以”和“难以助动词”的并用更加证明了“难以”词汇化的完成。

（21）后主虽能听从，然以资质之庸，难以变化，孔明虽亲写许多文字与之，亦终不能格之。（《朱子语类》卷56）

例（21）中，“以资质之庸，难以变化”指的是“由于资质平庸，后主（刘禅）很难有所改变”。这里前面单独出现的“以”是标记原因的介词，后面出现的“难以”中的“以”不可能重复为介词，因此“难以”更宜看作为一个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史记·本纪》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料可以说明这一时期的“难以”已完成词汇化，但并不能说明不存在“以”为介词的“难词+以介词”结构。相反，这两种形式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并不能因为结构形式上主语S由施事或受事充当，就直接判定“难以”为词，还需看上下文中是否存在“以”的支配成分，这才是判断“以”是否具有介词性，“难以”是否完成词汇化的最根本的标准。例如：

（22）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史记·留侯世家》）

（23）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世说新语·贤媛》）

以上两例中“难以”前的主语S均为受事，但“以”后面存在支配成分，“以”作为标记工具的介词性明显，只能看作“难词+以介词”结构，宜分析为“（以介词+NP+VP）+难词”结构。

刘利（1994）指出，“可以”在先秦汉语中既有“可+以（O）”的用法，也有作为双音助动词的用法。董秀芳（2002：34）认为先秦汉语中两类“可以”的并存只是说明了“可以”的词汇化完成的时间很早，但并不足以否定二者之间具有衍生关系。本文认为，“难以”同样如此。上古汉语中“难以”凝固成词后，“难以助动词”和“难词+以介词”成为并行不悖的两种表达方式。但二者“叠层”的现象并不能否定“难以词”是由“难词+以介词”结构演变而来的衍生关系。

总的来看，自两汉时期“难以助动词”产生之后，“难词+以介词”和“难以助动词”成为同时存在、并存发展的两种形式，本文将先秦至宋代这两种形式的使用频率汇总如下：

根据上表，最早的“难词+以介词”见于战国时期，但我们认为这一结构早在周代之前就已产生，只是由于现有的周代之前的文献材料缺乏，不能通过语料分析进行验证。理由有二：一是根据前文所述，情态助动词“难”的语法化过程完成于周代之前，因此情态助动词“难”与介词“以”组成的短语结构“难词+以介词”理应在周代之前就已存在。二是可发生重新分析的“小句+[难词+以介词]+VP”结构在春秋时期就有5例，由于这一结构中的“难以”即可分析为“难以助动词”，也可分析为“难词+以介词”，说明“难+以介”春秋之前就已存在。“难以”经过春秋时期的双重分析阶段，到汉代出现了完成词汇化的“难以词”，开始与情态助动词“难”的并存使用。

四、“难以”词汇化的机制和动因

关于“难以”词汇化的机制和动因，可以从结构、语义、认知三方面来看。

从结构上看，“难以”所处的句法环境的改变，及“介词悬空”现象直接导致其词汇化的发生。最初“难+以+NP+VP”结构中，由于“以”后面即为支配成分，“以”的介词性明显，其作用为引进宾语。当“以”的支配成分省略或移至主语S位置形成“以”字悬空”，构成“S非施事+难+以+VP”结构时，“以”后面NP呈空缺状态，“以”开始向“难”依附，为“难以”凝固创造了结构条件。虽然此时“以”仍为介词，但相对来说介词性减弱且作用变为标记“难以”前的非施事主语为后面VP的工具、方式、凭借、原因等。当主语S为小句形成“小句+难+以+VP”结构时，虽然“难以”存在分析为词和短语的双重可能性，但分析出“以”的逻辑宾语却越来越勉强，“以”的语法化程度越深。当主语S为施事或受事，形成与情态助动词“难”类似的“S受事/施事+难+以+VP”结构时，句中无法找到“以”的支配成分，此时“难以”已基本凝固。刘丹青（2004）曾指出“介词悬空”是造成汉语语法史上若干重要的语法化和词汇化的重要原因。而“难以”的语法化过程中，“以”字悬空为“难以”结构上的紧邻共现，乃至最终的凝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语义上看，“难以”的词汇化过程中伴随着介词“以”的语义脱离。董秀芳（2002：40）指出汉语双音词的词汇化过程中，语义上要有一定改造。其中最常见的几种形式之一为部分语义弱化或脱离。“难以”的语义演变即为“以”的语义弱化最终脱离。具体来看，由于“难”和“以”连缀使用的频率较高，而“以”字后又不带宾语，就使得“以”字的介词功能在使用者的语感中逐渐地弱化、收缩，最终只作为一个构词音节附属于“难以词”中，于是整个“难以”的语义也就自然而然地偏向了“难”的一边。这就是我们在语料中经常感到不管是结构还是语义上“难以”均等同于“难”的原因，因此“难以”和“难”可以相互替换。总而言之，“难”和“以”由两个单音词的连用到凝固为一个双音词，是“难”和“以”长期结合过程中“以”字被语义漂白（semantic bleaching）的结果，而“以”字后面不带宾语又是导致其语法化的最为直接的原因。

最后，“难以”的语法化机制中，还包括一个重要的认知机制—组块（chunking）③的心理过程。认知角度上看，句法单位变为复合词的过程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一个由心理组块造成的重新分析过程。当尽管不构成一个语法单位的两个词经常在一起出现时，语言使用者就有可能把它们看作一体来整体处理，而不再对其内部结构作分析，这样就使得二者之间原有的语法距离缩短或消失，最终导致双音词从原有的句法結构中脱胎出来。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先秦至宋代23部经典文献的穷尽式调查和分析，探究了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汇“难以”的来源、词汇化过程和词汇化机制、动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难以”是由短语结构“难词+以介词”发生词汇化演变而来的，属于跨层结构的词汇化。第二，周代之前伴随着汉语中的估价类情态助动词“难”的产生，短语结构“难词+以介词”也随之产生。最初“以”多作为引出工具、方式、凭借、原因的介词使用，此时S多为非施事名词短语。随着介词“以”后面的宾语省略或移至主语位置造成“介词悬空”现象，由于宾语的空缺，“以”逐渐向“难”靠拢。当S扩展为小句时，“难以”往往具有双重分析的可能性，既可以分析为“难以助动词”，也可以分析为“难词+以介词”。到了汉代，当S进一步扩展为受事或施事时，“以”由介词完全语法化为词缀，“难以”终于粘合为词。之后完成词汇化的“难以助动词”与情态助动词“难”的共同使用，沿用至今。第三，关于“难以”词汇化的机制和动因，从结构上看主要是受“以”字悬空的影响；从语义上看主要是“以”字的语义逐渐被漂白、最终脱离的结果；从认知角度上看主要是“组块机制”的作用。

注释：

①介词直接用在动词前，传统语法称为宾语“省略”。

马建忠、吕叔湘（1982：50）、郭锡良（2005：238）、刘丹青（2008：105）都曾谈到这种现象。例如《马氏文通》曾指出：“‘以字先乎动字，间蒙上文而不言所司。”用生成语法理论来看，这种现象被称为“介词悬空”。

②裴松之（372-451）乃东晋人。宋文帝以陈寿所著

《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因此裴松之所校注内容也可算作魏晋南北朝语料。

③根据Miller（1956）、陆丙甫（1986）、董秀芳

（2002：45），人在理解语句时，都是一边听一遍及时处理，把能够组合在一起的就尽量组合在一起，这种处理方式就是认知心理学中所说的“组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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