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

摘 要：作为儒家文人的典型代表，扬雄从为君、为臣、为民三重角度阐释了他廉政思想的整体体系和总体要求，把抑奢尚俭、崇廉戒贪、师德友仁等廉政理念贯穿于自己的思想和文学著述中，给后人以劝诫。扬雄的廉政思想与其生活经历和所处时代紧密相关，也是他廉洁修身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扬雄；廉政思想；道德

中图分类号：B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8）04-0086-05

扬雄，生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卒于新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思想家。在两年多年的中国历史长河里，扬雄的思想和学说一直占有崇高地位。他秉持儒家道统，以儒家伦理思想作为道德规范和教化理念，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政治主张，影响至深。曾巩《新序目录序》曾推崇云：“自斯以来，天下学者知折衷于圣人，而能纯于道德之美者，扬雄氏而止耳。”[1]177其中，以仁义、礼乐为核心的廉政思想是扬雄思想中的重要论题，闪烁着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思想光辉。

一、扬雄廉政思想的三重视角

“廉政”内涵广博，从国家层面来说是一种政治文明形态，而国家又是群体人民的共同体，因此“廉政”系人所共有。扬雄的廉政思想以人为关键，着重从为君、为官、为民三个角度阐述如何做到廉正与纯洁。

首先，他认为为政以德是人君的基本素养。扬雄42岁出蜀入京，受人举荐任汉成帝侍郎，后除给事黄门郎，伴随皇帝左右，当看到成帝好大奢靡，就作四大赋以劝谏。如《河东赋》的写作缘起是成帝祭后土仪典结束，率群臣登览游历：“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扬雄陪侍在侧，“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在赋中，他用直截明了的语言激励劝进成帝奋发向上，希望成帝“轶五帝之遐迹兮，蹑三皇之高踪。既发轫於平盈兮，谁谓路远而不能从”[2]71-81。而要达到三皇五帝时的清明政治，国君的品德至关重要，不仅能起到垂教子民的作用，还决定了国家安定繁荣的走向。扬雄强调国家安全取决于君王的道德而非河山险固，即“在德不在固”[3]230，而德化是礼乐教化的首要环节，《法言·问道》云：

或问“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请问“礼莫知”。曰：“行礼于彼，而民得于此，奚其知！”[3]112

当权者在上面实行道德，老百姓跟着在下面践行，这种礼制承化潜移默化，效果明显。“惠以厚下，民忘其死”[3]241，君上仁爱待下，百姓才会舍身念君。所以国君需要不断完善自我修养，为政以德，即“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3]540。人君尚德可得民心，而得民心者得天下。

其次，積德守正是为官者的从政品质和风范。扬雄一生仕途不显，《汉书》本传云：“当成、哀、平间……雄三世不徙官。”[4]3583他大部分时间担任侍郎、太中大夫这类无实权的官职，但他对吏治却有着十分鲜明的观点。如果国家是一辆车子，国君是车上的华盖，那么官员则是车轮，负责国家这辆车的运转，承载着车上的人向前。《法言·孝至》云：

或问“君”。曰：“明光。”问臣。曰：“若禔。”“敢问何谓也？”曰：“君子在上，则明而光其下；在下，则顺而安其上。”[3]538

君主用高尚道德照耀臣子，而为臣者应忠顺、安定其君主。这里所谓“忠顺”“安定”是对官员品质的要求，是从政者廉洁守正的结果。这样的官员应“不遁于世，不离于群”[3]303“上交不谄，下交不骄”[3]90。有人认为做官是借势而传名的手段，扬子反驳道：“君子德名为几。梁、齐、赵、楚之君非不富且贵也，恶乎成名？谷口郑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岩石之下，名振于京师。岂其卿！岂其卿！”[3]173君子应积德为名，梁、齐、赵、楚等诸侯有财富和权势，但其名不传；而躬耕谷口岩石之下的郑子真守道履德、志节不屈而名振京师。为了明确官员的职守和道德规范，扬雄还写有十二篇《州箴》、二十一篇《官箴》，从官职的历史沿革细述各级官员的职责及应具备的政治品质。《冀州牧箴》：“治不忘乱，安不忘危。”[2]315《并州牧箴》：“太上曜德，其次曜兵。”[2]342在掌管官爵等次的《大鸿胪箴》中则明言提拔官员应“迁能授官，各有攸宜”，如此才能“主以不废，官以不隳”[2]360。在掌管供给的《少府箴》中强调从俭戒奢：“嗜不可不察，欲不可不图。未尝失之于约，常失之于奢。”[2]381扬雄从立身积德和为官守正两个方面规定了从政者的主要素质。

第三，修身正己是每个人都应践行的道德操守。扬雄认为孔子的儒家学说是治国安邦、论学修身的最高真理，而儒家思想的“人治”有两个特征，一是注重“以修身为本”，通过修身塑造理想人格，扬雄同样重视人的修养问题。他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3]85《法言·修身》云：

或问：“何如斯谓之人？”……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3]96

分别从语言、行为、容貌、爱好四个角度论述修身后的效果表现。它如“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3]107“言不惭，行不耻者”[3]108均是对人格修养的高度评价。先秦儒学的第二个特征是讲求“内圣外王”，具体到治国则体现为反对酷政的人道主义精神，扬雄的政治主张也有一种同情农民、为民请命的人道精神，他多次强调当权者应体察民情、维护生民，“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尚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3]571。“君人者，务在殷民阜财，明道信义，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晏也”[3]557。他还认为朝廷与百姓的关系就像父子，两者紧密相联：“譬诸父子，为其父而榷其子，纵利，如子何？”[3]241若父亲向儿子征利，即使父亲得益，儿子又能怎样呢？最终是双方互损。

要之，扬雄站在国家治理的立场上，从儒家传统的德治思想出发，阐述了为君、为官、为民的职责和道德品质，整体上形成了他的廉政思想体系。

二、扬雄廉政思想的具体内涵

扬雄的廉政思想不仅具有针对性，还有很多内容具备普适性，他在《连珠》一文中提到“天下有三乐”，分别为：“阴阳和调，四时不忒；年丰物遂，无有夭折；灾害不生，兵戎不作：天下之乐也。圣明在上，禄不遗贤，罚不偏罪；君子小人，各处其位：众人之乐也。吏不苟暴，役赋不重；财力不伤，安土乐业：民之乐也。”[2]236-237这里就包涵了民本、和谐、任贤、吏治、礼教、节用等廉政理念。

（一）抑奢尚俭，民惟邦本

节俭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历史上对俭朴的陈述不胜枚举。扬雄则从帝王尚俭的高度斥责其奢侈成风，体现了一贯的民本思想。《羽猎赋》为扬雄初入京师之作，他随侍汉成帝郊猎，见识了帝室对宫囿、人力的靡费，于是赋以讽谏，认为汉朝从武帝开始设上林苑，已是“游观侈靡，穷妙极丽”，到成帝时更是“尚泰奢丽夸诩”，并指出帝王奢靡的根源是满足私欲，于民取利。为此，他引用了《孟子》齐宣王与孟子的对话来阐明：“文王囿百里，民以为尚小，齐宣王囿四十里，民以为大：裕民之与夺民也。”[2]83帝王节俭抑奢，不仅吏治清明、为百姓减轻负担，还能以个人示范作用形成天下归本的俭约风气。在《逐贫赋》中，扬雄用诙谐的方式赞美清贫成就人的美德，而奢侈往往带来黑暗“季世”；《将作大匠箴》称颂周宣王建造宫室有俭约之制：“《诗》咏宣王，由俭改奢。”[2]385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扬雄的尚俭并非简单的限制奢华。在他看来，过分的奢侈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伤害，但国家政治的优劣，并不取决于礼文形式的繁俭或生活奢贫，而在于仁义道德的高下。俭朴是一定条件和同等时代的品德标准，但不能泥古不化，一味地与古人比较奢俭。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日渐丰富，其奢華程度必定较古人为甚，俭朴则需因时而论：“各亦并时而得宜，奚必同条而共贯？”[2]88扬雄对奢、俭的辩证法观点区别于前人，是一种历史进化观。

（二）崇廉戒贪，澹泊晏如

左思《咏史》其四：“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扬雄在朝任职三十载，仕途上始终默默无闻，他恪守的是“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人生态度。当朝中人讽刺他累世而不迁官、不得高位之时，他作《解嘲》以驳难，反讽世上庸夫哗众取宠，奇异之士不能见容。他曾说：“圣人重其道而轻其禄，众人重其禄而轻其道。”[3]251人不能贪求、妄求，《长杨赋》：“人君以玄默为神，澹泊为德。”[2]117一旦欲望过盛，则可能引起杀身灭族的危险，《太玄赋》：“奚贪婪于富贵兮，迄丧躬而危族。”[2]138扬雄所处的时代是可以靠经师身份争禄骛利，用学术知识依附政治的时期，但他选择了追求纯粹知识、著书立说来完成人生理想。他说：“纡朱怀金者之乐，不如颜氏子之乐。”[3]41与富贵为官相比，他更愿保持人格独立和道德自修。

扬雄为官不贪恋富贵，清白做事，还主张向古代廉洁之士学习。《法言·问明》：“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不慕由，即夷矣，何毚欲之有？”[3]200以许由和伯夷等高洁之士为榜样，不作苟且的行为来显身扬名和求取利益，那就能戒掉贪婪的欲望。有人问及近世名臣，扬雄回答说：“若张廷尉之平，隽京兆之见，尹扶风之絜，王子贡之介，斯近世名卿矣。”公允、见识、清廉和耿介是扬雄心目中官员的理想品德。又有人问古代名臣、名将的样子，他回答：“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义”[3]476，表现了他对廉官的强烈渴求。

（三）师德友仁，治以礼乐

德治是扬雄廉政思想的核心，他重视和发展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意义。首先，他将仁、义、礼、智、信归纳为最高的道德观念和素质。《法言·修身》云：“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3]92其次，他将伦理与政治相结合，认为礼乐是治理国家的基本制度，礼义是人君应遵循的道德教化。《法言·问道》：“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3]111他“把老子的‘道德改造成从属于儒家的概念，用以表示宗法思想支配下的治国修身之道”[5]198。《太玄赋》：“张仁义以为纲兮，怀忠贞以矫俗。”[2]140即通过制作礼法提倡社会仁义之风。《羽猎赋》建议人君“建道德以为师，友仁义与为朋”[2]89。而具体的德治纲领包括：“君子为国，张其纲纪，谨其教化。导之以仁，则下不相贼；莅之以廉，则下不相盗；临之以正，则下不相诈；修之以礼义，则下多德让。此君子所当学也。如有犯法，则司狱在。”[3]295-296治国以礼乐为先而法为后，这样的国家方可“为政日新”。第三，他把仁义道德作为所有人的立身准则。他说“君子贵迁善”[3]31，人当培养善良的品德；“吾闻先生相与言，则以仁与义；市井相与言，则以财与利”[3]35，讲求仁义是君子区别于小人的表现；“謣言败俗，謣好败则，姑息败德。君子谨于言，慎于好，亟于时”[3]193，从正反两面强调个人行为应符合礼义规范。这样才能做到如君子般“纯沦温润，柔而坚，玩而廉，队乎其不可形也”[3]503，即品质如玉，性格刚柔并济，行为圆通端正。

三、扬雄廉政思想的形成原因

扬雄廉政思想的形成与其生活经历和所处的时代状况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他儒家文人身份的独特表现。

（一）小自耕农出身的实际诉求

如前文所述，扬雄在仕途上并不显达，而他的家境也不富裕，《汉书·扬雄传》称其“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颜师古注引晋灼曰：“一廛，一百亩也。”到晚年更为穷困：“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4]3513-3514所以扬雄“就出身于一个有田百亩的典型的自耕农家庭”[5]14。农民生活的来源主要是庄稼收成，他们最担心的一是天灾，会使农田颗粒无收；二是恶劣的吏治，尤其是贪官污吏。汉代的地方官吏对农民享有治理权，某些酷吏劣官常借手中权力非法侵蚀农民利益，贿赂勒索更是常事，人民不堪其扰。扬雄身有同感，他指出行政失策与吏治腐败是滋生农民反感的源头。《法言·先知》云：

或问“民所勤”。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谓三勤？”曰：“政善而吏恶，一勤也；吏善而政恶，二勤也；政、吏骈恶，三勤也。禽兽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谷人不足于昼，丝人不足于夜之谓恶政。”[3]290

扬雄十分肯定的是政治善恶与人民的生活休戚相关，他渴望文吏、廉吏的出现，认为好的政治是让百姓怀念的“思政”，它应是“老人老，孤人孤，病者养，死者葬，男子亩，妇人桑之谓思”，而“思政”的建立产生自从政者本身的高尚修养：“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3]286扬雄对于廉政行为的规划反映出一个农民的实际诉求，他描绘了一幅欣欣然的和谐政治图景：“使之利其仁，乐其义。厉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之谓日新。”[3]290

（二）汉代察廉选吏的制度要求

孝廉制度是两汉历史上的重要政治制度，它通过考察人的孝廉程度举荐人才，充实汉王朝的官员队伍，之后又有“察廉”、“举廉吏”等名目，可见汉代对官员廉洁奉公是非常重视的。孝廉制度创始于汉武帝时代，《汉书·武帝纪》载：“元光元年（前134）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所谓“廉”，颜师古注云：“廉谓清洁有廉隅者。”[4]160其实早在汉文帝时，已经表达了对廉吏的称扬，文帝曾下诏说：“廉吏，民之表也。”[4]124后来的“察廉”、“举廉吏”就是为报请上级迁补属官的科目。所以“廉”不仅是士子进入宦途的重要品质，也是得以升迁的必备素质，受到国家上下的一致认可。扬雄与举孝廉者曾有过广泛的接触。据扬雄《答刘歆书》所云，在作方言词汇著作《方言》时，他的语言调查方法就是“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2]264。这些廉吏为汉代吏治带来了纯洁的社会风气，开创了士人政治的新局面，符合扬雄心中的廉政理想。客观上讲，这类“察廉”制度为扬雄的廉政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

（三）儒家文人官员的道德追求

扬雄仕宦主要经历成、哀、平三世及王莽新朝。汉代在成帝后已进入儒生型政治，王莽也是儒生出身，他建立新朝的政治改制，都是纯儒复古政策的体现。扬雄早年受到儒家思想的系统教育，入京后以辞赋获名，社会政治理念服膺孔学，治学上模仿儒家经典，强调个人修身之道，是一名比较纯粹的儒生学士。所以他的廉政思想蕴含着儒家文人的道德追求。比如节俭，汉武帝后帝室普遍奢靡，儒生力主俭约治国，扬雄曾多次言及尚俭戒奢的重要性，尤其反对帝王、豪族和官吏的穷奢极欲，主张勤俭节约。再如论述礼乐制度，他把礼治提高到国家制度的层面，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伦理学说，也反映了儒家文人以德治国的基本理念，折射出西汉后期儒生政治的特点。

揚雄自己的人生态度也践行了他澹泊修身的道德理想。西汉时期的儒学已经改变了先秦儒学的特质而成为政治的附庸，掾吏儒生进谶迷信虚妄，经学博士论学琐屑功利。扬雄自觉地与政治保持疏离，“把知识作为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石，孜孜不倦地终身追求，为此不惜抛弃富贵功利与当世浮名，忍受毕生的寂寞穷困，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人生形态在扬雄之前从未有人做到过”[5]93。在物欲盛行、利欲熏心的时代，扬雄始终注意廉洁修身，努力提升思想道德境界，他认为：“群言之长，德言也；群行之宗，德行也。”[3]543应该说，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浸淫和自身不慕荣利、好学求智的性格形成了扬雄廉政思想的主要内涵和特征。

扬雄的廉政思想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干，结合其自身对人格修养的认识，发展成为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政治主张，在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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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王学青