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柱 林奕濠

内容提要：针对因技术调查官角色定位不明确带来的“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困境，通过微观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上的制度变迁观点，运用比较分析法对比了域外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在知识产权审判技术事实认定中辅助角色定位的优劣，并结合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案件运行数据，同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述中国技术调查官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角色定位。技术调查官应定位于法官的“技术助手”，在各项具体职责中恪守“有限参与”原则，止于技术事实认定边界。

伴随着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技术调查官”被引入知识产权诉讼中，备受关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了《关于知识产权法院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家知识产权法院也出台相应规定①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于2015年10月出台了《技术调查官工作规则（试行）》《技术调查官管理办法（试行）》《技术调查官回避实施细则（试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于2015年10月出台了《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工作规则（试行）》《技术调查官管理办法（试行）》；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于2015年3月出台了《关于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活动的暂行办法》《技术调查官选任和管理办法》《技术调查工作规程（试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技术调查官制度基本框架。目前，技术调查官的身影从最高人民法院和三家知识产权法院的密集出场，逐渐拓展至成都、南京、苏州和武汉等知识产权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