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冰清

摘 要：《汉语史论集》收录了郭锡良先生关于汉语史方面的四十余篇论文，其中涉及词汇、语法、音韵、训诂以及文学语言，对汉语史的发展做了粗略的勾勒。本文主要评述郭氏论集的语法部分，将其依照词法与句法、语法研究概述、语法要素的演变以及语法演变的机制归类，以期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希望能为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汉语史；语法；语法化；述评

中图分类号：H141 文献标识码：A

《汉语史论集》是郭锡良先生关于汉语史方面研究的文集，系统地展示了作者在汉语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及见解，是研究汉语史的一部重要参考文集。他在《序言》中言及三方面：一为探讨某些语法现象的发展；二为对某些语法现象从体系上进行重新认识，既有宏观，也有微观考查；三为研究方法的探索。而对汉语语法史的研究，可略分为两个阶段：鉴别史料的真实性和关联新旧史实。第一阶段暗含史料的核实与史实的构建两个环节，第二阶段又可分为说明关联与验证两个环节。下面将参照具体论文详述郭氏论集中关于汉语语法史的研究。

《汉语史论集》中涉及语法的篇目较多，从《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至《汉语介词“于”起源于汉藏语说商榷》，共计22 篇。

一、依照词法与句法分类

词法部分的篇目有：

（1）《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和发展》。

（2）《从单位名词到量词》。

（3）《古汉语词类活用浅谈》。

（4）《先秦语气词新探》。

（5）《试论上古汉语指示代词的体系》。

（6）《关于系词“是”的产生时代和来源的几点认识》。

（7）《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

（8）《远古汉语的词类系统》。

（9）《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

（10）《介词“以”的起源和发展》。

（11）《汉语的同源词和构词法》。

（12）《先秦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发展》。

（13）《古汉语虚词研究评议》。

（14）《先秦称数法的发展》。

（15）《汉语介词“于”起源于汉藏语说商榷》。

句法部分的篇目只有《远古汉语的句法结构》一篇，郭氏主要分析其句式的差异，如谓语不同的句式、复杂动词谓语的句式、主语不同的句式、非主谓的句式、多宾语的句式等，而用例取自甲骨刻辞，初步具备了汉语句法系统的基本特点与格局。

郭氏的论述偏重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词的发展，注重“源”与“流”，抑或是“流向”，郭氏着眼于某类词的发展脉络，涉及虚词语法化的问题。如《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中，从甲骨文“于”字的用法，用为动词始，到西周金文中“于”字结构紧接动词后的频次较高，再到先秦典籍中介词“于”的几种变体，论证了春秋战国时期介词“于”向语素方向虚化，直至汉代以后介词“于”开始衰亡，进一步虚化。这一过程，肯定了介词“于”来源于“去到”义的动词“于”。而笔者以为，语法化是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工具与手段，借助语法化这一途径，能辨明语法史发展的流向，上可追本溯源，下可找寻现代汉语词汇的直接来源，或由实词虚化为现代汉语所习用的词汇。这也存在不少争议，如《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一文，对系词“是”的产生时代看法不一，从方法论角度辩驳了探讨系词起源中出现的诸如从今译出发、利用古注、互文等训诂方式、利用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律作为依据等问题。

古代汉语的句法结构自成体系，较之现代更为简单，这一句法体系立足于大量甲骨刻辞语料，构建了古代句法体系。

二、语法研究概述

语法研究的概述包含研究述评（评议）、简评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详列如下：

（1）《古汉语语法研究刍议》。

（2）《马建忠和<马氏文通>》。

（3）《四十年来古汉语语法研究述评》。

（4）《再谈马建忠和<马氏文通>》。

（5）《古汉语虚词研究评议》。

（6）《古汉语专书语法研究漫谈》。

汉语语法史概览，立足于历时平面的语法研究，将古代汉语语法置于一个完整而独立的系统中，涵盖特定时代的语法特色以及断代语法的特点，辅以研究方法，同时也论及语法研究中的某些问题。郭氏在评议时较为中肯、客观，可笔者认为，某些观点似乎有失偏颇。郭锡良先生认为，训诂学对古汉语虚词研究具有消极影响，并且指出传统的训诂方法有许多是不科学的，它对作为现代汉语语法学的古汉语虚词研究是从根本上不适用的。但笔者认为，训诂、语法古已不可分，古代的语法研究大多散见于训诂著作中，而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并非一蹴而就，其中不少语法概念的表述来源于古代训诂著作，《马氏文通》之前已有不成熟的语法概念的表述，这是毋庸置疑的，因而不能忽视训诂对语法是具有积极影响的。人为地割裂训诂与语法的关系，这是不可取的，脱离了古代汉语语法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是不完整的，而脱离了训诂的古代语法也将失真。郭锡良先生还提及《尔雅》创立的释词方式用来训释虚词，不可能表达不同虚词之间的不同语法意义和语法作用，认为把引古注、考异文、据互文这些训诂式虚词训释当作解决疑难、作出结论的办法是不妥的。而笔者以为，恰恰是训诂式的训释才是语法研究中重要的语料，具有其他语料所不能替代的价值。在经籍中的训诂材料保留了语料最初的样貌，因训释而流传至今，更符合古代汉语语法的实际。诚然，训释的时代局限性不可避免，而不少现代汉语语法学研究中以古律今的现象似乎更不可取。郭氏的理论基础在于中国古代不存在语法学，进而否定作为古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经籍资料，致使进一步否定训诂学对语法的价值，剥离二者的关系，有刻意为之之嫌。

专书语法研究与断代语法研究，作为汉语语法研究史中相辅相成的两部分，断代语法研究为专书语法研究做了补充，而专书语法为断代语法提供了语料。专书语法研究多以词法与句法两部分展开专题研究，缺乏依照系统所进行的选择专书的某部分语法成分、语法结构作穷尽式的研究。方平权论及专书语法研究时援引龚千炎先生在《中国语法学史稿》中的观点“有了专书语法研究的基础，再作同时代的综合归纳，一部断代语法就出来了，几部断代语法进行历史的联系比较，就成了一部材料丰富的汉语语法史。”即断代语法的历时比较研究便是汉语语法史，而郭先生曾提出“三个结合”的研究方法：成分分析和层次分析结合；方言语法、古汉语语法和汉语史结合；纵向的历史探讨和横向的专书研究结合。这种方法具有可行性，但同时也具有一定难度。

三、语法要素的演变（来源、发展）

主要为语法现象的发展演变规律，处于汉语语法史研究的第一阶段，着眼于核实史料。详列如下：

（1）《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起源与发展》。

（2）《试论上古指示代词的体系》。

（3）《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论争的几点认识》。

（4）《先秦汉语构词法的发展》。

（5）《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

（6）《介词“以”的起源和发展》。

（7）《先秦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发展》。

（8）《先秦称数法的发展》。

（9）《汉语介词“于”起源于汉藏语说商榷》。

汉语中语法现象的发展演变规律，以语料的核实为基础，从而重构语法体系，如《试论上古指示代词的体系》一文，郭先生从外语（日语、越南语）和方言（上海话、常州话、湖南洞口话、江西龙南话）揭示指示代词体系的地域性，尤其是除近指与远指外的第三种指示代词所构成的独特的语法体系。其后，以先秦十几个指示代词的语法意义和语法作用间的差异重构上古指示代词的语法体系：

郭氏经由以上得出结论：上古汉语的指示代词既在语音方面体现其系统性，又在语法意义、语法作用方面体现出自己独特的体系。郭先生对汉语语法史研究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他将方言语法、古汉语语法和汉语史结合，冀求全面展示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全貌。笔者以为，将历时平面与共时平面的语料融合为一，以归纳法总结语法现象，进而更深入地架构语法体系，偏重于整体而忽视前后勾连。寻找共时平面与历时平面的交叉点，建立关联，使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日趋完整，而非碎片化语料的堆叠。

四、语法演变的机制——语法化

汉语语法史研究机制为语法化，语法化为汉语语法史的研究中的一环，为语法史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并且是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

涉及语法化的篇目有：

（1）《介词“于”的起源和发展》。

（2）《介词“以”的起源和发展》。

虚词的语法化问题，即实词的虚化，至关重要的是过渡阶段的语料鉴别。寻求语法化的中间阶段，辨明共存时期与分化时期语料的差异，从而把握语法发展的脉络。共存时期的语料大多交叠，混沌不明；某类虚词的语法化过程中必将经历这一阶段，这一阶段同一个词有不同的变体，表现在书写的差异上。分化后，处于共存时期的某一变体取代原有的词，直至逐渐虚化，或成为语素，不少虚化后的词最终衰落或消亡。如《介词“以”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以”由甲骨文时的动词虚化为介词，春秋时期有部分虚化为连词，经过作为连词、介词共存的阶段，进一步虚化为固定结构，转化为构词语素。语法化的进程不是突变的，而是单向、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它的发展遵循一条主线，而中间交错多条副线，副线最终汇于主线。因此，郭氏提及梅祖麟的观点：“语法化一般是单方向的，只有动词虚化为介词，没有介词实化为动词的。”汉语语法史的研究亟须借助语法化这一手段，依“源”探“流”，对语法演变机制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有利于史实的构建，也为汉语语法史提供方法论。笔者以为，语法化只是一类现象，因为语言是不断发展演变的，语法化的进程是对语法史体系的重构，也是对某类语法现象的再认识。郭先生曾详细论述过语法化问题，他批驳了当前凡是古代汉语语法研究必然与语法化牵扯不清的现象：“而是在某些场合形成了一种潜在的意识流， 似乎研究古代汉语语法，不谈语法化就脱离了本领域的研究主流。”因此，他在文章中提出了语法化研究中的一些现象和问题：①汉语语法“ 离开了语用范畴就没有办法讲句法”；②用语法化研究涵盖整个汉语历史语法研究；③把前人在传统框架内讨论得比较充分的语言事实， 用语法化的名词术语重新包装。最后，郭先生提出：“我们必须看到， 语法化理论有其特定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范围， 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依笔者之见，语法化并不是汉语语法史研究的全部，应当是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中的一个过程，一种方式与手段，也不可将其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

五、结论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汉语语法史的研究，离不开训诂材料，语法与训诂相辅相成，训诂材料多存在于经籍中，保留了最初的样貌，还原了语料真实的面目。虽然经籍以解经为目的，受时代局限性的影响，但是脱离训诂的古汉语语法材料是无本之木，必然会失真。笔者以为，训诂材料，尤其是注疏语法研究，可以作为汉语语法史研究的一部分，此外，简牍文献语法研究也可作为断代语法研究的一部分，可填补语法理论的空白。

第二，历时平面与共时平面语法研究的交叠，借助语料的比照，重构语法体系。同时，建立历时与共时平面的关联，促使汉语语法史研究趋于完整。立足于历时平面，研究某类词的发展演变规律，从“源”入手，把握词类发展的“流向”，在“流动”的发展脉络中，建构各个词类独立的语法体系，以历史的视角看待汉语语法史。但其中缺乏独立的语法体系间相关联的体系的构架，分“流”的过程中，遗失相关性语料的分析。

第三，语法化，作为汉语语法史研究的辅助工具存在，是一类现象，即实词的虚化现象。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寻求过渡阶段。处于过渡阶段的词具有不同的变体，进而辨别语料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经历语法化后，共存时期的某一变体取代原有的词，直至逐渐虚化，或成为语素，大多数虚化后的词最终衰亡。正因为语言是不断发展演变的，语法化的进程是对语法史体系的重构，也是对某类语法现象的再认识的过程。

第四，不应以今律古，以西方之语法强加于汉语语法。汉语语法有其自身的特色，如语序和虚词是其语法手段。我们并不否认对西方语言学的借鉴，但植根于古代汉语语法学的汉语语法应保留某些不符合西方语法规则的部分，尤其是承袭自古代汉语语法学语料中的特殊概念。而学术界否定中国古代存在语法学，笔者以为，这显然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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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平权.让古汉语语法学从传统训诂学的樊篱中解脱出来——郭锡良先生古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与实践[J].云梦学刊，1996，（3）.

[3]郭锡良.也谈语法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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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序达.林序达汉语史论集[M].成都：巴蜀书社，2009.

[6]四川大学汉语史研究所.汉语史研究集刊[M].成都：巴蜀书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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